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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忠，原名罗铮，80后，复旦大学文学硕士，江西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美文》《散文选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海文学》《鹿鸣》《文学报》《红豆》《百花洲》等报刊，入选多个选本。现居南昌。
天微蒙，星光渐次退场。公鸡挨个打鸣，划破整夜的沉寂。当都市的细胞才彻底安静，村庄已经苏醒。孩子们迫不及待闯进鸡窝，揣上几只温度尚存的鸡蛋，笑脸盈盈。
我又回到了家乡，一个窝在赣南山峦里的小村庄。每逢春节，回乡就成了家族的首要命题。无论路途多么遥远，微信视频了多少次，也无论旅游团如何火爆，亲人们必定从四面八方赶回家乡，共同守岁。就像一个个零件重新嵌入失散的母体。仿佛只有站在老宅前，让库存的方言脱口而出，心才能真正定了下来。
年，似乎没有隐退分毫。小年前后，年味就浓烈起来。壮劳力纷纷返家，拎回大包小包的年货，羊肠小道上满是车轱辘印。大家贴春联，扫灰尘，包饺子，酿米酒，卤猪肝，煎豆腐，做米粿，忙得不亦乐乎。忽然间，星星点点的红在山林间铺开，胖瘦不一的香肠、腊肉随处可见，米酒醇香四溢，平日素颜的村庄迅速红火起来。
三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景象可要灰暗得多。
凤凰岽乡，黄冠村。无论名字多么优雅，地理距离却骨感至极。一整天的班车，从省会南下赣州，住上一晚，再转车到会昌县城，搭顺风车进村。泥泞的羊肠小道急剧颠簸。山伟岸雄浑，仿佛被它们包裹进来，便永无出头之日。土坯的宅院，这儿两家那儿三户地散落着。
两层土坯房，楼梯咯吱作响，一张木纤维凹凸不平的圆桌，几张床，两条长板凳，三把小藤椅，满是划痕的锅碗瓢盆，是爷爷家的全部。除七叔、八姑、九叔尚在读书外，家中只剩爷爷奶奶。依然入不敷出。还没有通电。夜幕降临，除了几支蜡烛的微光，整座村庄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聊天，是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几乎每个人都是陌生的。我蜷在妈妈腿上，听着分贝不一的声响，默默熟悉村人村事。
衣服上密集的补丁，是罗文堂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他是我们的近亲，和爷爷同辈。媳妇给他生了两儿一女，一家五口相濡以沫。与祖辈和乡邻一样，他的生命似乎也能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一望到头。
罗文堂屋后，住着罗北京一家，同样是爷爷辈的近亲。房子四处渗水，屋顶随时要塌下来似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家徒四壁，用在他身上一点不为过。仅剩几亩耕田，守着一儿一女。孩子们整天挂着一串鼻涕，四处闲晃。他们能不能生存下去，成了全村人共同的担忧。
随着回乡的次数越来越多，脚底沾上越来越多的泥土，家乡的草木虫鱼和故人旧事也就不自觉间耳熟能详。
文堂爷爷是吃过苦的。打小家里穷，八九岁跟长辈上山砍柴，下地耕种。没过多久，作田、放牛、烧火、喂猪，都成了行家。年复一年，生活照例轮转。成家后，当仁不讓成了顶梁柱，躬耕之余养鸡饲猪，又在山上的鱼塘圈了大量鱼苗，打理得有条有理。关键是学精了裁缝手艺，别看他手掌粗壮，织起针线来却精细得紧，外套也好，内衣也罢，像模像样。
