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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思想解放的潮流虽然始终是围绕独立、民主和国家富强而展开，但主要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甲午战争后以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为载体的思想大解放及以五四运动为核心的思想文化新潮流，被视为近代中国的两次思想解放高潮，有的学者称其为两次民族觉醒。
一、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条主线
1840年后西方列强的大规模入侵，带来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大变迁。伴随着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一连串历史事变而输入的西学，对中国传统思想形成了尖锐挑战。首先败下阵来的是儒学一统天下的封建思想。鸦片战争以后，伴随中国走向近代的苦难历程，出现了“中体西用，道器常变“的复杂争论。中西关系成为思想家思索的一个新命题。尽管各种思潮的内涵不同，各种争论的焦点有别，各种流派的主旨相异，但都扣住了古今中西这一核心问题。
鸦片战争时期，一些思想家将洋务派的“治国方略”归为“中体西用”，从而选定了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里处理中西关系的准则。梁启超将这一时期概括为中国人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1. 器物层面：器物的东西看起来与思想无关，其实不然。譬如修路，就需要与铁路相关的技术资料和科技人员,要翻译西书和建立新式学堂，思想文化方面的东西就应运而生了；同时还要遇到施工和管理体系等一系列的问题，牵扯到制度层面许多事情；如果再引申到铁路修筑后带来的沿线经济变化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则深入到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事实上，器物和社会制度、思想文化是连为一体的。一旦器物发生了变化，就会迎来社会文化等一系列的变化。
2. 制度方面：在移植西方制度的过程中，首先跃出水面的是维新变法，即用和平改良的办法推行西方君主立宪制。这个问题之所以在1898年演变成一场社会改革运动，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运动的发生是甲午战争之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促成的，是救亡拉开了启蒙；二是推进这场运动的领军人物不是洋务运动后涌现出来的那些称做早期改良者的知识精英，而是没有出过国、西方文化根底远不如王韬等人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三是光绪为代表的维新官僚的支持，没有他们的倾向维新，“百日维新”是呼唤不出来的。但是即使有光绪皇帝的支持，仍然遭到顽固守旧官僚的强烈反对。可见变制度较之变器物要困难得多。不过，维新变法作为思想解放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
3. 文化层面：民国初年，国人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一批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反复探讨，认为根源在文化方面。从文化的角度看，文化是全体社会的总和，是一个民族生存的集中反映。所以制度的建设必须与民众的整体文化素质相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了共和的民主，才会有共和制度；有了现代的文化，才能打造民主的国家。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实现新的共和制度，说到底是国民整体素质太低。因此，以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为标志，思想解放的潮流又递进到了文化层面。其中最突出的是那些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如陈独秀、胡适等，多是从欧美日本留学归来的饱学之士，中西兼通，立论往往石破天惊，提升了中国文化的现代水平。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涌入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跃居为社会的主流，左右了中国的政治变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至此，百余年的古今西方文化之争告一段落。
二、 解放的两次高潮
第一次思想解放高潮是以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因为一种新制度总是与新理论、新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在移植西方的君主立宪制，还是欧美的民主共和，都使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发生了新变化，中国人的近代理念多是从这时期萌发的。
1. 世界意识和民主观念。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还很少，戊戌时期维新派建学会、开学堂，努力介绍世界大势和欧美的社会文化状况，20世纪初，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世界观念，从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尤其是从世界潮流出发思考和研究中国的病根及解决的方法。梁启超在1902年首先揭示“中华民族”一词，后来孙中山进一步提出“五族共和”，使民主主义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2. 进化论和竞争意识。无论是康梁的维新变法，还是孙中山的共和革命，都在积极弘扬进化论。康有为的“三世说”讲的是社会进步不可阻挡：梁启超的变通观，宣传的是一切事物都在变，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普遍规律；谭嗣同的“日心说”论述的也是以新换旧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一条法则；严复的《天演论》通篇充满进化的哲理。当孙中山的革命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进化的观念渐渐得到了普及。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意识，也为许多人所接受。
3. 天赋人权和个性解放。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建立在天赋人权和充分发挥个性自由的博爱理论基础上的，戊戌、辛亥时期对这方面的宣传也相当多。由天赋人权引发了对中国专制主义的抨击，由个性解放深入到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谭嗣同在《仁学》中对封建“三纲五常”的揭露及“冲破网罗”的呐喊，邹容在《革命军》中对旧礼教的解剖和对自由、平等、博爱的顶礼膜拜，都给人以新的理念和追求。
4. 国家属于人民。孙中山和梁启超虽然在是否推翻清朝上严重对立，但国家观基本一致，他们都批判皇权和帝王思想，代之而起的是在1912年产生的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此，帝制灭亡，共和为人心所向。
总之“五四”之后，馬克思主义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无论是新儒家，还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都无法与之抗衡。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都使中国思想界焕然一新，对学术文化影响至深。经过共产党人长期不懈的艰苦探索，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迎来了新中国成立这样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
参考文献：
[1]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M］.
