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教授岑仲勉的《隋唐史》久负盛誉，近年重印，反映了我们国家对老一辈学人的尊重。读这部书，首先令人叹服的是作者所使用资料的广博浩繁，而且是尽量消化、吸收、辨别、使用这些资料，在此基础上形成观点。五十年代后期，日本著名学者花房英树在《关于岑仲勉先生的白氏长庆集》一书中，称岑先生各种著述“实在是充实的著作”，确是中肯的评价。
　　岑先生幼承家训，熟读四书五经，喜爱骈散文赋，十八岁入两广大学堂深受乾嘉学风熏陶，以高邮王氏父子之学为宗师，养成务求坚实的学风，很早即善长考据，绝不游谈无根。《隋唐史》作为他晚年的力作，对资料的考辨可以说细致入微。例如唐史三十三节《唐之马政》中作者为说明唐优良战马多源于西北，将史源远溯西周，考周穆王之八骏名称，“均为突厥语或中亚语之音写。”说明我国自古以来中原及南方地区少马，优良的战马只能依靠北方游牧民族地区提供。
　　作为老一辈的学者，岑先生还不能全面、自如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历史，这应当说是一个局限。不过作者在许多方面，仍然坚持了唯物论和辩证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其中《试用辩证法解说隋史》一节、《论陈亡之必然性》等章，系作者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运用历史唯物论的体现。尤其作者认为“世界上无绝对孤立之民族或国家，对于其它民族或国家，彼此总会发生多少相互的影响，……历代制度、名物，每更一姓，虽必有所易，然易者其名，不易者其实。甚至外族侵入，仍有相联之迹。……故每论到典章、文物，非徒略溯其始，抑且终论其变，求类乎通史之通，不锢于断代史之断。”确系发人深省的灼见。隋唐史虽属断代史，但绝不可割断与通史的联系，而且不可割断与整个世界的联系。历史长河的每一瞬间都是历史前进的步伐，都与整体休戚相关。所以，作者反对治中国史专攻中国典籍，治一朝一代专史而不顾其余的方法，指出：“余曾谓读愈古之史，愈须通晓世界史，最近亦有联系世界史之揭示。”因此，作者论隋唐史，并不局限于讲中国的王朝更替、经济发展、政治斗争、文化生活，而且着眼于当时的世界，即与隋唐史有关的各种事物，用隋唐史作主线，串联力所能及的一切，并分门别类，作出自己独到的研究，力求纲举目张。作者在本书中将我国史书、文集、杂著、笔记、碑志中有关突厥的资料依系年先后或类比编次，运用考古发掘的突厥文物与国内外文献资料互证，详尽地考释了突厥社会的史事、人物、地理，指出了突厥民族在隋唐时期的重要地位。这不仅是作者对突厥史研究的开拓性贡献，也是作者由博反约、以小见大，纵横联系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体现。又如作者指出：“我国往日，根于夜郎自大及短视的缘故，每遇外国使者(或者只是商人)来到，辄大书特书，以为慕义向化(固然有一部分是例外的)，然早在西汉，已有人指出此种掩饰行为。……我国输出，在古代莫要于缯帛，故丝绢贸易，实与中外交通之发达互为联系。”这一结论，对于研究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民族关系，以至于对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颇多启发意义。读者在阅读时可以不断发现精辟的论断与宝贵的资料。唐人李山甫《寒食》诗称：“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这里借以形容阅读这本书时的兴奋之情。
　　由于作者未能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在论述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时出现一定偏差，影响了本书的成就。例如书中忽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过于强调统治者的作用，归“贞观之治”功于太宗从谏如流、量材器使、居安思危、审慎法令、不以察察为明、不主严刑而治、有自知之明等，认为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纪。忽视复杂的社会原因尤其是经济原因而讨论藩镇之祸，强调安史之乱的原因是玄宗“老年昏愦，溺宠艳妻，信任黠胡，遂启狄人之贪，累民生之涂炭。”不考虑力役剥削与实物剥削的轉化关系而断定两税即为地税等等。另外全书似仍缺乏主线，以致篇目过散，难以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再有对陈寅恪先生似也反难太多，纠缠于枝节而掩饰了主要内容。
　　
　　(《隋唐史》，岑仲勉著，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二版，2.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