有一次，爷爷带我找他做身衣服。正准备把身子凑上前量尺寸，他摆摆手，“我瞅两眼就行了。”一会儿，在纸上写了几个数字，就把我们打发走了。一连几天，我心里都犯嘀咕。直到交货那天，大小正合适，我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后来我才知道，全村老少几乎都是他的客户。
或许是太累了，他要寻找一种发泄方式。不知怎地，他选择了唱歌。耕田累了，把锄头往地里一顿，“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就吼上了。下工回家，也随兴喊上两嗓子。睡觉前，抽支烟、唱支歌是他的两个固定动作，从来不曾失眠。他的歌库很丰富，隔几天又有新曲目。山歌，劳动号子，各式小曲，样样精通。谁也不知道是哪学来的。“山歌来自心中，有灵气的人才唱得出。”乡亲们都听过他的这句名言。他最喜欢唱的，还是红歌。《北京的金山上》《咱们工人有力量》出镜率最高。尤其是《北京的金山上》，每每唱到最后—“哎，巴扎嘿”，就使劲跺一下脚，拍一下掌，再定几秒钟，仿佛飘飘欲仙。
他爱拉人对唱，谁陪他唱两首，简直比喝了小酒还痛快。实在没人唱，他就会哀求我奶奶。“三秀嫂嫂，陪我唱一首吧？”从小孤苦伶仃的奶奶也爱唱几句，拗不过劝，就边洗碗边和上几句。
还有军歌。他太想当兵了，说梦话都喊“一二三四”。可惜没机遇，只能用军歌聊以自慰。《咱当兵的人》《一二三四歌》《游击队歌》，唱着唱着，好像自己真的当了兵，在上工下工路上雄赳赳气昂昂的。也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件墨绿色凡尔丁料的外衣，可像军队的作训服了，天天套在身上。哪里磨破了，打个补丁继续穿。配双解放鞋，倒真有几分军人的模样。
北京爷爷直到知天命之年，也没能踏上北京半寸土地。我每次见他，他仿佛只有一身装束—草绿色夹克，咖啡色裤子，黑色套鞋。都泛着白。实在可惜了他的大帅哥胚子—一米八的个子，身板直溜，标准的国字脸，颧骨略高，浓眉大眼。若是哪家经纪公司包装一番，没准能捧出个大明星来。
本来日子尽管艰辛，但两口子耕田做工，勤俭持家，倒也自得其乐。可是早些年，媳妇忍受不了穷苦，突然没了踪影，只留下嗷嗷待哺的幼童。北京爷爷消沉了好一阵子，那几年连互相拜年，面容都憔悴得紧。好歹是走出来了。可生计在哪？想来想去，他把目光投向了盖房的各项工艺。他陆续学会了泥工、木工、漆工的活儿，这些手艺里，又对制砖情有独钟。他曾对我解释过缘由：“每家每户都得盖房子吧，盖房子就得用砖吧，有了这门手艺总不会饿死。”他抱着最原始的生存理念，往一块块砖里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我曾见过他制砖，从做好模具，到填多少土，到每层刷多厚的水泥，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一会儿猫着腰，一会儿蹲个马步，一会儿跪在凳子上，以防失之毫厘。“慢工出细活”，他的嘴里不只一次嘟囔着。夜晚的时间也不放过，微弱的煤油灯光下，他孜孜以求的身影孤独而坚毅。
他要争口气。
日积月累，凭着一股狠劲，北京爷爷制砖用砖的技艺已经炉火纯青。刚开始没人发觉，“不就是几块砖么？”大伙心里都认为，这点事好不到哪儿去，也差不了。但每每三五乡亲共同帮忙，只有北京爷爷负责的部分平平整整，其他的总是凹一块、凸一角。大家这才陆续领教到北京爷爷的功夫。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哪家要修缮房屋，总是邀请他担纲主力。那时才刚刚改革开放，村民手头都没几个钱，倒也赚不了多少，只能管餐好饭。他自己从来不吃，全部带回去给孩子们。 慢慢的，砖成了北京爷爷生存的法宝……
