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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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语言观联系着特殊的声音观,在鲁迅的早期和中晚期发生过重大转变,如何理解这一转变长期以来是鲁迅研究中的难题.本文以重新解读《狂人日记》为出发点,提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设置了极为复杂的语言层次和机制,它同时质疑了文言和白话,而将理想的语言的核心置于主体“立诚”的强烈意志.这样的语言观和声音观不仅有别于胡适、陈独秀的白话论,而且构成了鲁迅从早期的文言复古转向白话乃至大众语背后一以贯之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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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语言观联系着特殊的声音观,在鲁迅的早期和中晚期发生过重大转变,如何理解这一转变长期以来是鲁迅研究中的难题.本文以重新解读《狂人日记》为出发点,提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设置了极为复杂的语言层次和机制,它同时质疑了文言和白话,而将理想的语言的核心置于主体“立诚”的强烈意志.这样的语言观和声音观不仅有别于胡适、陈独秀的白话论,而且构成了鲁迅从早期的文言复古转向白话乃至大众语背后一以贯之的逻辑.
其他文献
鲁迅对于理论的态度并非简单的抗拒,透过他与托洛茨基的思想关联,可以发现鲁迅接近“社会科学”理论的特别方式.托洛茨基对文学与革命关系的系统言说主要从自我定位、文学创作、社会认知这三个方面影响到鲁迅,但这种影响并非单向的施加与接受,也并未在某个时间节点被完全抛弃.托氏的系统言说对于鲁迅来讲,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韦伯学说意义上的“理想型”,透过此种理想型,鲁迅发展出“文学与政治互视”的视野,并将阶级论的冲突思维模式推进至微观层面,此种推进虽然为“永远革命”的思路提供了某种理论支持,却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社会合作何
1952年,废名从北京大学调到东北人民大学,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教学、科研工作上,尤其是在鲁迅研究领域,倾注了最多的心血和智力,先后完成两部著作和多篇论文,是废名晚年最重要、最用心的实绩之一.本文重点考察废名《跟青年谈鲁迅》《鲁迅研究》两部著作和长篇论文《“阿Q正传”》,据此探讨废名的鲁迅研究的主要观点、方法与得失,进而深入了解晚年废名的思想和心态,以及与时代的思想、精神状况之关联.
左翼文学的生成逻辑,不仅来自苏俄、日本的理论影响,也不仅在于国内社会经济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动荡,而且与1930年代京海文化场域有着重要的关系.正是在京海两大文化场域的激荡中,左翼文学逐渐对接起五四新文化内部生长的文化逻辑,从中国文学本土文化资源里攫取到内在的生命力.但同时,在京海二元文化场域的掣肘下,左翼文学为了占领、扩大自己的话语空间,不得不与多个文学流派进行话语博弈,这也使得它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文学话语构型.
鲁迅式批判被公认为投枪匕首,常常一击致命,从修辞学上分析,可证其批判具有“透底”的特质.从概念内涵上讲,“透底”与“批判”同中有异,异在“透底”乃批判中有认同、否定中有肯定、怀疑中有持守,异在透底是为了抵达,抵达点正是事物存在的底基,即事物形态学的规定质,或者说哲学根基.“透底”与“立人”,乃鲁迅修辞论中相互依存、互为前提条件的两大理论基石,立人是透底的灵魂,而“透底之底”却是立人的安身立命之所.“透底之底”可证鲁迅既是伟大的批判者,也是伟大的建设者.
丸山昇的鲁迅研究不仅在日本鲁迅学发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也与冷战时代的日本思想史有着共振关系.针对既往左翼文艺运动对“政治”的狭隘理解,丸山昇试图扩充“政治”的内涵,他所建构的“革命人”鲁迅形象,与竹内好的“文学者”概念有着方法论层面的差异,包含对昭和以来日本的“文学主义”的批评,强调政治相对于文学的“外部性”,从而更加历史化地理解中国革命.他提出“中间项”概念,也是为了在一种有别于“永远革命论”的更具现实性的政治力学中理解鲁迅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1931年初“鲁迅被捕”谣言由上海传播至全国,对鲁迅本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谣言的大规模流布也折射出鲁迅与左翼文化运动之间的独特关系.而“鲁迅被捕”谣言的产生与几乎同时发生的“左联五烈士”事件密切相关,由此可以发现鲁迅的“横站”与左翼内部抵制“立三路线” “王明路线”的政治派别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对鲁迅与“左联五烈士”之间共通的政治理念的追问,以及中共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之间的对比,可以发现鲁迅的“横站”是在1930年代中国左翼运动独特的历史背景中发生,以实际精神作为基点,依托对政治理念真诚性及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著名小说家太宰治与尚未成名的中国思想史家岛田虔次分别以“鲁迅”与“李贽”为线索撰写了一部文学作品与一篇史学论文.小说因“国策”与“鲁迅”而受到注目,论文乃岛田成名作之基石.因此,我国学界均对“本事”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言说”,然结论亦趋于一致.本文试图将两件近乎同时期的“本事”参互考察,以探寻理解八十年前日本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主体真实,剥离“本事”与“言说”的纠缠.
《求乞者》行文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重复”.这种一再出现的重复叙事构成了对某种情绪、事件的强化与突出,值得深入关注.本文以《求乞者》重复的关键词语、句子与意象为重点,尝试对其中蕴含的某些意味作出辨析,对文本中的某些盲点给予合乎情理的阐释,以还原作者内心的本相.从《野草》整体来看,尽管《求乞者》着重于负面情绪的释放而非人生价值意义的建构,但它又成为鲁迅“反抗绝望”价值重构的逻辑起点.
卢那察尔斯基与中国左翼文学有密切关联.其文艺阶级论、能动反映论和大众文艺论对左翼文学产生重要影响.文艺阶级论不仅促发了左翼理论家从革命、阶级的角度品评与估衡文艺价值,而且提供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能动反映论使左翼学界意识到应该充分注意文学的功能学价值与意义,即发挥文学介入和影响现实生活的主观能动作用;大众文艺论则使左翼学界认识到大众文艺审美形式的重要性.
鲁迅与徐志摩本是晨报副镌同人和北大同事,但双方的关系随着泰戈尔访华、《我的失恋》撤稿、争夺报刊阵地、女师大风潮、首都革命等一系列事件,最终陷入了分裂骂战和互造流言的状态.双方的冲突看似都是一些“小事情”和“无聊的东西”,但鲁迅对此的“执滞”,不但反映出他“骂之为战”的思想革命理念,也开启了他“杂文自觉”的新文体革命.而更深层次上,鲁迅与徐志摩的论争实际是新知识阶级后五四分裂的一个表征,双方的文化分歧和派系冲突,从公共领域深入到了私人生活,污名化和革命性交织在一起,最终发展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