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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旗帜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太常”旗，作为《周礼·春官·司常》明文规定的天子用旗，形貌、配色、功用等学界至今没有定论。通过对上至三代、下达明清的日月旗式样进行综述，追溯周代旗帜的设计理念，并结合旗帜图样的继承特性，推断出周代“太常”旗上绘有日月图案，以“五德终始说”来判断旗帜颜色，周代的旗帜颜色是以红色为正色。再结合“太常”形制的宋、明、清记述，我们推断，周代“太常”旗以红色为底色，旗面绣日月、北斗七星，下绘交龙盘旋于旗面，一升一降。此旗经历漫长的历史后逐渐失去了原本的形式。宋朝重启日月旗之风气，但日旗、月旗分立，双龙不见所踪，元、明之制大致沿袭宋朝之风。
关键词：太常;日月旗;周礼;旗帜;五德终始说
中图分类号：K87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6-0128-03
中国古代有着源远流长的旗帜历史、旗帜文化。“旗帜”一词，泛指悬挂在杆上，具有特定颜色、特定图案的布。“旗”字最初的意思为画着熊、虎的军旗。《周礼·春官·司常》载：“熊虎为旗”。“帜”字意为带有标志图案的布条。《墨子》：“帛长五丈，广半幅者大。”旗帜一词最早出现在《墨子·杂守》：“候出置田表，斥坐郭内外，立旗帜”。意为警戒兵出城立田表，城内警戒兵令其坐在城郭内外，竖起旗帜。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旗帜具有指挥和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左传·庄公十年》中的《曹刿论战》记载“望其旗靡”;西汉贾谊《过秦论》中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周礼》曰“率都建旗”;《韩非子·大体》中“故车马不疲弊於远路，旌旗不乱於大泽，万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骏不创寿於旗幢。”根据唐朝王建的《寄贺田侍中东平功成》记载：“百里旗幡冲即断，两重衣甲射皆穿”以及《吴子·料敌》中“然则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斩将，必有能者。”此等文献的内容都表明早期中国旗帜的作用是与军事战争息息相关的。据《周礼·春官·司常》记载：“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其中明确提及了我国最早的九种旗帜标识。由此可见，古代旗帜种类繁多，功能用途广泛，是古代社会军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周代旗帜的分类
据《周礼·春官·司常》记载，“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王建大常，渚侯建旃，孤卿建唐，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旗，躲鄙建旒，道牵载旌，旃卓载旌。”[1]这说明周代的旗制和礼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通常把这九种旗帜统称为“九旂”。
二、“常”的字源
最为大众所知晓的就是太常三辰旗，也称作辰旒。“常”的本意是旗帜，依《说文》中解，“从巾尚声”[2]，而“巾”本作一象形字，仿布条下垂之形貌，故“常”本作旗帜之意讲，是有根据的。在近年出土的大量楚系简帛中，已经能够看到大量关于“常”字的使用记录。[3]《孔传》说：“王之旌旗画日月曰太常。”《尚书·君牙》中载：“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篱忠寅，服务王家，厥有成绩，纪于大常。”[4]“日月为常”，即指大常旗上绘有日月图案。
三、以“五德终始说”判断旗帜颜色
承继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五德终始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封建王朝都以此确定基色、理解兴衰。“五德”是指由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
五行相生：土/黄→金/白→水/黑→木/青→火/红。
五行相克：土/黄→木/青→金/白→火/红→水/黑。
这种理论可以解释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正色选择。[5]
笔者认为周代的旗帜颜色应当是以红色为正色，理由如下：
（一）周代尚“火德”
有大量的史料证明，秦始皇信奉和推崇“五德终始说”。譬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6]秦始皇研究者郭志坤根据《吕氏春秋·应同》的相应内容认为，周朝的服色崇尚红色，做事情取法火的颜色[7]。邹衍作为“五德终始说”的建立者，其理论如此受推崇，固然有其符合客观性的一面，即应当正确地反映了三代的颜色取向，再不济，也应当是对三代颜色取向的简单总结。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周代的服饰和旌旗都尚红色，红色是周代流行的颜色。
（二）周代尚红有考古资料支持