大叔的一声吆喝，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该去走亲串户了。上次回来，文堂爷爷家的小洋楼才建了一半，这次不仅竣工了，连原先的老屋也翻修一新。我满怀好奇前去参观，嘿！站在院坪上，眼前绿油油一片，村路隐隐约约，远处山脉绵延，尽收眼底，偶尔三两只鸟儿啾啾飞过，颇有桃源仙境的味道。一进客厅，豁然开朗，墙高五六米，白得发亮，一张圆桌立于中央，空间富余得可怕。哪怕城里最精贵的别墅也难以媲美。我们在啧啧赞叹的同时，也感慨文堂爷爷的眼光。
“如果不送建华两兄弟去读书，今天哪里住得上小洋楼啊？”听了二叔的话，文堂爷爷哈哈大笑。对于两个儿子的教育问题，文堂爷爷还是经历了一段摇摆期。“我自己没什么文化，连歌词都认不完整，不能让儿子也当文盲啊！”但条件的确艰苦，常常入不敷出，“索性不读了，罗贵生家不就没送去读嘛！”乡邻们这两天听了这个版本，过两天又听那个版本，莫衷一是。但看到我爷爷把几个儿子都送进学堂，他最终还是坚定了信心。他特地添置了猪仔和鱼苗，把能利用的空间都开辟出来，收入勉强凑合。
他有个毛病，馋酒。一到冬至，就要酿上一大缸米酒，作为下一年的储备。自己时不时就一小碟花生米，喝上几碗。这米酒后劲不小，两三碗下肚，人就轻飘飘起来。但孩子上学后，他明显收敛了。孩子做完作业前，他滴酒不沾，充当“监工”。谁考试没考好，他会厉声批评，蹲在家门口的石阶上扭头抽闷烟，酒也提不起兴趣。谁的成绩提高了，他会开怀畅饮一番，边喝边哼上几句。
事实证明，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富前瞻性的决断。儿子们很争气，学了门手艺，跟随外出大军赴闽打工，不但站稳了脚跟，还挣了不少钱，每月寄些回家，家境日益殷实。日积月累，攒够了两栋小洋楼的资本。
才坐了一會儿，北京爷爷又来邀约。他的新房，与文堂爷爷家比邻而居。没来得及打量，只见他瞬间从橱子里端出十几个果盘，盛着米粿、瓜子、糖果、红薯干、腊猪肝等年货，再给每人筛满一碗米酒，五颜六色的食物眼花缭乱。仔细打量，墙壁刷得雪白，水龙头取代了大水缸，卫生间的瓷砖若隐若现，一辆摩托车倚在角落。装饰虽谈不上豪华，却也干净整洁，有模有样。北京爷爷身上的夹克衫一尘不染，绿得纯粹。
“这些都是我自己设计，自己盖的。”北京爷爷眼里泛着自豪。
旁边还搭了个车库，一辆白色斯科达优雅地停在里面，像是奔入小康的证明。这幅场景，谁能想起它破旧的前身？
改变这一切的，其实是不起眼的“砖”。
改革开放的红利逐渐释放。村民的经济条件陆续好转，外出打工捞到第一桶金的年轻人，第一件事就是回家翻修老房子。尽管土砖、青砖逐渐被红砖、水泥砖取代，盖房的时间成本大大下降，但乡亲们对房屋质量的要求反倒更高。毕竟红砖的墙壁砌歪了，比土砖的结构更突兀。乡亲们挑来拣去，还是打心眼儿里认为北京爷爷最合适，不仅是手艺，更是做事的钻劲和韧劲。北京爷爷与时俱进，村里通水通电后，又学会了水电工的技术。于是，村里的小洋楼越来越多，北京爷爷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家中陆续添置了一些物品，肉也成了案上的常客。孩子大了，读书的同时还能帮衬田事和家务。日子，终于好了起来。
周边的壮劳力纷纷进城务工，但北京爷爷并没有被诱惑，而是反其道行之。“您不想出去赚钱吗？”我问。“人生地不熟，没有什么意思。在家多自由啊，赚的钱还不比城里少。”北京爷爷毫无隐藏。他告诉我，盖一栋房子，工期一般两个半月至三个月，每天可赚三到五百元，再加上承种了撂荒的二十多亩田地，化肥都由政府补贴，一年下来，一亩能净挣六百到一千元。我大致一算，哎呀，都奔小康了！
在黄冠村，罗文堂和罗北京只是脱贫的两个缩影。这个有着两千人的“十三五”贫困村，村容村貌早已焕然一新。十八弯的村道硬化平坦，蛛网似的串连起整座村庄。拐进村口，小洋楼一幢接着一幢，不少大门刷饱油漆，鲜红、阔气。有的砌出单家独院，两座石狮子守门，霸气十足。自来水管架起来了，穿村而过的小河终于可以睡个懒觉。站上去摇摇晃晃的茅厕，也纷纷改头换面。前不久，上海援建的幼儿园刚刚落成，教室、宿舍、餐厅宽敞明亮，我六岁的儿子惊呼“比城里的还要好”。小学、卫生室、便民中心都披上了新装。夜幕降临，年轻的光伏灯发出饱满的光芒。
