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金色的大米是经过基因改造的，和胡萝卜一样含有β胡萝卜素（一种维生素A原），有助于改善维生素A缺乏症——这是落后国家的人们面临的重大健康问题之一。但是，一旦我们此刻使用了“基因改造”这个词，许多人脑中就会响起警报。据调查，在德国有3/4的人认为转基因食物不健康，绿色基因技术是罪恶的，就像核技术一样不受欢迎，超市应该只出售非转基因的食品。
　　由于普通德国民众和绿色和平组织的反对，弗莱堡温室里的这种新型大米不能在贫困国家的农田里生长。若非欧洲这么敌视科学，数以万计的孩子本可以活命。诺贝尔奖得主们因此控诉绿色和平组织和联合国，指责这种做法“非人道”。

| 反转基因的绿色和平组织 |

　　黄金米的研发者——弗莱堡的彼得·拜尔和苏黎世的英戈·波特里库斯在自己的祖国备受质疑。事实上他们并没有错，甚至似乎为全人类带来了福音：出于人道主义，黄金米应无偿推广种植，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农民可以将收成的一部分做种或出售，如此可以免受种子公司的牵制。
　　英戈·波特里库斯认为绿色和平组织在反人类，因为它在阻碍一项救援行动。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有12.5万～25万名儿童因为缺乏维生素A而死，更好地摄入维生素A可以使死亡率降低1/4，绿色和平组织则认为可以服用维他命A药品或者吃蔬菜。波特里库斯则说，可以吃黄金米补充。“看到有不会水的人溺水，我想跳下去救人，绿色和平组织却拉住了我。”
　　拜尔和波特里库斯认为欧洲人对待基因技术就像唐纳德·特朗普对待气候变化一样，十分不理智。在这类辩论中，科学处于弱势，它并不能百分百证明什么不存在或无害。
　　1987年，美国研究人员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块草莓地上开始了试验，喷洒转基因细菌，说是为了防冻。草莓试验田里的研究人员穿着防护装备，戴着呼吸面罩。当时，两位科学家刚开始研发黄金米。绿色和平组织还没有表明立场，他们忙于反猎杀海豹，反核废料转移，反化工业，但是还没有反转基因。而促使绿色和平组织反转基因的，是贝内迪特·哈林。
　　贝内迪特·哈林早年参加过以“反抗文化”为主要特点的柏林“占屋运动”，后来他成了《日报》编辑，作为绿党代表进入了欧洲议会。1990年，他加入了绿色和平组织。在一次美国之旅中，哈林受到著名社会批评家杰里米·里夫金的启发，起了批判转基因技术的念头。但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核心成员对此存疑：这可行吗？怎么向民众宣传呢？

　　尽管如此，哈林还是有了一次试探的机会。1996年10月10日，40名活动分子穿着兔子装在联合利华中心门口示威：“我们不是实验兔。”6天后，他们在联合利华楼上竖起了一面旗子：“您希望自己的食物是转基因的吗？”11月5日，绿色和平组织的橡皮艇在易北河上抵制一艘载有6.5万吨黄豆的美国货船，表示“我们的食物里不需要转基因大豆”。
　　这正是绿色和平组织需要的宣传材料。此后，哈林开启了反转基因运动，设立反转基因窗口，向民众普及转基因的概念。
　　鲁德格尔·威斯在汉堡的布兰克内瑟区生活工作。他是生物技术公司的顾问，业余时间写作以“生物技术”为主题的恐怖小说。上世纪70年代末，他在大学学习化学和生物。1998年，威斯作为绿色和平组织的使者前往美国华盛顿，去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旁听。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想查明转基因对人和环境的潜在危险，而威斯带着绿色和平组织的立场去了：食物中的外来基因可能引起过敏问题，也许还有抗生素抗药性问题。威斯主张防患于未然，以排除所有风险。
　　科学家们听取了他的观点，也与他分享了他们的研究。当时，美国已经有多种转基因植物获得了种植许可，包括番茄、玉米、黄豆、土豆。小鼠的饲养研究和对过敏原及毒素的实验室研究令科学家们相信，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无害。
　　数周之后，威斯和哈林在柏林会面。他对哈林说，反对转基因的理由有很多，但是对健康有害这一点是无稽之谈，并无科学证明。威斯还记得哈林是如何回复他的。哈林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反对转基因。如果不能让消费者担心自己的健康，就不能使他们乖乖打开钱包。其他事情都很复杂，不适合宣传。”
　　对此，哈林的说辞却不一样。如今，他是“拯救我们的种子”组织的负责人，这一组织致力于“保护农业不受基因技术污染”。他曾对威斯说过，我们要继续警告人们，食用转基因食品有健康风险。是因为如此宣传能促使他们花钱吗？“我否認。”哈林说，“而且，我从未说过转基因食品会致死，虽然记者想听到这样的话。我只说过：转基因食品的危险性尚不完全明确。”

　　1996年，绿色和平组织在汉堡港口抗议大豆货船的时候，一位女发言人说：“至今没有人能确认转基因大豆压榨出的豆油会引起过敏。”2000年，哈林办公室发出了一份新闻稿，抗议动物饲料中的转基因玉米，表示其“对动物和人的安全尚不能完全保证”。

　　美国人在追求新技术，欧洲人则在纠结风险。关于黄金米的论战从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