《陕西服饰文化》考证了周代的服饰状况：天子的冕服是玄衣纁裳，纁裳即红色衣料做成的围裳;西周流行宽带束腰的斧形铧，用皮革涂抹朱紅色做成;西周王公贵族所穿的华丽衣裳和所用的赤芾、韦毕等都是权威、地位的标识物，除衣服外，他们用朱红色涂抹和刻镂。[8]并且古代帝王好用赤色旗，也已有定论。鸾旗便为古代帝王先导车上所建之赤色大旗;后世也用赤旗指代帝王仪仗。[9]
（三）日月旗底面深红色有历史研究者支持
黄明延认为常是天子之旗，旗面深红色，画日月;旂是诸侯之旗，旗面为浅红色。[10]142
四、“太常”形制的明清记述
由于年代久远，考古学上我们可以认为，已几乎不可能找到完整的周代旗帜遗留，但我们仍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一窥周代日月旗的形制。
据《三才图会》所载，如图所示，“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其一日日月为常，左氏日，三辰旌旗昭其明也，按杨子大玄经日，日以煜乎昼，月以煜乎夜，登日月于旗，以象天也，宋太祖始置日月旗各一，天圣卤薄图，日旗赤质画日中以鸡，月旗青质画月中以兔。元制日旗，一青质赤火焰脚绘日于上;月旗，一青质赤火焰脚绘月于上。今制日旗月旗各一，俱青质黄裥赤火焰间彩脚绘日以赤，绘月以白。”[11]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研究者单国霖指出，明代日月旗的形制是多样的，仅辛丑本便表现出三十余面日月旗，形制各异[12]。传世画作《帝鉴图说》中《游幸江都》一篇便出现黄底红日旗数幅。《古今图书集成》中载，日旗形制如图[13]。这三种旗帜尽管颜色各异，但都是矩形纯色旗面加圆形纯色图样的形制。 五、“太常”形制的宋代记述
《三才图会》载，“宋太祖始置日月旗各一，天圣卤薄图，日旗赤质画日中以鸡，月旗青质画月中以兔。”此时朝鲜王朝亦引入中国之日月旗，我们可以从朝鲜语的发展中取经。朝鲜语中有汉字“日旗”，解释为“蓝旗绘日形者”，蓝亦即青;“月旗”解释为“制同日旗而绘月旗者”[14]。亦即，朝鲜国所认知的日月旗是青底红日的。
然而，根据宋代学者聂崇义互考多种古代《三礼图》所编订的《三礼图集注》，“王建太常，縿首画日月，其下及旒交画升龙、降龙，縿皆正幅，用绛帛为质，斿则属焉，又用弧张縿之幅，又画枉矢于縿之上，故辀人云弧旌枉矢是也。凡旌旗之杠皆注旄与羽于竿首，故夏采注云，緌以旄牛尾为之，缀于橦上，其杠长九仞，其斿曳地，又左传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据杜郑二注，皆以三辰为日月星，盖太常之上又画星也。阮氏梁正等图，旂首为金龙头案。唐志云，金龙头衔结绶及铃緌，则古注旄及羽于竿首之遗制也。”[15]这种形制要比明代所见要复杂得多。《钦定四库全书》中所载《三礼图·卷二》亦给出了相似的图样。
六、“交龙”是指什么
《三礼图集注》引《仪礼·觐礼》注云：“王建太常，縿首画日月，其下及旒，交画升龙、降龙。縿皆正幅，用绛帛为质，斿则属焉。又用弧张縿之幅，又画枉矢于縿之上。”张之洞批注：“诸《旌旆图》皆误。旆，犹旒也，谓下偃者，故古人名偃。字斿。，此乃象形，可知斿字之义，岂得以诸幅联属乎？如聂说，何不曰九幅乎？”[16]张之洞这里批评的是《三礼图集注》中对“太常”的作图。这也提醒我们：要斟酌对《周礼·春官·司常》中“交龙为旂”的“交龙”的理解。
目前在线学术数据库可以检索到的观点大致有三种：（1）认为“交龙”是相交的两条龙;（2）认为“交”通“蛟”，“蛟龙”指一种传说中龙属、似蛇的生物[7]142;（3）认为“交龙”是正交如《三礼图集注》所示交错排列的数条龙。
笔者认为第一种解释最为合理，理由如下：
（一）《三礼图集注》注曰“交龙”
聂崇义撰写《三礼图集注》，旨在寻找礼图本真，是目前所存最早、最完整的图文并茂研究“三礼”的著作，并在洛阳曹魏大墓发掘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并且此处所引应为《仪礼·觐礼》原文，具有一定的真实性。早在《楚辞·守志》中便有“蛟”字的使用：“乘六蛟兮蜿蝉。”[17]此处应非通假，而为交叉之“交”。
（二）《周礼》与《仪礼》相互印证
《周礼·春官·司常》中载，“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不难发现句子结构均是两名词并列或限定语加名词。若是“蛟龙”出现在此，只能被理解为是蛟和龙，而它们出现在同一面旗帜上格格不入。《仪礼·觐礼》的这段引文不仅印证了“交龙”是相交的两条龙，而且明确指出了所画的位置（“其下及旒”）、所画的方式（“交画”）、所画的对象特点（“升龙降龙”），与所述完全吻合。
（三）周代“蛟”应是不祥之物
商丘地方流传着禹王锁蛟的故事，黑蛟龙是需要降服的对象[18];至今仍沿用“周处斩蛟”这一典故，表示某人用于除害、改过自新的行为。
（四）“交龙”应指两条盘结的龙
南阳民间收藏汉画像石《交龙》作为一手考古资料，有力地证明了类似这种二龙相互缠绕、首尾互衔的图样称为“交龙”[19]。黄宾虹在论山水画时也引郑玄所注，“王者画日月以象天明，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复”[20]。《释名·释兵》一书更是直接指出，“交龙为旂，其，倚也。画作两龙相倚也。”[21]该纹路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七、“太常”上的北斗
