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柔，字文惠，陈留郡圉县人（今河南省开封市杞县），三国时期曹操的谋臣，与同时代的荀彧、郭嘉、荀攸等齐名。公元220年，曹丕废汉，建立魏朝，史称曹魏。高柔活跃在曹魏前中期的政治舞台上，担任廷尉多年，主管司法，后位列三公，以明于法理、处法公正、勇于直谏，获得时人称颂。
　　洞察时局  择主而事
　　高柔出生在一个有忠孝传统的官宦之家。他的曾高祖高固效忠汉朝。王莽篡汉建立了新朝，高固坚决不出仕做官，被人陷害，留下节烈之名。高祖高慎品行端正，为官清廉。曾祖高式、祖父高弘皆以孝顺闻名，举孝廉。高柔的父亲高靖，在东汉末年任蜀郡都尉，曾参与主持都江堰的水利修缮事宜。
　　年少时，父亲远赴外地任职，高柔被留在故乡陈留郡（今河南省开封市）。当时陈留的太守是张邈，曾参与讨伐董卓的战争，归附于曹操。高柔虽然年轻，但对时局有较强的洞察力，认为群雄四起，陈留的地理位置特殊，尽管太守张邈与曹操关系密切，但在各方势力的博弈中，陈留不可能太平，定是各方必争之地。因此，他建议当地的老百姓为躲避战争，尽量迁往其他地方。可是，百姓们不认同高柔这么一个年轻人的想法，都以为凭借太守张邈与曹操的关系，战火不会殃及此地。孰料，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张邈趁曹操讨伐徐州牧陶谦的机会，联合陈宫发动叛乱，迎立吕布为兖州牧。陈留郡发生了战乱，生灵涂炭。张邈兵败后，投奔了徐州牧刘备。事实证明，高柔对时局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高柔因从兄（也有一说是“从父”）高幹是袁绍的亲戚而投奔袁绍。袁绍兵败曹操，兄弟二人归附了曹操。自此，高柔开始了在曹魏政权中几十年的仕途生涯。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高柔选择归附曹操，起初被任命为菅县（治所在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西北）县长。原先在县中任职的官吏早闻高柔大名，知其铁面无私。因害怕被追责，数名庸官选择辞官归去。面临地方人才凋敝的现状，为保证行政机关的正常运转，高柔竭力挽留这些官吏。他说：“如果属员有过失，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处理的就处理，但可以从宽处理的，也可以适度从宽。更何况这些属员自我上任以来，并没有过失，所以还是请召他们回来吧。”在高柔的一番劝解感召下，官吏们纷纷返回县衙，并且严格要求自己，力争改过自新，地方政治生态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净化和改善。
　　高柔和高幹归附曹操后不久，高幹又反叛曹操，高柔虽未参与，却受到牵连，不被曹操看重。曹操任命他为刺奸令史，处理案件和刑狱。高柔处法平允，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有一天晚上，他因为太劳累，抱着文书睡着了。恰逢曹操微服出访，看到高柔辛苦工作的样子，既怜悯又钦佩，遂将身上的裘衣解下蓋在他身上。从此，曹操消除了对高柔的偏见，任用他为丞相府的仓曹属。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三月，曹操派遣司隶校尉锺繇征讨汉中的张鲁，命令征西护军夏侯渊等从河东出发，与锺繇会师。此时，高柔却提出，如果领兵入关必会惊动关中的马超和韩遂，以为要攻打自己，逼他们叛变。与其如此，还不如先安定三辅地区。如果三辅地区平定了，只需发布文书，就能平定汉中。可惜的是，曹操没有采纳他的建议。锺繇出兵之后，关中的将领们果然心生猜疑，马超、韩遂等10部起兵反叛。
　　高柔对东汉末年的局势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这与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息息相关。作为三国时曹魏大臣，高柔仕于曹操及曹氏几位皇帝，政治影响力几乎贯穿整个曹魏时期。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高柔去世，年90岁，谥曰“元侯”。
　　上疏进言  裨益朝政
　　高柔勤于政务，在实际工作中，善于进言，为曹操和后继的曹魏政权统治者们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曹操是曹魏政权的奠基人。在他统治期间，由于连年征战，士兵厌战，常有逃跑者。为此，曹操制定了严酷刑罚，凡士兵逃亡，可缉拿拷打其亲属。尽管这样，仍无济于事。于是，曹操主张施以重典。一次出征，有个军中吹鼓的叫宋金的人带头和几个士兵借机逃匿。有司就抓了他的母亲、妻儿和弟弟，并建议曹操把他们全部杀头正法，以杀鸡儆猴。高柔明知用重典系曹操之本意，仍坦陈不同意见：“士兵逃亡确实是个问题，但是，对其亲属施以重刑，我以为不妥。我听说，逃亡者中不乏后悔者，由于以往士兵一逃就惩罚其亲属，这样就绝了他们返回之望，逼得他们一条道走到黑。依我之见，应宽大其亲属，不予追究。一来，可以使逃亡者不信煽动;二来，可以使更多反悔者重回军队。如果继续沿用旧法，以至加重，则恐怕军队中一人逃亡，其他人必然担心祸及于己而跟着逃亡，其家属也会由此恐慌，导致不问真假大量逃亡。这不是在制止逃亡，而是在促进逃亡。”高柔的一番话，曹操听得频频点头，下令废止追究逃亡军士家属的命令。实施后，深得广大士兵的拥护，军心大振，士兵逃亡事件的发生率有所下降。
