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涉及台湾、西藏、人权的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传统性问题，是两国结构性矛盾长期以来的惯常表现形式，所造成的困扰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从未停止，那么两国结构性矛盾在新的时期必有新的体现。随着中国加速崛起，战略竞争开始在中美关系当中凸显。
　　奥巴马政府的一个既定方略是，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纠偏，扭转前任对亚洲的忽略和对反恐的过度倾斜。
　　2009年11月14日，奥巴马访问日本，在东京发表演讲说，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自己则是美国第一位“太平洋总统”。他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比亚太地区的变化更剧烈，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命运也在这种变化中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将更多地参与讨论如何构筑亚太地区的未来，并参加该地区合适的多边组织。”
　　奥巴马的首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宣称“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未来的政治将决定于亚洲”，“美国将置身于行动的中心”。
　　“首位太平洋总统”批准在2011年底正式出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最重要的考虑之一是应对“不再隐藏自己意志”的中国，这项战略对中国针对性最强的内容是在中国周边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同盟体系，“以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确保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因应盟友对中国崛起的关切得到重新加强”。同时，对亚太多边机制的发展建设实施更直接影响，重塑国际海洋、经贸规则，限制中国的发展空间。
　　2013年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后，推进“亚太再平衡”的意志没有改变。白宫高层公开宣示，“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石，以加强安全、扩大繁荣、增进民主价值、促进人类尊严为支柱，“永远不离不弃”，“无论其他地区出现多少热点，美国都将继续深化对这个至关重要地区的持久承诺。”
　　顾虑到中国的反应，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的调门有所下降，但实际举措不断推进。军事领域，《四年防务评估报告》（2014年版）《前沿、介入与准备：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亚太海洋安全战略》等文件确定了在2020年前将60%的海军舰艇和海外60%的空军力量都部署到亚太的目标，有针对性地界定在南海、东海等亚太海域的利益。政治层面，美国调整了对缅甸、越南的政策，在东南亚大挖中国的墙角。经济层面，2015年10月结束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新的区域贸易标准呼之欲出，中国因种种原因没有参与其中。现在，尽管TPP进程在美国国内受阻，新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其持明确的反对态度，奥巴马政府已停止推动国会批准TPP，但其结局究竟如何还要进一步观察。
　　中美两强各踞一边的太平洋固然宽阔，却不再平静，新的地缘战略竞争漩涡正在生成，冷战后兴起的经济合作潮流面临分化、逆转的危险。
　　“亚太再平衡”释放出美国对外战略、特别是军事安全战略重心东移的重大信号，这是过去三任美国总统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加剧了中美战略互疑，使得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判断重新站到“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