河南汲县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的《穆天子传》记载：“日月之旗，七星之文。”郭璞注解：“言旗上画日月及北斗星也。”竹书纪年今本的可信性仍有争议，但其记载之日月之旗必是周穆王年代之事。《三礼图集注》《钦定四库全书》中样图均绘制了北斗图样。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日月旗上应有北斗七星图样。宋朝之后的日月旗均效仿宋制单独的日旗、月旗，以至于明朝时均为日旗，不再有月旗。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周代所使用的“太常”旗以红色为底色，旗面绣日月、北斗七星，下绘交龙盘旋于旗面，一升一降。相对位置大致如《三礼图集注·其二》所配图一致。
“太常”旗更应该称为“日月七星交龙旗”。此旗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后逐渐失去了原本的形式。宋朝重启日月旗之风气，但日旗、月旗分立，双龙不见所踪，元、明之制大致沿袭宋朝之风。参考文献：
[1] 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92.
[2]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3] 楚系简帛文字编[M].增订本.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721-722.
[4] 秦川.四书五经[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495.
[5] 王大千.中国人，你真的了解孔子吗？[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4：179-180.
[6]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 郭志坤.秦始皇大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60-164.
[8] 兰宇.陕西服饰文化[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47.
[9] 王然.中国名物大典：下[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601.
[10] 黄明延.中国旗帜图谱[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3.
[11] 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2] 单国霖.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研究论文集[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5：474.
[13]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 崔宰宇.汉清文鉴简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725-
730.
[15] 聂崇义.三礼图集注[M].复印本.北京：四库馆，2016.
[16] 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11册·著述、诗文、书札、附录[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9992.
[17] 屈原.楚辞[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227.
[18] 王华杰.应天文化[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131.
[19] 凌皆兵，等.中国南阳汉画像石大全：第6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144.
[20] 黄宾虹.黃宾虹山水画论稿[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118.
[21] 铜镜收藏实用解析[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39.
作者简介：姚森瀚（2001—），男，汉族，江苏徐州人，单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部，研究方向为数学与应用数学、科学技术史。
宋国定（1964—），男，汉族，河南焦作人，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考古、中国考古。
（责任编辑：御夫）
关键词：太常;日月旗;周礼;旗帜;五德终始说
中图分类号：K87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6-0128-03
