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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艺术有教育、审美、娱乐等诸多功能，教育功能是一直被重视的，有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如阶级、民族、党派等，有的作品则着重挖掘人性更深层的东西，赞扬善良、人道、正义等，也就是说艺术作品总是直接或间接体现这一功能，对人的意识形态有着重要的影响。
上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电影特别重视教育功能，而这种教育完全是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的，有的电影不惜违背历史，夸大事实，小时候我们曾天真地认为日本侵略者就是被我们用《地道战》和《地雷战》打败的，那个时代我们坚信 “英特纳雄那尔一定要实现！”“全世界劳苦大众一定要解放！”当时我们真的以为中国人就是世界人民的“大救星”，可见当时电影的教育作用。上世纪70年代法国人拍过这样的影片叫《解放军占领巴黎》这部电影的内容纯属虚構，也许这部电影真的反应出当时中国的强势，或许是当时法国人对狂妄自大的中国人予以嘲弄，比如解放军军官的名字叫董崇吹，与解放军英雄董存瑞三字的读音相近，不难看出法国编导的“恶毒”用心，现在我们想开了，没有必要去追究法国人的“反华、反共”的罪责，我们更不能说法国人在侮辱中国，再说，影片中并无多少丑化解放军的地方，有意思的是在解放军进入巴黎之前法国政府正忙着逃亡，片中的音乐是法国国歌《马赛曲》，这首歌表现得是1792年法兰西人民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的内容，威武雄壮的曲调与狼狈而逃法国政府官员形成对比，这就是电影艺术中的“音画对立”手段，具有讽刺和搞笑作用。还有，解放军的汽车进入巴黎时，车上是红旗招展，边走边撒着鲜花，音乐是贝多芬的《圣母颂》寓意着解放军把和平、幸福带给法国人民，真是仁义之师。法国人在影片中更多的是嘲笑他们自己，艺术格调很高，而中国有不少电影除丑化敌人，就是煽动民族仇恨，这样对观众的人格塑造显然没有好处。
红色时代的电影在善恶界定上与现在有很大差别，如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打票车”一节，几个化装成小商人的游击队员分别坐到每节车厢，他们凑到负责治安的日本兵跟前，其中一个游击队员向日本兵（程之扮演）递过一个根鸡腿叫他“米西”，日本兵还较为客气地推谢，也好像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风范。其他车厢也同样是“中日亲善”的场面。时机成熟后游击队员抽出锋利的匕首向他们刺去……，还有，车上的乘客也只好中途下车，逃命于荒郊。现在的电影总是写“敌人在干坏事时将他杀掉”。这样似乎更加合乎道义，当然，要是谁同情那几个日本鬼子的话，就要被那些“不忘民族恨”的人骂为汉奸。苏联电影《星星！我是大地》中也有苏军侦察兵将被俘的德国工程师杀害的事，这也许符合战争中的实际情况，但从艺术而言不能不说是败笔，因为其对人格培养的负面作用太大。同样苏联电影《命令越过国境线》就演得很好，苏军军官瓦希涅夫的生死与共之战友、美丽可爱的卫生员、和蔼可亲政委等都被日军地堡中的暗枪射杀，日军投降后他抓过一个鬼子军官用手枪顶住其脑门，随着呼！呼！枪声观众以为这个日本军官一定是脑袋开花了，但手枪中的八颗子弹都打在敌人丢下的一堆武器上，瓦希涅夫虽对日军有深仇大恨，但不杀俘虏，使观众对这个角色肃然起敬。90年代末，冯小宁导演的《紫日》其中男主角（富大龙）端起冲锋枪向日军扫射，过去电影一定会演敌人一片片倒下，这样才解恨，但这部电影立即将镜头切换到鬼子用机枪屠杀劳工的画面。这不难看出中国电影进步。但冯小宁最近导演的《追击阿多丸号》则有浅薄之感，片中潘长江演得日本兵真是丑态百出，最后他骑着鱼雷到了一个小岛，高喊：“终于到家啦！”