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侯永禄是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一位普通农民。从1940年起，他开始写日记，一直坚持到2004年3月。30多本共200多万字的日记，记录着家长里短、政策变化，特别是土地制度每一次变化带给农民的深刻记忆。2005年侯永禄去世。
记者来到路井镇路一村，和侯永禄的老伴、今年78岁的赵菊兰，仍在家务农的女儿侯西玲，在西安一家研究院工作的小儿子侯争胜一起在他们家的老屋院中，翻看日记，回忆往事，仿佛踩着农村前行的脚印，看到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业税等不同时期农村的兴衰变化，深刻感受到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顺应亿万农民的选择，尊重农民的土地权利，则农村兴，百业举，人心顺。
“土改时，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
1950年冬至1953年春，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新的土地改革法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耕者有其田”，是历朝历代农民的梦想，只有在新中国，梦想才变成了现实。侯永禄1950年12月25日记下了分地时的场景：“当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
土改后，农民的面貌焕然一新。“腰杆子一下子硬起来了，走起路来抬头挺胸，扬眉吐气，真是心情舒畅，干劲冲天。”侯永禄记道。
相关资料显示，到1953年春，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1951年粮食和棉花产量比1950年分别增长8.7％和49％。
“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地又归了公，分配‘大锅饭’，生产‘大呼隆’，农村多是饥饿的记忆”
每当读起父亲的日记，今年54岁的侯西玲总是唏嘘不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记中记录下她的童年总是吃不饱的饥饿记忆。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生产上“大呼隆”，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任会计的侯永禄在日记里记录了人们的抵触：“(村里)形成了‘干活磨洋工，吃饭放卫星’的现象。大多数人出勤不出力，到场算个数，有时连勤也不出。”
更可怕的是，与实际相悖的“浮夸风”盛行。1958年，中国粮食高产“卫星”频频上天，安徽、河南、四川相继宣布成为单季亩产千斤省。路井公社也不能幸免：“干部脱离实际、胡吹虚报产量，和实际相去甚远。”
灾难很快降临到人们头上，1960年合阳县全县小麦亩产仅130斤。“口粮标准一压再压。全家每顿饭1斤2两粮，7口人每人吃不到2两。”
忆起当年的饥饿，赵菊兰老人心有余悸。侯永禄老汉记录道：“菊兰偷偷地跟上一些妇女去掐喂牲口的苜蓿……后来掐不到苜蓿，便偷偷到地里掐些小麦叶子，回来用麸子拌成菜疙瘩……难道真的要往死里饿吗?”
“人民公社”制度从1958年一直持续到1977年，20年间粮食产量年均仅增长1％。“现在想想，一片良田沃土，随便年亩产就打千把斤粮食，但当时可真难为活人。真是‘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赵菊兰老人连声感慨。
“大包干在农村落下‘户口’，责任田成为农民的‘救命田’”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一纸“大包干”契约，将亿万农民从人民公社制度下解放出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潮涌中国农村。
记者采访时，赵菊兰让小儿子侯争胜爬到房梁顶，找出了一个“六股叉”。这是人民公社解散、分田到户时家里分到的农具，赵菊兰一直珍藏着。她说：“大包干让农民的土地失而复得，责任田成了‘救命田”’。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一年的7月19日，路一大队第五生产队采用抓阄的办法分了牲口、农具和责任田。侯永禄一家共分到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他在日记里感慨万千：“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1985年春天，侯永禄在自家院子里新盖了10间瓦房，女儿家以998元买回来全家第一台黄河牌14英寸彩电。侯老汉高兴地写下顺口溜：“公社吃了大锅饭，多年粮食难过关。各种办法都试遍，最好还是大包干。”
“不变”的是稳定的土地承包制度“变”的是农业补贴越来越多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全国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的临近，中央及时决定在农村进行第二轮土地延包，承包期为30年。1997年，侯永禄老汉所在的路一村进行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家家户户仿佛又吃个了‘定心丸’。”
可是，农村的发展也并不一帆风顺。此时，主要依据每家承包的地亩数征收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乡统筹、村提留、各类杂费等农民负担，在不少农区越来越重，干群矛盾越来越突出。1999年11月19日，侯永禄在日记中写道：1999年的农林特产税任务特别高，今天西玲过来说，村上来收苹果税的人蛮不讲理，把她的缝纫机抬走了。
“为了一个苹果税，弄得人心惶惶。”因缴不起苹果税，侯兴才家的电视机被抬走了，侯振山家的四轮车被押到了镇上，侯四易家的粮食被装走了几麻袋，王新吾家被牵走了槽上的大乳牛……
这段日记，透露出一段时期里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2004年至2009年，中央连续6年发出6个“一号文件”，核心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通过免除农业税，财政直接补贴农民等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农民休养生息。自此，农村改革实现了由“取”向“予”的重大转变。
“第一次直补时，每亩地补5元，虽然钱不多，但我激动得整整一晚上没有睡着”侯西玲说，“如果那时爸爸还在，日记里又会有许多‘快乐’‘激动’‘满意’的字样。”
路一村村委会主任侯亚奇说：“土地制度的‘不变’和给农民以种粮补贴的‘变’，说明我们党农村土地政策的成熟。现在村里一些在沿海务工的年轻人回到村里，包地种果树、蔬菜，土地在农民眼里越来越金贵!”
