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曾写到过这样一个情节：三间大学校长高松年最看不起的是那些向他求职的人，在申报简历时都要写上“曾在某某国讲学”之类的经历炫耀。因为高校长本人曾在欧洲小国留学过，知道某些国人的所谓在国外“讲学”，其实就是不会说外语借此“学着讲讲”。
　　我到云南师大来“讲学”，不存在语言问题，不必借此“学讲”国语。但是，云南师大是西南联大的所在地，这里，曾有无数的名师麇集，他们才真叫“讲学”。虽然我是个自信满满的人，现在的学者未必有几个让我上心，更别想让我崇拜了。但是在这西南联大的所在地，我却不敢放肆。因此，我只能说来云南师大是“学讲”，学着先贤的样子学着“讲”点自己的学习体会与不成熟的个人心得而已，根本不敢说是“讲学”。
　　
　　我之所以迟迟不肯接受骆校长的邀请来师大，除了_上面所说的很多原因以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个师大，不是别的师大，而是原来西南联大的地盘，是朱自清等无数学术大师向无数杰出的学子授业、传道、解惑的所在，我在他们曾经讲学的地盘上来“讲学”，岂不亵渎了先贤，有点不自量力了吗?第二，云南师大的校长骆小所教授是我的同行，也是前辈，有他在，也没我在他地盘上“讲学”的份。
　　尽管如此，但毕竟挡不住云南对我的诱惑，所以最终还是来了。而且从昨天到现在，已经吃了人家三顿饭，劳动了那么多人，因此从情理上来说，也应该为主人做点什么。然而，我能做什么呢?也只有一张嘴了，除了吃，好像还能说。那就说点什么吧。好在文学院的领导把今天“讲学”的地点安排在文学院，是个新校区，不在原西南联大旧址的校园本部，那里开车离原址还有几十分钟的车程呢，先贤的耳朵想必早就有点背了，也听不到了，讲得好不好，对不对，都可以无所顾忌了。再说，骆校长今天还没回来，主持人是他的学生，年龄比我小，我也是可以放肆的。于是，就答应在师大的讲台上“学讲”一把。
　　下午2点整，文学院教师彭刚(骆小所校长的一个研究生)开私家车送我往文学院校区。他还只是师大的一个讲师，竟然能自己买车，我感到非常惊奇，也非常艳羡。经询而知，在昆明购车很便宜，不要牌照费，原来如此!而在上海，市政府为了道路的缘故，实际上推行了一种变相的限制私人汽车发展的政策。汽车牌照不仅要钱，还必须去拍，拍到一个牌照要4万多元。因此，有钱也未必能买到牌照。而私心里早就想买车，想有外国教授派头的我，也就一直未能实现买车的愿望。现在，看到云南师大的教师开着自己的汽车去上课，也只有羡慕的份了。我想买汽车，是缘于我“不健康的思想”，我总觉得当大学教师就应该有些派头，起码不能骑自行车。所以，我在做学生时就从心里抵触骑自行车，做了教师后，就索性不骑车了，只是蒙益怀孕时，要吃这，要吃那，立时现刻就要吃到，我只好重操旧业，骑上自行车，而且还是破的，的溜溜地跑得比兔子还快。蒙益笑我，怎么不摆臭教授的架子了?还是儿子厉害，这下儿子要吃，你也得骑破自行车了吧。
　　下午的学术报告安排在师大的图书馆报告厅进行，这幢建筑是外国一华人捐建的，结构很漂亮，报告厅也很好，有投影幕，但没有投影仪与手提电脑。我在家就做好了PPT，准备用PPT演示，想提高教学效果，结果师大找不到这样的设备。据说，全校只有两部手提电脑，还很老旧，不能使用了。彭刚说，系里有投影设备，但教室太小。这使我非常感慨，毕竟内地与上海是有不小差别的。我在复旦上课，用手提电脑上课是家常便饭，复旦很多教室都有投影设备，可以用电脑上课。不少院系还备有很多手提电脑，可以借给没有手提电脑的青年教师上课使用。
　　因为没有事先设想的设备，我只得徒唤奈何。还好我在家时也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因为我做事是非常仔细的，考虑事情总是—万个保险，所以蒙益老是说我是“保险公司”的，一点不假。看看投影幕，而没有笔记本与投影仪，我从容不迫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两套纸质讲稿，选了一份便于口头表达的《比喻文本的类别及其建构的基本原则》。因为比喻是“修辞之母”，对大学生讲这个题目也是恰当的。由于准备充分，讲得全面，所有教科书上也找不到，新鲜例证更是大家没见过，因此效果非常好。报告厅200多人座无虚席，还有学生站着听。彭刚在台上陪我，拚命地记我举的例子。我想，如果有投影仪，那效果会提高很多倍的，也更能彰显我崇尚现代化的个人风格。我在家作PPT时，蒙益就说，别想得太天真，你以为云南也是上海，哪会有电脑设备给你上课，别“秀”你复旦臭教授的时尚了吧。其实，我并不是“秀”时尚，而是从心里不愿意做满身粉笔灰的教书匠。我之所以要选择做教师，而且一定要做大学教师，是由于小时候读了家中一本批判个人主义的书。