这时一个中国渔民（冯小宁演）手握渔叉说：“这是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并叫他“举起手来！”这对观众来说真是一场拙劣的“爱国主义教育”。现在，随着中日关系越来越糟，电影中的日本鬼子也越来越凶惨，似乎所有的日本兵都是嗜血成性的，看来无论老电影还是新电影都在受政治影响，姜文自导自演的《鬼子来了》中讲道挂架台的百姓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他们对日本皇军不仅没有敌意，还颇为拥护，但鬼子却在他们接到天皇颁布的“无条件投降”命令后将全村人全部杀死。还有《红高粱》中日本鬼子逼着中国屠夫活剥人皮的画面，屠夫不从惨遭杀害……。看到这些我们还想与日本人 “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吗？我们只能说：“中日两国不共戴天！”
想想这些影片人们总又觉得难道真是“日本国中无好人”吗？最近，日本有部电影叫《我想成为贝壳》片中的清水丰松是个老实本分的理发师，应征入伍后因为他胆小善良，成了出了名的“窝囊废”，美军飞机轰炸大阪，炸死大量平民，清水在上司的威逼下用刺刀杀死了跳伞后被俘的美军飞行员，战后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审判时日军司令矢野真是够义气，他把处死美国战俘的事都揽在自己身上，以减轻其他人的罪责，并在临刑时谴谪美军违反日内瓦公约，轰炸无辜平民等，想不到，日本平民在受到屠杀时他们也会搬出《日内瓦公约》的。可怜的清水在法庭上再三申诉当时杀人是被迫，不干就会被枪毙，是在执行命令，但美国法官叫拿出当时发布命令的文件，没有“文件”当然就死定了。法律最讲“证据”，直到今天普通人遇上官司最怕的就是去“找证据”，“证据”有时起保护坏人的作用，好人也因找不到“证据”而成了“坏人”，这对“公正的法律”太有讽刺意义了。难怪清水在走向绞架时念叨着“来世，当有钱人，做富家子弟。不！我不想做人，做牛马吧，不！做牛马也会被人使唤，被人宰杀。还是做个贝壳吧，永远在无人知晓的海洋深处。”
这不仅是清水那个特定时代、特定人物的悲剧，也是所有时代、所有弱势阶层人的悲剧。这部影片难道唤不起人们良知吗？
（作者单位：连云港师专美术系）
上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电影特别重视教育功能，而这种教育完全是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的，有的电影不惜违背历史，夸大事实，小时候我们曾天真地认为日本侵略者就是被我们用《地道战》和《地雷战》打败的，那个时代我们坚信 “英特纳雄那尔一定要实现！”“全世界劳苦大众一定要解放！”当时我们真的以为中国人就是世界人民的“大救星”，可见当时电影的教育作用。上世纪70年代法国人拍过这样的影片叫《解放军占领巴黎》这部电影的内容纯属虚構，也许这部电影真的反应出当时中国的强势，或许是当时法国人对狂妄自大的中国人予以嘲弄，比如解放军军官的名字叫董崇吹，与解放军英雄董存瑞三字的读音相近，不难看出法国编导的“恶毒”用心，现在我们想开了，没有必要去追究法国人的“反华、反共”的罪责，我们更不能说法国人在侮辱中国，再说，影片中并无多少丑化解放军的地方，有意思的是在解放军进入巴黎之前法国政府正忙着逃亡，片中的音乐是法国国歌《马赛曲》，这首歌表现得是1792年法兰西人民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的内容，威武雄壮的曲调与狼狈而逃法国政府官员形成对比，这就是电影艺术中的“音画对立”手段，具有讽刺和搞笑作用。还有，解放军的汽车进入巴黎时，车上是红旗招展，边走边撒着鲜花，音乐是贝多芬的《圣母颂》寓意着解放军把和平、幸福带给法国人民，真是仁义之师。法国人在影片中更多的是嘲笑他们自己，艺术格调很高，而中国有不少电影除丑化敌人，就是煽动民族仇恨，这样对观众的人格塑造显然没有好处。