一股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在全村上下升腾。
“新建了五十亩蔬菜大棚培育贝贝小南瓜，又种了六十亩烤烟，村集体经济达到十二万元。”村支书老钟说起这些语气简直有点嘚瑟。他背后那栋贴满米黄色瓷砖的新楼，正是村委会的办公楼，比起百米开外的旧址，简直天壤之别。
“二○一四年脱贫三户、二十人，二○一五年脱贫十九户、一百○一人，二○一六年脱贫十七户、七十三人，二○一七年脱贫十五户、七十人，二○一八年脱贫二十户、七十九人……”老钟拿出七十五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三百四十八个贫困人口的台账，如数家珍。这一户加入了村合作社，那一户的屋顶安装了光伏发电设备，就连嗜酒如命、打了一辈子光棍的罗长生，也在花甲之年被安置进敬老院，颐养天年。
正说着，村道上粤B、粤E、闽C等外地车牌频繁出镜。老樟树下，文堂爷爷又在跟村民谈论村里的一些新规划。虽然他不是村干部，但对国家大事比谁都关心。老樟树下的浓荫，就是他的讲台。一有什么政策下来，文堂爷爷就要召集大伙“传道授业”。说到兴奋处，还会猛地站起来，唾沫星子横飞，有时手上的烟头都甩飞了。当然，有些政策他也没完全理解透，乡亲们一提问，就卡壳了。但这样的尴尬一点也不打击他的积极性，下次照样滔滔不绝。
一缕缕炊烟掠过屋顶在村庄上空弥漫开来。“开饭了！”二姑清脆的喊声在山里打着转。六岁的儿子和兄弟姐妹扑向饭桌，狼吞虎咽起来。奶奶愣愣地盯着这群第四代的孩子们，嘴角泛起微笑。她是否又回忆起和爷爷白手起家的苦中作乐？她的皮肤褶皱密布。这些深纹里，潜藏着一个农村妇女的奋斗史，乃至一个村落的变迁史。前段时间，父亲和叔叔们给老屋刷了墙，改装了屋顶，让北京爷爷又多了一件引以为傲的工艺品。
昨天晚上，星光斑斓，文堂爷爷和北京爷爷凑过院坪聊天。聊着聊着，文堂爷爷又唱了起来，我赶忙拿出手机，录下了《浏阳河》和《七律·长征》。
北京爷爷又接了一单新活。此时，“砖艺”已经不是单纯的谋生手段，而是一种乐趣，一份坚守。本村小组三分之二的新房，都出自他的手笔。他也学会了微信收款追赶着时代的脉搏。
天微蒙，星光渐次退场。公鸡挨个打鸣，划破整夜的沉寂。当都市的细胞才彻底安静，村庄已经苏醒。孩子们迫不及待闯进鸡窝，揣上几只温度尚存的鸡蛋，笑脸盈盈。
我又回到了家乡，一个窝在赣南山峦里的小村庄。每逢春节，回乡就成了家族的首要命题。无论路途多么遥远，微信视频了多少次，也无论旅游团如何火爆，亲人们必定从四面八方赶回家乡，共同守岁。就像一个个零件重新嵌入失散的母体。仿佛只有站在老宅前，让库存的方言脱口而出，心才能真正定了下来。
年，似乎没有隐退分毫。小年前后，年味就浓烈起来。壮劳力纷纷返家，拎回大包小包的年货，羊肠小道上满是车轱辘印。大家贴春联，扫灰尘，包饺子，酿米酒，卤猪肝，煎豆腐，做米粿，忙得不亦乐乎。忽然间，星星点点的红在山林间铺开，胖瘦不一的香肠、腊肉随处可见，米酒醇香四溢，平日素颜的村庄迅速红火起来。
三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景象可要灰暗得多。
凤凰岽乡，黄冠村。无论名字多么优雅，地理距离却骨感至极。一整天的班车，从省会南下赣州，住上一晚，再转车到会昌县城，搭顺风车进村。泥泞的羊肠小道急剧颠簸。山伟岸雄浑，仿佛被它们包裹进来，便永无出头之日。土坯的宅院，这儿两家那儿三户地散落着。
两层土坯房，楼梯咯吱作响，一张木纤维凹凸不平的圆桌，几张床，两条长板凳，三把小藤椅，满是划痕的锅碗瓢盆，是爷爷家的全部。除七叔、八姑、九叔尚在读书外，家中只剩爷爷奶奶。依然入不敷出。还没有通电。夜幕降临，除了几支蜡烛的微光，整座村庄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聊天，是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几乎每个人都是陌生的。我蜷在妈妈腿上，听着分贝不一的声响，默默熟悉村人村事。
