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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出版社最近连续推出了四部经济学家列传，他们分别是：《我国经济学泰斗马寅初》《登上世纪坛的学者孙冶方》《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刘国光》。
一般来说，走进经济学家的内心世界，在他们那些看是枯燥无味的十个阿拉伯数字的反复排列组合、无数曲折玄奥的模式与模型的创建与运算中，而实际上却是牵涉到亿万人们穿衣吃饭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中，了解他们孜孜不倦的探索与追求、呼唤与抗争。自有一番别人不得而知的天地；而特殊地来说。在当前的金融危机波及到世界各个角落、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人们会更有兴味，也更有必要来涉猎一下这个神奇的港湾。
今日这个金融危机来势凶猛，冲击波的力度为史所空前，波翻浪滚，险象环生，经济发展的航道冰川丛绕，密布着许多因素不确定的暗礁。在此海啸一般的巨浪冲击下，我国的经济发展犹能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平稳、较快地前进，并用四万亿巨额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来缓解世界金融危机的压力，这不能不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赞赏和惊奇，交口称誉“亚洲巨人能够安全渡过金融危机”。而这能够抗拒如此强劲台风的深厚根源与巨大潜力，不用细说人人都能够理解，它是根源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根源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这毫不动摇的改革开放，除了其他方面的重大创造力与推动力之外，也凝结着我国几代卓越经济学家的拼搏与奋斗、心血与良知。
经济学家，一直是站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这是由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决定的；尤其是，当经济的发展遇到危机、危难、低迷，挫折和转型、转轨的时候，则更是如此。1940年，当国民党进行严厉的封锁禁运，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都将断炊之际，毛主席亲自请南汉宸出山，让他解决这个难题。他受命于危险之际，通过运筹帷幄，冲破重重难关，终于解决了边区五万多干部、战士的穿衣吃饭问题。而在另外一个历史背景下，另外几位卓越经济学家，又是做出了另外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1958年，在人们盲目迷信人多力量大、人一定能够胜天的热火朝天中，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马寅初，便不避任何风险地提出了《新人口论》；在那只强调社会制度优越性而忽视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大潮流与大风向中，孙冶方划破夜空地带头喊出经济改革的第一声，这一声虽然还很朦胧，但正由于它是第一声，便越显得它的难能可贵。但是，喊出这第一声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这不仅仅是因为那里边要凝聚着他们因苦苦思索、运算而耗尽无数脑汁与心血；而且，他们因此而遭受到的残酷打击与迫害，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他们一个被扣上“新马尔萨斯”的帽子被围剿批斗，让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单枪匹马、孤身一人去面迎不讲理的压服；另一个被扣上“中国的利别尔曼”帽子而被罢官劳改，最后送进监牢。这正如西方一位学者说的：“经济学家的沉默，是社会的最大悲哀。”不幸的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所受到的挫折与困顿，正用活生生的现实证明了这位西方学者的警言。
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刘国光所走过的道路，则从另一个方面证实这句警语的真实性。在刚刚提出打破禁锢、解放思想，而厚厚冰层仍然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中时，刘国光便勇敢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是可以结合的，也是必须结合的。”胡耀邦在他的论文上批示说：“这是一篇研究新问题的文章。在更多理论工作者还没有下最大决心、作最大努力转到这条轨迹上的时候，我们必须大力提倡这种理论研究风气。”
90年代中叶，当国民经济徘徊于通货膨胀与发展速度的两难选择之际，他与其他同志密切配合，准确恰当地计算出国民经济发展的各种比例关系，为国家设计出软着陆路线图，打破了恼人的物价怪圈。朱镕基曾为此强调地指出：“刘国光同志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文章很有说服力，建议可写成文章加以宣传。”后来刘国光与人合作写出了《论“软着陆”》文章，朱镕基在原稿上批示说：“这是迄今为止总结宏观调控经验的一篇最好的文章。”
2005年在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颁奖大会上，他又颇有见识地大胆提出：“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认为，在坚持市场取向的同时，必须有政府有效的调控干预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
接着他又提出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他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在面对历史空前的机遇与挑战时，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在各项决议上写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是完全正确的。而在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已经使蛋糕做得很大，这时仍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则是应当考虑的了。我们不仅要在再分配中解决公平问题，在初次分配中也应解决公平问题。
他是一生中经历了无数次“计划与市场争论烈火与实践反复的锤炼”的老人，是对于国家日益繁荣昌盛、充满无限生机的未来怀有充分信心的老一代经济学家，他十分高兴地看到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合理的收人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问题，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从这些经济学家闪光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学家历史责任感，他们的追求总是和国家的命运、繁荣富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面对任何艰难困苦，他们孜孜以求，追求真理，百折不挠，胸襟开阔，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精神。
今天，世界经济形势风云变幻，发展的前景波诡云谲，在雾海中乘风破浪、坚挺航行的中国经济，更是离不开经济学家的辛劳。让人们普遍认识到经济学家的智慧和良知，应当说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还有一位西方学者说过：“一个国家有了优良的国民，这个国家就一定会强盛起来。”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稍做适当的调整，说：“一个国家有了优良的经济学家，这个国家就一定会强盛起来”，仍然具有作为一句格言的实际含义。