我记得其中有一篇文章的作者说，他是一个中文系学生，研究生毕业后被留校做了助教。整天不安心教学，只顾写诗出名，并写诗抒发理想说：“诗歌一发表，名声飞上天。金钱花不完，美女任我选。”他是批判，我正好反看，从此就“中毒”了，立志考上大学后，一定要读研究生，先做讲师，再做教教。我那时是中学生，以为“助教”就是“助理教授”，是教授的副职，比讲师职级高。真是好笑!尽管“中毒”，后来我果然一一照着那时立下的志向去做，而且都做到了，还很优秀。不仅助教做到了，还做到了复旦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语言学教授，还先后两次到日本做大学教授。现在想起来，“中毒”也没有什么不好。
　　讲完两个钟点的课，主持人彭刚带我到文学院小坐，6点时院里的正副院长、书记聚齐，开了3部车去昆明的名店“过桥都”吃米线。3部车都是私车，我问怎么都有车，他们说，便宜，不要牌照费，师大2000多教师，已经有三分之一都有私车了。他们还说，全国城市的私车，除了北京，就是昆明最多了。说得我这个上海复旦大学最年轻且号称时尚的教授好没面子，好不感慨。
　　晚宴是学院请的，因为课是给学院讲的。进了过桥都，负责请客事宜的副院长上二楼，想找一个好位置，先找到“吴三桂厅”，还未落座，突然副院长站起来说：“不好，换地方。”这就找到“陈圆圆厅”。我马上意识到，副院长之所以已经选了“吴三桂厅”，又突然说不好，要换“陈圆圆厅”，肯定他潜意识里意识到我也姓吴，而吴三桂是我们吴家的败类。没有他为了陈圆圆冲冠一怒，满洲人可能不容易—下子就进关了，灭了李自成，也灭了南明，从此中原易主。所以，吴三桂在历史上成了汉人唾骂的“汉奸”与千古罪人。后来，降清后，可能心理受到折磨，又在云南反清，自己称帝，他儿子也做了几天皇帝。而陈圆圆好像蛮知民族大节的，因此名声较好。我想副院长之所以要从“吴三桂厅”换到“陈圆圆厅”，其心路历程大抵如此吧。
　　没想到换到“陈圆圆厅”，刚坐下，小姐就说要加收服务费，还有最低消费的要求。 副院长说：“不干”不会做生意，去大厅。到了大厅，结果真的没有什么人，确实是不会做生意，这一点又比沿海城市差多了，内地人实在，不会变着法子掏顾客钱，掏得顾客又开心又乐意，这就是观念的差别!如果在上海，店家不论如何豪华的包间，一般都不会明说要加收服务费，设定最低消费标准，而是变着法子给你提供服务，推荐特色菜肴，服务热情得让你感动，自然多点菜，多喝酒，这不就把你兜里的钱都掏出来了吗?
　　在大厅，我们找了一个最接近表演的大台子坐下。坐定后，院长打电话到校办，再请人来陪。由副院长点菜，他很行，点了很多，很有特色，都是云南的菌类山珍，一道又一道。最后上过桥米线，每人面前摆了十二只很小的碟子，每碟一点小菜，各色各样，有荤有素，有点像日本人上的菜。我不知怎么吃法，副院长介绍，并亲自动手，帮我将十二道小菜倒进刚送上的热面里，汤非常烫，上面都是鸡汤的油，和上海吃的所谓云南米线根本不一样。他们说，这还不是真正的云南米线，真正的米线是在云南的蒙自县。他们还讲了米线的故事：过去一个秀才读书应考，为了安心不受打扰，在离家有一段距离的一个小屋子里学习，每天妻子把饭送到他读书的小屋子。但因为距离较远，冬天饭送到，都冷了。聪明而贤惠的妻子就发明了一道饭食，用鸡汤下面条，鸡汤上面有一层很重的油，可以保温，这样面送到还是很烫的，鸡汤又有营养，可以保证相公有足够的体力读书。因为每天送饭必要经过一座小桥，所以这道面就称作“过桥米线”。米线是云南人用大米做的一种面，是日常的普通食品，在超市都能买到。
　　席间，有云南少数民族歌舞表演，我第一次听到用云南葫芦丝吹的乐曲，觉得非常好印象很深。每一个民族的歌舞表演，文学院的教师都给讲一个典故来历，如泸沽湖的摩梭人的走婚之类，这个我以前也看过文字介绍、但未见到真的女儿国中的摩梭男女，这次算见到了，男女都很漂亮，个头很高，身材也好。另外，还讲了很多云南各处的民俗，很有趣。毕竟是大学的教授，见闻也多。但讲着讲着，一个叶教授不知怎么讲到了另一个故事，说云南教育还不行、以前还有很多“民办教师”。有一个“民办教师’是口吃，一天给学生上课，给学生念了一句课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口吃，“日”字念了四遍，结果学生照念道：“打倒日日日日本帝国主义”，那老师就说：“不管老师日几下(念ha)，你们只能日—下”。结果把大家笑倒。我说“下”的云南读音与现在的南京话、江淮官话的方言读音是一样的，证明云南人是明朝南京移民而来是有根据的，由此再讨论到云南的移民问题，吴三桂在云南的问题和吃饭的过桥都米线饭店的来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