衣服上密集的补丁，是罗文堂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他是我们的近亲，和爷爷同辈。媳妇给他生了两儿一女，一家五口相濡以沫。与祖辈和乡邻一样，他的生命似乎也能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一望到头。
罗文堂屋后，住着罗北京一家，同样是爷爷辈的近亲。房子四处渗水，屋顶随时要塌下来似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家徒四壁，用在他身上一点不为过。仅剩几亩耕田，守着一儿一女。孩子们整天挂着一串鼻涕，四处闲晃。他们能不能生存下去，成了全村人共同的担忧。
随着回乡的次数越来越多，脚底沾上越来越多的泥土，家乡的草木虫鱼和故人旧事也就不自觉间耳熟能详。
文堂爷爷是吃过苦的。打小家里穷，八九岁跟长辈上山砍柴，下地耕种。没过多久，作田、放牛、烧火、喂猪，都成了行家。年复一年，生活照例轮转。成家后，当仁不讓成了顶梁柱，躬耕之余养鸡饲猪，又在山上的鱼塘圈了大量鱼苗，打理得有条有理。关键是学精了裁缝手艺，别看他手掌粗壮，织起针线来却精细得紧，外套也好，内衣也罢，像模像样。
有一次，爷爷带我找他做身衣服。正准备把身子凑上前量尺寸，他摆摆手，“我瞅两眼就行了。”一会儿，在纸上写了几个数字，就把我们打发走了。一连几天，我心里都犯嘀咕。直到交货那天，大小正合适，我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后来我才知道，全村老少几乎都是他的客户。
或许是太累了，他要寻找一种发泄方式。不知怎地，他选择了唱歌。耕田累了，把锄头往地里一顿，“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就吼上了。下工回家，也随兴喊上两嗓子。睡觉前，抽支烟、唱支歌是他的两个固定动作，从来不曾失眠。他的歌库很丰富，隔几天又有新曲目。山歌，劳动号子，各式小曲，样样精通。谁也不知道是哪学来的。“山歌来自心中，有灵气的人才唱得出。”乡亲们都听过他的这句名言。他最喜欢唱的，还是红歌。《北京的金山上》《咱们工人有力量》出镜率最高。尤其是《北京的金山上》，每每唱到最后—“哎，巴扎嘿”，就使劲跺一下脚，拍一下掌，再定几秒钟，仿佛飘飘欲仙。
他爱拉人对唱，谁陪他唱两首，简直比喝了小酒还痛快。实在没人唱，他就会哀求我奶奶。“三秀嫂嫂，陪我唱一首吧？”从小孤苦伶仃的奶奶也爱唱几句，拗不过劝，就边洗碗边和上几句。
还有军歌。他太想当兵了，说梦话都喊“一二三四”。可惜没机遇，只能用军歌聊以自慰。《咱当兵的人》《一二三四歌》《游击队歌》，唱着唱着，好像自己真的当了兵，在上工下工路上雄赳赳气昂昂的。也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件墨绿色凡尔丁料的外衣，可像军队的作训服了，天天套在身上。哪里磨破了，打个补丁继续穿。配双解放鞋，倒真有几分军人的模样。
北京爷爷直到知天命之年，也没能踏上北京半寸土地。我每次见他，他仿佛只有一身装束—草绿色夹克，咖啡色裤子，黑色套鞋。都泛着白。实在可惜了他的大帅哥胚子—一米八的个子，身板直溜，标准的国字脸，颧骨略高，浓眉大眼。若是哪家经纪公司包装一番，没准能捧出个大明星来。