中国古代有着源远流长的旗帜历史、旗帜文化。“旗帜”一词，泛指悬挂在杆上，具有特定颜色、特定图案的布。“旗”字最初的意思为画着熊、虎的军旗。《周礼·春官·司常》载：“熊虎为旗”。“帜”字意为带有标志图案的布条。《墨子》：“帛长五丈，广半幅者大。”旗帜一词最早出现在《墨子·杂守》：“候出置田表，斥坐郭内外，立旗帜”。意为警戒兵出城立田表，城内警戒兵令其坐在城郭内外，竖起旗帜。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旗帜具有指挥和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左传·庄公十年》中的《曹刿论战》记载“望其旗靡”;西汉贾谊《过秦论》中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周礼》曰“率都建旗”;《韩非子·大体》中“故车马不疲弊於远路，旌旗不乱於大泽，万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骏不创寿於旗幢。”根据唐朝王建的《寄贺田侍中东平功成》记载：“百里旗幡冲即断，两重衣甲射皆穿”以及《吴子·料敌》中“然则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斩将，必有能者。”此等文献的内容都表明早期中国旗帜的作用是与军事战争息息相关的。据《周礼·春官·司常》记载：“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其中明确提及了我国最早的九种旗帜标识。由此可见，古代旗帜种类繁多，功能用途广泛，是古代社会军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周代旗帜的分类
据《周礼·春官·司常》记载，“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王建大常，渚侯建旃，孤卿建唐，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旗，躲鄙建旒，道牵载旌，旃卓载旌。”[1]这说明周代的旗制和礼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通常把这九种旗帜统称为“九旂”。
二、“常”的字源
最为大众所知晓的就是太常三辰旗，也称作辰旒。“常”的本意是旗帜，依《说文》中解，“从巾尚声”[2]，而“巾”本作一象形字，仿布条下垂之形貌，故“常”本作旗帜之意讲，是有根据的。在近年出土的大量楚系简帛中，已经能够看到大量关于“常”字的使用记录。[3]《孔传》说：“王之旌旗画日月曰太常。”《尚书·君牙》中载：“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篱忠寅，服务王家，厥有成绩，纪于大常。”[4]“日月为常”，即指大常旗上绘有日月图案。
三、以“五德终始说”判断旗帜颜色
承继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五德终始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封建王朝都以此确定基色、理解兴衰。“五德”是指由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
五行相生：土/黄→金/白→水/黑→木/青→火/红。
五行相克：土/黄→木/青→金/白→火/红→水/黑。
这种理论可以解释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正色选择。[5]
笔者认为周代的旗帜颜色应当是以红色为正色，理由如下：
（一）周代尚“火德”
有大量的史料证明，秦始皇信奉和推崇“五德终始说”。譬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6]秦始皇研究者郭志坤根据《吕氏春秋·应同》的相应内容认为，周朝的服色崇尚红色，做事情取法火的颜色[7]。邹衍作为“五德终始说”的建立者，其理论如此受推崇，固然有其符合客观性的一面，即应当正确地反映了三代的颜色取向，再不济，也应当是对三代颜色取向的简单总结。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周代的服饰和旌旗都尚红色，红色是周代流行的颜色。
（二）周代尚红有考古资料支持
《陕西服饰文化》考证了周代的服饰状况：天子的冕服是玄衣纁裳，纁裳即红色衣料做成的围裳;西周流行宽带束腰的斧形铧，用皮革涂抹朱紅色做成;西周王公贵族所穿的华丽衣裳和所用的赤芾、韦毕等都是权威、地位的标识物，除衣服外，他们用朱红色涂抹和刻镂。[8]并且古代帝王好用赤色旗，也已有定论。鸾旗便为古代帝王先导车上所建之赤色大旗;后世也用赤旗指代帝王仪仗。[9]
（三）日月旗底面深红色有历史研究者支持
黄明延认为常是天子之旗，旗面深红色，画日月;旂是诸侯之旗，旗面为浅红色。[10]142
四、“太常”形制的明清记述
由于年代久远，考古学上我们可以认为，已几乎不可能找到完整的周代旗帜遗留，但我们仍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一窥周代日月旗的形制。
据《三才图会》所载，如图所示，“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其一日日月为常，左氏日，三辰旌旗昭其明也，按杨子大玄经日，日以煜乎昼，月以煜乎夜，登日月于旗，以象天也，宋太祖始置日月旗各一，天圣卤薄图，日旗赤质画日中以鸡，月旗青质画月中以兔。元制日旗，一青质赤火焰脚绘日于上;月旗，一青质赤火焰脚绘月于上。今制日旗月旗各一，俱青质黄裥赤火焰间彩脚绘日以赤，绘月以白。”[11]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研究者单国霖指出，明代日月旗的形制是多样的，仅辛丑本便表现出三十余面日月旗，形制各异[12]。传世画作《帝鉴图说》中《游幸江都》一篇便出现黄底红日旗数幅。《古今图书集成》中载，日旗形制如图[13]。这三种旗帜尽管颜色各异，但都是矩形纯色旗面加圆形纯色图样的形制。 五、“太常”形制的宋代记述