这四部书的作者邓加荣先生，是一位资深记者和传记文学作家，他刻画人物深刻细腻，精致独到。这四部经济学家传记，多方面地体现出了经济学家的智慧与良知，读起来是饶有情趣与意味深长的。
一般来说，走进经济学家的内心世界，在他们那些看是枯燥无味的十个阿拉伯数字的反复排列组合、无数曲折玄奥的模式与模型的创建与运算中，而实际上却是牵涉到亿万人们穿衣吃饭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中，了解他们孜孜不倦的探索与追求、呼唤与抗争。自有一番别人不得而知的天地；而特殊地来说。在当前的金融危机波及到世界各个角落、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人们会更有兴味，也更有必要来涉猎一下这个神奇的港湾。
今日这个金融危机来势凶猛，冲击波的力度为史所空前，波翻浪滚，险象环生，经济发展的航道冰川丛绕，密布着许多因素不确定的暗礁。在此海啸一般的巨浪冲击下，我国的经济发展犹能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平稳、较快地前进，并用四万亿巨额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来缓解世界金融危机的压力，这不能不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赞赏和惊奇，交口称誉“亚洲巨人能够安全渡过金融危机”。而这能够抗拒如此强劲台风的深厚根源与巨大潜力，不用细说人人都能够理解，它是根源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根源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这毫不动摇的改革开放，除了其他方面的重大创造力与推动力之外，也凝结着我国几代卓越经济学家的拼搏与奋斗、心血与良知。
经济学家，一直是站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这是由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决定的；尤其是，当经济的发展遇到危机、危难、低迷，挫折和转型、转轨的时候，则更是如此。1940年，当国民党进行严厉的封锁禁运，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都将断炊之际，毛主席亲自请南汉宸出山，让他解决这个难题。他受命于危险之际，通过运筹帷幄，冲破重重难关，终于解决了边区五万多干部、战士的穿衣吃饭问题。而在另外一个历史背景下，另外几位卓越经济学家，又是做出了另外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1958年，在人们盲目迷信人多力量大、人一定能够胜天的热火朝天中，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马寅初，便不避任何风险地提出了《新人口论》；在那只强调社会制度优越性而忽视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大潮流与大风向中，孙冶方划破夜空地带头喊出经济改革的第一声，这一声虽然还很朦胧，但正由于它是第一声，便越显得它的难能可贵。但是，喊出这第一声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这不仅仅是因为那里边要凝聚着他们因苦苦思索、运算而耗尽无数脑汁与心血；而且，他们因此而遭受到的残酷打击与迫害，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他们一个被扣上“新马尔萨斯”的帽子被围剿批斗，让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单枪匹马、孤身一人去面迎不讲理的压服；另一个被扣上“中国的利别尔曼”帽子而被罢官劳改，最后送进监牢。这正如西方一位学者说的：“经济学家的沉默，是社会的最大悲哀。”不幸的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所受到的挫折与困顿，正用活生生的现实证明了这位西方学者的警言。
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刘国光所走过的道路，则从另一个方面证实这句警语的真实性。在刚刚提出打破禁锢、解放思想，而厚厚冰层仍然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中时，刘国光便勇敢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是可以结合的，也是必须结合的。”胡耀邦在他的论文上批示说：“这是一篇研究新问题的文章。在更多理论工作者还没有下最大决心、作最大努力转到这条轨迹上的时候，我们必须大力提倡这种理论研究风气。”
90年代中叶，当国民经济徘徊于通货膨胀与发展速度的两难选择之际，他与其他同志密切配合，准确恰当地计算出国民经济发展的各种比例关系，为国家设计出软着陆路线图，打破了恼人的物价怪圈。朱镕基曾为此强调地指出：“刘国光同志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文章很有说服力，建议可写成文章加以宣传。”后来刘国光与人合作写出了《论“软着陆”》文章，朱镕基在原稿上批示说：“这是迄今为止总结宏观调控经验的一篇最好的文章。”
2005年在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颁奖大会上，他又颇有见识地大胆提出：“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认为，在坚持市场取向的同时，必须有政府有效的调控干预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
接着他又提出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他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在面对历史空前的机遇与挑战时，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在各项决议上写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是完全正确的。而在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已经使蛋糕做得很大，这时仍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则是应当考虑的了。我们不仅要在再分配中解决公平问题，在初次分配中也应解决公平问题。
他是一生中经历了无数次“计划与市场争论烈火与实践反复的锤炼”的老人，是对于国家日益繁荣昌盛、充满无限生机的未来怀有充分信心的老一代经济学家，他十分高兴地看到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合理的收人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问题，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从这些经济学家闪光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学家历史责任感，他们的追求总是和国家的命运、繁荣富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面对任何艰难困苦，他们孜孜以求，追求真理，百折不挠，胸襟开阔，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精神。
今天，世界经济形势风云变幻，发展的前景波诡云谲，在雾海中乘风破浪、坚挺航行的中国经济，更是离不开经济学家的辛劳。让人们普遍认识到经济学家的智慧和良知，应当说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还有一位西方学者说过：“一个国家有了优良的国民，这个国家就一定会强盛起来。”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稍做适当的调整，说：“一个国家有了优良的经济学家，这个国家就一定会强盛起来”，仍然具有作为一句格言的实际含义。
这四部书的作者邓加荣先生，是一位资深记者和传记文学作家，他刻画人物深刻细腻，精致独到。这四部经济学家传记，多方面地体现出了经济学家的智慧与良知，读起来是饶有情趣与意味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