本来日子尽管艰辛，但两口子耕田做工，勤俭持家，倒也自得其乐。可是早些年，媳妇忍受不了穷苦，突然没了踪影，只留下嗷嗷待哺的幼童。北京爷爷消沉了好一阵子，那几年连互相拜年，面容都憔悴得紧。好歹是走出来了。可生计在哪？想来想去，他把目光投向了盖房的各项工艺。他陆续学会了泥工、木工、漆工的活儿，这些手艺里，又对制砖情有独钟。他曾对我解释过缘由：“每家每户都得盖房子吧，盖房子就得用砖吧，有了这门手艺总不会饿死。”他抱着最原始的生存理念，往一块块砖里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我曾见过他制砖，从做好模具，到填多少土，到每层刷多厚的水泥，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一会儿猫着腰，一会儿蹲个马步，一会儿跪在凳子上，以防失之毫厘。“慢工出细活”，他的嘴里不只一次嘟囔着。夜晚的时间也不放过，微弱的煤油灯光下，他孜孜以求的身影孤独而坚毅。
他要争口气。
日积月累，凭着一股狠劲，北京爷爷制砖用砖的技艺已经炉火纯青。刚开始没人发觉，“不就是几块砖么？”大伙心里都认为，这点事好不到哪儿去，也差不了。但每每三五乡亲共同帮忙，只有北京爷爷负责的部分平平整整，其他的总是凹一块、凸一角。大家这才陆续领教到北京爷爷的功夫。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哪家要修缮房屋，总是邀请他担纲主力。那时才刚刚改革开放，村民手头都没几个钱，倒也赚不了多少，只能管餐好饭。他自己从来不吃，全部带回去给孩子们。 慢慢的，砖成了北京爷爷生存的法宝……
大叔的一声吆喝，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该去走亲串户了。上次回来，文堂爷爷家的小洋楼才建了一半，这次不仅竣工了，连原先的老屋也翻修一新。我满怀好奇前去参观，嘿！站在院坪上，眼前绿油油一片，村路隐隐约约，远处山脉绵延，尽收眼底，偶尔三两只鸟儿啾啾飞过，颇有桃源仙境的味道。一进客厅，豁然开朗，墙高五六米，白得发亮，一张圆桌立于中央，空间富余得可怕。哪怕城里最精贵的别墅也难以媲美。我们在啧啧赞叹的同时，也感慨文堂爷爷的眼光。
“如果不送建华两兄弟去读书，今天哪里住得上小洋楼啊？”听了二叔的话，文堂爷爷哈哈大笑。对于两个儿子的教育问题，文堂爷爷还是经历了一段摇摆期。“我自己没什么文化，连歌词都认不完整，不能让儿子也当文盲啊！”但条件的确艰苦，常常入不敷出，“索性不读了，罗贵生家不就没送去读嘛！”乡邻们这两天听了这个版本，过两天又听那个版本，莫衷一是。但看到我爷爷把几个儿子都送进学堂，他最终还是坚定了信心。他特地添置了猪仔和鱼苗，把能利用的空间都开辟出来，收入勉强凑合。
他有个毛病，馋酒。一到冬至，就要酿上一大缸米酒，作为下一年的储备。自己时不时就一小碟花生米，喝上几碗。这米酒后劲不小，两三碗下肚，人就轻飘飘起来。但孩子上学后，他明显收敛了。孩子做完作业前，他滴酒不沾，充当“监工”。谁考试没考好，他会厉声批评，蹲在家门口的石阶上扭头抽闷烟，酒也提不起兴趣。谁的成绩提高了，他会开怀畅饮一番，边喝边哼上几句。
事实证明，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富前瞻性的决断。儿子们很争气，学了门手艺，跟随外出大军赴闽打工，不但站稳了脚跟，还挣了不少钱，每月寄些回家，家境日益殷实。日积月累，攒够了两栋小洋楼的资本。
才坐了一會儿，北京爷爷又来邀约。他的新房，与文堂爷爷家比邻而居。没来得及打量，只见他瞬间从橱子里端出十几个果盘，盛着米粿、瓜子、糖果、红薯干、腊猪肝等年货，再给每人筛满一碗米酒，五颜六色的食物眼花缭乱。仔细打量，墙壁刷得雪白，水龙头取代了大水缸，卫生间的瓷砖若隐若现，一辆摩托车倚在角落。装饰虽谈不上豪华，却也干净整洁，有模有样。北京爷爷身上的夹克衫一尘不染，绿得纯粹。
“这些都是我自己设计，自己盖的。”北京爷爷眼里泛着自豪。
旁边还搭了个车库，一辆白色斯科达优雅地停在里面，像是奔入小康的证明。这幅场景，谁能想起它破旧的前身？
改变这一切的，其实是不起眼的“砖”。
