去年我办理完内退手续，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工厂，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事和工友，也告别了熟悉的政工工作。我从1972年被重庆市国防工办任命为厂团委副书记开始政工生涯，至2002年内退，在政工岗位上整整干了30个年头。在这30年里，除团的工作外，还先后担任过组织干事、理论教员、纪检办主任、车间科室的党支部书记、宣传部长等工作。回顾这30年风风雨雨的政工生涯，尽管有"十年政工一场空"的说法，可是我无怨无悔。值得庆幸的是，30年里也不是一无所有，还留下了三件有特殊意义的纪念物：奖状、眼镜、剪报簿。
　　要说奖状是个纪念物，可能会遭到一些人的白眼讥笑。都什么年代了，奖状能值几个钱?何况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假钞票、假文凭都可以造得以假乱真，虚假的奖状满天飞，那几张奖状有什么含金量，连废纸都不如。可是我珍惜这些奖状，小心翼翼地搬回家。翻看着那一本本镏金的红色证书，有上级部门表彰的"先进宣传工作者"、"最佳优秀通讯员"奖状，有单位颁发的"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生产工作者"奖状，也有自学成才的奖状等等。这些奖状凝聚着自己多少辛劳汗水，记录着多少在政工岗位上所作的平凡又不平凡的事情呀。就拿那张兵器工业部纪检监察局颁发的优秀论文奖状说吧。那年我在厂纪检办、监察处工作，办理了有关企业供应采购的案子。为了深入了解案情，我们顶着骄阳，忍着酷热，在重庆市场搞调查研究，摸清了采购工作中吃回扣、影响产品质量、损害企业利益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写出的文章用事实数据说话，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冠冕堂皇的语言，只是叙述在企业供应采购工作中如何发现和堵住漏洞，防止贪污现象的发生。当我在天津论文发表会上宣读论文时，获得与会者的一致好评，也被评为优秀论文，受到部局的表彰。尽管这篇论文没有带给我一分钱奖金，但是我把这张奖状看得很重。因为我们的工作得到上级和同行们的肯定，认为有创意，有实际操作价值，对堵住企业物质采购工作中的漏洞有帮助。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就够了。如果换成市场经济用语来说，这张奖状就是无声的告诉人们，政工工作能够为企业堵住漏洞、降低成本、增加效益。能够当这样的政工干部，有这样多的认可和肯定，我感到自豪。
　　由于自小眼睛就近视，戴了无数副眼镜，其他的戴过就扔了，没有保存价值，惟独有两副眼镜我当成纪念物保存下来。这两副眼镜是我当铆焊车间支部书记时戴的。镜片上凹凸不平布满麻麻点点，是滚烫的砂轮砾和铁渣造成的。当时午间生产任务繁重，毛刺工补焊工缺乏，严重影响工厂的生产进度。作为车间政工干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大胆地提出打破工种界限，组织全车间后勤人员和气割、冷作工人突击焊件毛刺和补焊，确保成品的交验和工厂生产进度。我的提议实际上是自找麻烦。那时没有实行工改，车间后勤人工作清闲、工资相差不多，让他们去干又脏又累的毛刺补焊工作，不但要做大量说服教育工作，而且车间领导干部必须身先士卒，带个好头。我看到这点，就在给各后勤班组下达毛刺任务时，给我们三个车间领导也明确了毛刺补焊任务。在突击中，我们的汗水和工人们流在一起，我的眼镜片就是打毛刺时，被手动砂轮转动飞溅的砂砾铁渣打毛的。自此以后，每当生产任务紧急时，我们就和工人们一起突击，一次次地确保了工厂生产任务的完成。虽然我早已离开了这个车间，但是这种习惯已经形成，沿袭至今。我把这两副被打得麻麻点点的眼镜当成宝物，实在是因为它带给我太多的感受和记忆。
　　作为一个政工干部，我的第三件纪念物是笔耕的产物：在大小报刊上面发表的各种文章，包括论文、通讯、消息、特写、调查报告、随笔、图片报道等。开始我并没打算保存这些。看到一位同事把发表的文章仔细地剪下来，粘贴到剪报簿，就像爱惜自己的幺儿一样。我也得到启发，每见报一篇文章，也收集到剪报簿里，到后来居然收集了几大本。这里面，有在《中国监察》杂志发表的论文，有在《中国兵工》杂志，《中国机电日报》、《重庆日报》《企业文明》等报刊发表的消息、通讯，也有两度获得《中国兵器报》年度评比一等奖的通讯文章。在当政工干部的年月里，我勤奋巧作，用手中的笔为企业两个文明建设鼓和呼。我写过那些作出成绩的企业领导干部，更多的是写那些基层的共产党员、班组长和普通的职工，歌颂他们的尽职尽德，激励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也写过企业工作中的教训和失误，警醒更多的人不犯类似错误。也可能一时各种报刊上稿比较多，同行赞誉我是高产快手。我认为自己天生不是写作的料，无非是当了政工干部，勤快一点、尽职一点而已。现在，每当我重读这些文章，欣赏自己劳动的成果和产品时，总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实在，为企业为职工作了应作的事情，对得起政工干部这个灵魂工程师的称号，也对得起高级政工师的职称。
　　从工厂内退后，我又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政工生涯的三件珍贵的纪念物将终身伴随着我，鼓舞我继续为社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