《三才图会》载，“宋太祖始置日月旗各一，天圣卤薄图，日旗赤质画日中以鸡，月旗青质画月中以兔。”此时朝鲜王朝亦引入中国之日月旗，我们可以从朝鲜语的发展中取经。朝鲜语中有汉字“日旗”，解释为“蓝旗绘日形者”，蓝亦即青;“月旗”解释为“制同日旗而绘月旗者”[14]。亦即，朝鲜国所认知的日月旗是青底红日的。
然而，根据宋代学者聂崇义互考多种古代《三礼图》所编订的《三礼图集注》，“王建太常，縿首画日月，其下及旒交画升龙、降龙，縿皆正幅，用绛帛为质，斿则属焉，又用弧张縿之幅，又画枉矢于縿之上，故辀人云弧旌枉矢是也。凡旌旗之杠皆注旄与羽于竿首，故夏采注云，緌以旄牛尾为之，缀于橦上，其杠长九仞，其斿曳地，又左传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据杜郑二注，皆以三辰为日月星，盖太常之上又画星也。阮氏梁正等图，旂首为金龙头案。唐志云，金龙头衔结绶及铃緌，则古注旄及羽于竿首之遗制也。”[15]这种形制要比明代所见要复杂得多。《钦定四库全书》中所载《三礼图·卷二》亦给出了相似的图样。
六、“交龙”是指什么
《三礼图集注》引《仪礼·觐礼》注云：“王建太常，縿首画日月，其下及旒，交画升龙、降龙。縿皆正幅，用绛帛为质，斿则属焉。又用弧张縿之幅，又画枉矢于縿之上。”张之洞批注：“诸《旌旆图》皆误。旆，犹旒也，谓下偃者，故古人名偃。字斿。，此乃象形，可知斿字之义，岂得以诸幅联属乎？如聂说，何不曰九幅乎？”[16]张之洞这里批评的是《三礼图集注》中对“太常”的作图。这也提醒我们：要斟酌对《周礼·春官·司常》中“交龙为旂”的“交龙”的理解。
目前在线学术数据库可以检索到的观点大致有三种：（1）认为“交龙”是相交的两条龙;（2）认为“交”通“蛟”，“蛟龙”指一种传说中龙属、似蛇的生物[7]142;（3）认为“交龙”是正交如《三礼图集注》所示交错排列的数条龙。
笔者认为第一种解释最为合理，理由如下：
（一）《三礼图集注》注曰“交龙”
聂崇义撰写《三礼图集注》，旨在寻找礼图本真，是目前所存最早、最完整的图文并茂研究“三礼”的著作，并在洛阳曹魏大墓发掘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并且此处所引应为《仪礼·觐礼》原文，具有一定的真实性。早在《楚辞·守志》中便有“蛟”字的使用：“乘六蛟兮蜿蝉。”[17]此处应非通假，而为交叉之“交”。
（二）《周礼》与《仪礼》相互印证
《周礼·春官·司常》中载，“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不难发现句子结构均是两名词并列或限定语加名词。若是“蛟龙”出现在此，只能被理解为是蛟和龙，而它们出现在同一面旗帜上格格不入。《仪礼·觐礼》的这段引文不仅印证了“交龙”是相交的两条龙，而且明确指出了所画的位置（“其下及旒”）、所画的方式（“交画”）、所画的对象特点（“升龙降龙”），与所述完全吻合。
（三）周代“蛟”应是不祥之物
商丘地方流传着禹王锁蛟的故事，黑蛟龙是需要降服的对象[18];至今仍沿用“周处斩蛟”这一典故，表示某人用于除害、改过自新的行为。
（四）“交龙”应指两条盘结的龙
南阳民间收藏汉画像石《交龙》作为一手考古资料，有力地证明了类似这种二龙相互缠绕、首尾互衔的图样称为“交龙”[19]。黄宾虹在论山水画时也引郑玄所注，“王者画日月以象天明，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复”[20]。《释名·释兵》一书更是直接指出，“交龙为旂，其，倚也。画作两龙相倚也。”[21]该纹路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七、“太常”上的北斗
河南汲县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的《穆天子传》记载：“日月之旗，七星之文。”郭璞注解：“言旗上画日月及北斗星也。”竹书纪年今本的可信性仍有争议，但其记载之日月之旗必是周穆王年代之事。《三礼图集注》《钦定四库全书》中样图均绘制了北斗图样。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日月旗上应有北斗七星图样。宋朝之后的日月旗均效仿宋制单独的日旗、月旗，以至于明朝时均为日旗，不再有月旗。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周代所使用的“太常”旗以红色为底色，旗面绣日月、北斗七星，下绘交龙盘旋于旗面，一升一降。相对位置大致如《三礼图集注·其二》所配图一致。
“太常”旗更应该称为“日月七星交龙旗”。此旗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后逐渐失去了原本的形式。宋朝重启日月旗之风气，但日旗、月旗分立，双龙不见所踪，元、明之制大致沿袭宋朝之风。参考文献：
[1] 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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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姚森瀚（2001—），男，汉族，江苏徐州人，单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部，研究方向为数学与应用数学、科学技术史。
宋国定（1964—），男，汉族，河南焦作人，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考古、中国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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