改革开放的红利逐渐释放。村民的经济条件陆续好转，外出打工捞到第一桶金的年轻人，第一件事就是回家翻修老房子。尽管土砖、青砖逐渐被红砖、水泥砖取代，盖房的时间成本大大下降，但乡亲们对房屋质量的要求反倒更高。毕竟红砖的墙壁砌歪了，比土砖的结构更突兀。乡亲们挑来拣去，还是打心眼儿里认为北京爷爷最合适，不仅是手艺，更是做事的钻劲和韧劲。北京爷爷与时俱进，村里通水通电后，又学会了水电工的技术。于是，村里的小洋楼越来越多，北京爷爷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家中陆续添置了一些物品，肉也成了案上的常客。孩子大了，读书的同时还能帮衬田事和家务。日子，终于好了起来。
周边的壮劳力纷纷进城务工，但北京爷爷并没有被诱惑，而是反其道行之。“您不想出去赚钱吗？”我问。“人生地不熟，没有什么意思。在家多自由啊，赚的钱还不比城里少。”北京爷爷毫无隐藏。他告诉我，盖一栋房子，工期一般两个半月至三个月，每天可赚三到五百元，再加上承种了撂荒的二十多亩田地，化肥都由政府补贴，一年下来，一亩能净挣六百到一千元。我大致一算，哎呀，都奔小康了！
在黄冠村，罗文堂和罗北京只是脱贫的两个缩影。这个有着两千人的“十三五”贫困村，村容村貌早已焕然一新。十八弯的村道硬化平坦，蛛网似的串连起整座村庄。拐进村口，小洋楼一幢接着一幢，不少大门刷饱油漆，鲜红、阔气。有的砌出单家独院，两座石狮子守门，霸气十足。自来水管架起来了，穿村而过的小河终于可以睡个懒觉。站上去摇摇晃晃的茅厕，也纷纷改头换面。前不久，上海援建的幼儿园刚刚落成，教室、宿舍、餐厅宽敞明亮，我六岁的儿子惊呼“比城里的还要好”。小学、卫生室、便民中心都披上了新装。夜幕降临，年轻的光伏灯发出饱满的光芒。
一股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在全村上下升腾。
“新建了五十亩蔬菜大棚培育贝贝小南瓜，又种了六十亩烤烟，村集体经济达到十二万元。”村支书老钟说起这些语气简直有点嘚瑟。他背后那栋贴满米黄色瓷砖的新楼，正是村委会的办公楼，比起百米开外的旧址，简直天壤之别。
“二○一四年脱贫三户、二十人，二○一五年脱贫十九户、一百○一人，二○一六年脱贫十七户、七十三人，二○一七年脱贫十五户、七十人，二○一八年脱贫二十户、七十九人……”老钟拿出七十五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三百四十八个贫困人口的台账，如数家珍。这一户加入了村合作社，那一户的屋顶安装了光伏发电设备，就连嗜酒如命、打了一辈子光棍的罗长生，也在花甲之年被安置进敬老院，颐养天年。
正说着，村道上粤B、粤E、闽C等外地车牌频繁出镜。老樟树下，文堂爷爷又在跟村民谈论村里的一些新规划。虽然他不是村干部，但对国家大事比谁都关心。老樟树下的浓荫，就是他的讲台。一有什么政策下来，文堂爷爷就要召集大伙“传道授业”。说到兴奋处，还会猛地站起来，唾沫星子横飞，有时手上的烟头都甩飞了。当然，有些政策他也没完全理解透，乡亲们一提问，就卡壳了。但这样的尴尬一点也不打击他的积极性，下次照样滔滔不绝。
一缕缕炊烟掠过屋顶在村庄上空弥漫开来。“开饭了！”二姑清脆的喊声在山里打着转。六岁的儿子和兄弟姐妹扑向饭桌，狼吞虎咽起来。奶奶愣愣地盯着这群第四代的孩子们，嘴角泛起微笑。她是否又回忆起和爷爷白手起家的苦中作乐？她的皮肤褶皱密布。这些深纹里，潜藏着一个农村妇女的奋斗史，乃至一个村落的变迁史。前段时间，父亲和叔叔们给老屋刷了墙，改装了屋顶，让北京爷爷又多了一件引以为傲的工艺品。
昨天晚上，星光斑斓，文堂爷爷和北京爷爷凑过院坪聊天。聊着聊着，文堂爷爷又唱了起来，我赶忙拿出手机，录下了《浏阳河》和《七律·长征》。
北京爷爷又接了一单新活。此时，“砖艺”已经不是单纯的谋生手段，而是一种乐趣，一份坚守。本村小组三分之二的新房，都出自他的手笔。他也学会了微信收款追赶着时代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