红色时代的电影在善恶界定上与现在有很大差别，如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打票车”一节，几个化装成小商人的游击队员分别坐到每节车厢，他们凑到负责治安的日本兵跟前，其中一个游击队员向日本兵（程之扮演）递过一个根鸡腿叫他“米西”，日本兵还较为客气地推谢，也好像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风范。其他车厢也同样是“中日亲善”的场面。时机成熟后游击队员抽出锋利的匕首向他们刺去……，还有，车上的乘客也只好中途下车，逃命于荒郊。现在的电影总是写“敌人在干坏事时将他杀掉”。这样似乎更加合乎道义，当然，要是谁同情那几个日本鬼子的话，就要被那些“不忘民族恨”的人骂为汉奸。苏联电影《星星！我是大地》中也有苏军侦察兵将被俘的德国工程师杀害的事，这也许符合战争中的实际情况，但从艺术而言不能不说是败笔，因为其对人格培养的负面作用太大。同样苏联电影《命令越过国境线》就演得很好，苏军军官瓦希涅夫的生死与共之战友、美丽可爱的卫生员、和蔼可亲政委等都被日军地堡中的暗枪射杀，日军投降后他抓过一个鬼子军官用手枪顶住其脑门，随着呼！呼！枪声观众以为这个日本军官一定是脑袋开花了，但手枪中的八颗子弹都打在敌人丢下的一堆武器上，瓦希涅夫虽对日军有深仇大恨，但不杀俘虏，使观众对这个角色肃然起敬。90年代末，冯小宁导演的《紫日》其中男主角（富大龙）端起冲锋枪向日军扫射，过去电影一定会演敌人一片片倒下，这样才解恨，但这部电影立即将镜头切换到鬼子用机枪屠杀劳工的画面。这不难看出中国电影进步。但冯小宁最近导演的《追击阿多丸号》则有浅薄之感，片中潘长江演得日本兵真是丑态百出，最后他骑着鱼雷到了一个小岛，高喊：“终于到家啦！”这时一个中国渔民（冯小宁演）手握渔叉说：“这是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并叫他“举起手来！”这对观众来说真是一场拙劣的“爱国主义教育”。现在，随着中日关系越来越糟，电影中的日本鬼子也越来越凶惨，似乎所有的日本兵都是嗜血成性的，看来无论老电影还是新电影都在受政治影响，姜文自导自演的《鬼子来了》中讲道挂架台的百姓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他们对日本皇军不仅没有敌意，还颇为拥护，但鬼子却在他们接到天皇颁布的“无条件投降”命令后将全村人全部杀死。还有《红高粱》中日本鬼子逼着中国屠夫活剥人皮的画面，屠夫不从惨遭杀害……。看到这些我们还想与日本人 “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吗？我们只能说：“中日两国不共戴天！”
想想这些影片人们总又觉得难道真是“日本国中无好人”吗？最近，日本有部电影叫《我想成为贝壳》片中的清水丰松是个老实本分的理发师，应征入伍后因为他胆小善良，成了出了名的“窝囊废”，美军飞机轰炸大阪，炸死大量平民，清水在上司的威逼下用刺刀杀死了跳伞后被俘的美军飞行员，战后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审判时日军司令矢野真是够义气，他把处死美国战俘的事都揽在自己身上，以减轻其他人的罪责，并在临刑时谴谪美军违反日内瓦公约，轰炸无辜平民等，想不到，日本平民在受到屠杀时他们也会搬出《日内瓦公约》的。可怜的清水在法庭上再三申诉当时杀人是被迫，不干就会被枪毙，是在执行命令，但美国法官叫拿出当时发布命令的文件，没有“文件”当然就死定了。法律最讲“证据”，直到今天普通人遇上官司最怕的就是去“找证据”，“证据”有时起保护坏人的作用，好人也因找不到“证据”而成了“坏人”，这对“公正的法律”太有讽刺意义了。难怪清水在走向绞架时念叨着“来世，当有钱人，做富家子弟。不！我不想做人，做牛马吧，不！做牛马也会被人使唤，被人宰杀。还是做个贝壳吧，永远在无人知晓的海洋深处。”
这不仅是清水那个特定时代、特定人物的悲剧，也是所有时代、所有弱势阶层人的悲剧。这部影片难道唤不起人们良知吗？
（作者单位：连云港师专美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