　　魏文帝曹丕建国之初，迫切需要经验丰富、擅长政务的官吏。当时位列一品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并没有实际的政务要求，很少参与朝政。高柔上疏请求发挥三公的作用。在他看来，历代王朝兴盛，离不开君臣之间的良性互动——“明王圣主任臣于上，贤相良辅股肱于下”。三公都是国家的栋梁，如果仅仅把他们尊崇起来而不赋予其实务，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也不符合朝廷任用大臣的本意。他建议，朝廷如果有一些需要决策、涉及刑法诉讼的重大事件，应当咨询德高望重的三公。每月初一、十五，请三公入朝，讲授吏治得失，为统治者提供对策和建议。曹丕接受了高柔的建议。
　　曹魏政权重视儒学，高柔也是儒学复兴的积极支持者。早在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四月，曹丕设立太学，制定五经的课试之法，设置《春秋谷梁》博士，得到了士族集团的拥护和支持。魏明帝曹叡即位，高柔上疏提出尊重道学、优待博士。他认为：“尊道重学，是圣人的洪训;褒文崇儒，是帝王的明义。”他建议新皇帝继承先王崇儒重道的传统，重视这些经学博士，因为他们是“道之渊薮，六艺所宗”;根据学识、品行的优劣，给予这些博士相应的待遇和升迁的机会。曹叡对高柔的建议予以了采纳。 　　魏明帝曹叡统治时期，朝廷有严苛的禁猎之法。按照相关规定，凡杀死皇家禁地麋鹿的人，都要被处以死刑、没收财产。针对这种情况，高柔上疏指出：“中国古代历来有重农的传统。圣贤的帝王，都以扩大农业生产为要务。在我们国家，一个男人不耕种就有人会挨饿;一个女人不织布就有人会挨冻。这些年来，百姓要承担各种劳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已经很少，再加上有禁猎的法令，麋鹿繁衍增加，毁坏了很多农作物。请皇帝感念农业生产的艰难，对百姓宽容，解除禁猎之法，允许他们捕杀麋鹿，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可见，高柔的上疏涉及治理百姓、兴行教化、重视农业生产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朝政大有裨益。
　　直言极谏  严明执法
　　除了建言献策外，高柔还据理力争，勇于向皇帝直谏。在担任司法官员期间，他明法达理、直言极谏，真正做到了坚守原则、惩治不法、稳定民心。
　　曹操晚年，设立校事一职，专门负责刺探官情民事，为皇帝的耳目。对于校事的设置，高柔有不同的想法。他向曹操直言，由于任人不当，校事赵达等人在实际工作中作威作福、专擅独权，应当进行整治。但曹操并不接受高柔的建议。后来，赵达等人的劣行暴露，曹操将其处死。魏文帝曹丕统治期间，校事刘慈等在几年间，举报官吏、百姓的行为万余起，高柔要求下属一一核对虚实，审慎处理。此举保全了很多人，避免发生因校事随意举报而造成的冤案。到嘉平年间，校事一职最终被废除。
　　魏文帝曹丕初政，以严法治民。当时，民间有很多诽谤流言，曹丕对此非常反感，一旦出现“妖言”，就殺死当事人，并奖赏告发者。高柔力谏不可，请求废除这种妖谤赏告之法。曹丕不接受他的建议，造成了严重的诬告之风。最终，朝廷不得不下令禁止诬告。
　　法规之威严源于执法公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方面，高柔从不偏袒权势者。魏明帝曹叡统治时期，禁止在皇帝的苑囿中打猎。有一次，一个负责屯田的典农刘龟为追捕野兔不小心闯进了魏明帝的猎场，此事被他的属官功曹张京告发。按照当时的法令规定：“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其余皆勿听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也就是说，尽管刘龟射兔一事属实，但此罪不是谋反之罪，可以不必告发。这一规定也是为了打消奸诈小人靠诬告获取功名富贵的企图。
　　这一案件交到高柔手中。他秉公执法，上书明帝，请求公布告发者的姓名。魏明帝偏袒自己的亲信张京，令高柔只处罚刘龟。他批评高柔道：“刘龟竟敢在朕的禁地内狩猎，分明是藐视国法，就应当处死！我把刘龟送交廷尉，廷尉便当拷打审讯，怎么反而来请示告发者的姓名，难道朕会平白无故地逮捕刘龟吗？ ”高柔心平气和地解释说：“陛下让我做廷尉，廷尉执掌国法就像天下的一杆秤，必须做到事事依法、公正无私，怎能按陛下一时的喜怒去破坏整个国家的法度呢？”魏明帝被这一席话问得哑口无言，只得让高柔按正常程序审理案件。刘、张二人都得到了公平处理。事后，高柔说：“法律是公平的，不管什么人犯了法，都应该各当其罪才是。”
　　高柔是曹魏的名臣，也是中国古代“良臣”“直臣”的代表。他重视个人品德修养、孝顺父母、勤勉敬业;敢于挑战专制君主、坚守原则、刚正不阿。在三国鼎立的复杂时期，他保持着对时局敏锐的洞察力，提升自己的政务能力，明法令、守规矩。同时，他怀着时代的责任感，心系百姓、建言献策、纠偏补过。高柔身上所体现的中国古代官员的一些特质，值得今人思考借鉴。
　　（作者简介：常越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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