记者来到路井镇路一村，和侯永禄的老伴、今年78岁的赵菊兰，仍在家务农的女儿侯西玲，在西安一家研究院工作的小儿子侯争胜一起在他们家的老屋院中，翻看日记，回忆往事，仿佛踩着农村前行的脚印，看到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业税等不同时期农村的兴衰变化，深刻感受到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顺应亿万农民的选择，尊重农民的土地权利，则农村兴，百业举，人心顺。
“土改时，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
1950年冬至1953年春，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新的土地改革法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耕者有其田”，是历朝历代农民的梦想，只有在新中国，梦想才变成了现实。侯永禄1950年12月25日记下了分地时的场景：“当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
土改后，农民的面貌焕然一新。“腰杆子一下子硬起来了，走起路来抬头挺胸，扬眉吐气，真是心情舒畅，干劲冲天。”侯永禄记道。
相关资料显示，到1953年春，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1951年粮食和棉花产量比1950年分别增长8.7％和49％。
“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地又归了公，分配‘大锅饭’，生产‘大呼隆’，农村多是饥饿的记忆”
每当读起父亲的日记，今年54岁的侯西玲总是唏嘘不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记中记录下她的童年总是吃不饱的饥饿记忆。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生产上“大呼隆”，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任会计的侯永禄在日记里记录了人们的抵触：“(村里)形成了‘干活磨洋工，吃饭放卫星’的现象。大多数人出勤不出力，到场算个数，有时连勤也不出。”
更可怕的是，与实际相悖的“浮夸风”盛行。1958年，中国粮食高产“卫星”频频上天，安徽、河南、四川相继宣布成为单季亩产千斤省。路井公社也不能幸免：“干部脱离实际、胡吹虚报产量，和实际相去甚远。”
灾难很快降临到人们头上，1960年合阳县全县小麦亩产仅130斤。“口粮标准一压再压。全家每顿饭1斤2两粮，7口人每人吃不到2两。”
忆起当年的饥饿，赵菊兰老人心有余悸。侯永禄老汉记录道：“菊兰偷偷地跟上一些妇女去掐喂牲口的苜蓿……后来掐不到苜蓿，便偷偷到地里掐些小麦叶子，回来用麸子拌成菜疙瘩……难道真的要往死里饿吗?”
“人民公社”制度从1958年一直持续到1977年，20年间粮食产量年均仅增长1％。“现在想想，一片良田沃土，随便年亩产就打千把斤粮食，但当时可真难为活人。真是‘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赵菊兰老人连声感慨。
“大包干在农村落下‘户口’，责任田成为农民的‘救命田’”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一纸“大包干”契约，将亿万农民从人民公社制度下解放出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潮涌中国农村。
记者采访时，赵菊兰让小儿子侯争胜爬到房梁顶，找出了一个“六股叉”。这是人民公社解散、分田到户时家里分到的农具，赵菊兰一直珍藏着。她说：“大包干让农民的土地失而复得，责任田成了‘救命田”’。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一年的7月19日，路一大队第五生产队采用抓阄的办法分了牲口、农具和责任田。侯永禄一家共分到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他在日记里感慨万千：“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1985年春天，侯永禄在自家院子里新盖了10间瓦房，女儿家以998元买回来全家第一台黄河牌14英寸彩电。侯老汉高兴地写下顺口溜：“公社吃了大锅饭，多年粮食难过关。各种办法都试遍，最好还是大包干。”
“不变”的是稳定的土地承包制度“变”的是农业补贴越来越多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全国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的临近，中央及时决定在农村进行第二轮土地延包，承包期为30年。1997年，侯永禄老汉所在的路一村进行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家家户户仿佛又吃个了‘定心丸’。”
可是，农村的发展也并不一帆风顺。此时，主要依据每家承包的地亩数征收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乡统筹、村提留、各类杂费等农民负担，在不少农区越来越重，干群矛盾越来越突出。1999年11月19日，侯永禄在日记中写道：1999年的农林特产税任务特别高，今天西玲过来说，村上来收苹果税的人蛮不讲理，把她的缝纫机抬走了。
“为了一个苹果税，弄得人心惶惶。”因缴不起苹果税，侯兴才家的电视机被抬走了，侯振山家的四轮车被押到了镇上，侯四易家的粮食被装走了几麻袋，王新吾家被牵走了槽上的大乳牛……
这段日记，透露出一段时期里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2004年至2009年，中央连续6年发出6个“一号文件”，核心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通过免除农业税，财政直接补贴农民等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农民休养生息。自此，农村改革实现了由“取”向“予”的重大转变。
“第一次直补时，每亩地补5元，虽然钱不多，但我激动得整整一晚上没有睡着”侯西玲说，“如果那时爸爸还在，日记里又会有许多‘快乐’‘激动’‘满意’的字样。”
路一村村委会主任侯亚奇说：“土地制度的‘不变’和给农民以种粮补贴的‘变’，说明我们党农村土地政策的成熟。现在村里一些在沿海务工的年轻人回到村里，包地种果树、蔬菜，土地在农民眼里越来越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