[2]吴雁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M］.
（1. 临沂市实验中学；2. 临沂市平邑资邱中学）
一、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条主线
1840年后西方列强的大规模入侵，带来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大变迁。伴随着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一连串历史事变而输入的西学，对中国传统思想形成了尖锐挑战。首先败下阵来的是儒学一统天下的封建思想。鸦片战争以后，伴随中国走向近代的苦难历程，出现了“中体西用，道器常变“的复杂争论。中西关系成为思想家思索的一个新命题。尽管各种思潮的内涵不同，各种争论的焦点有别，各种流派的主旨相异，但都扣住了古今中西这一核心问题。
鸦片战争时期，一些思想家将洋务派的“治国方略”归为“中体西用”，从而选定了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里处理中西关系的准则。梁启超将这一时期概括为中国人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1. 器物层面：器物的东西看起来与思想无关，其实不然。譬如修路，就需要与铁路相关的技术资料和科技人员,要翻译西书和建立新式学堂，思想文化方面的东西就应运而生了；同时还要遇到施工和管理体系等一系列的问题，牵扯到制度层面许多事情；如果再引申到铁路修筑后带来的沿线经济变化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则深入到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事实上，器物和社会制度、思想文化是连为一体的。一旦器物发生了变化，就会迎来社会文化等一系列的变化。
2. 制度方面：在移植西方制度的过程中，首先跃出水面的是维新变法，即用和平改良的办法推行西方君主立宪制。这个问题之所以在1898年演变成一场社会改革运动，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运动的发生是甲午战争之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促成的，是救亡拉开了启蒙；二是推进这场运动的领军人物不是洋务运动后涌现出来的那些称做早期改良者的知识精英，而是没有出过国、西方文化根底远不如王韬等人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三是光绪为代表的维新官僚的支持，没有他们的倾向维新，“百日维新”是呼唤不出来的。但是即使有光绪皇帝的支持，仍然遭到顽固守旧官僚的强烈反对。可见变制度较之变器物要困难得多。不过，维新变法作为思想解放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
3. 文化层面：民国初年，国人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一批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反复探讨，认为根源在文化方面。从文化的角度看，文化是全体社会的总和，是一个民族生存的集中反映。所以制度的建设必须与民众的整体文化素质相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了共和的民主，才会有共和制度；有了现代的文化，才能打造民主的国家。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实现新的共和制度，说到底是国民整体素质太低。因此，以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为标志，思想解放的潮流又递进到了文化层面。其中最突出的是那些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如陈独秀、胡适等，多是从欧美日本留学归来的饱学之士，中西兼通，立论往往石破天惊，提升了中国文化的现代水平。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涌入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跃居为社会的主流，左右了中国的政治变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至此，百余年的古今西方文化之争告一段落。
二、 解放的两次高潮
第一次思想解放高潮是以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因为一种新制度总是与新理论、新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在移植西方的君主立宪制，还是欧美的民主共和，都使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发生了新变化，中国人的近代理念多是从这时期萌发的。
1. 世界意识和民主观念。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还很少，戊戌时期维新派建学会、开学堂，努力介绍世界大势和欧美的社会文化状况，20世纪初，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世界观念，从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尤其是从世界潮流出发思考和研究中国的病根及解决的方法。梁启超在1902年首先揭示“中华民族”一词，后来孙中山进一步提出“五族共和”，使民主主义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2. 进化论和竞争意识。无论是康梁的维新变法，还是孙中山的共和革命，都在积极弘扬进化论。康有为的“三世说”讲的是社会进步不可阻挡：梁启超的变通观，宣传的是一切事物都在变，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普遍规律；谭嗣同的“日心说”论述的也是以新换旧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一条法则；严复的《天演论》通篇充满进化的哲理。当孙中山的革命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进化的观念渐渐得到了普及。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意识，也为许多人所接受。
3. 天赋人权和个性解放。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建立在天赋人权和充分发挥个性自由的博爱理论基础上的，戊戌、辛亥时期对这方面的宣传也相当多。由天赋人权引发了对中国专制主义的抨击，由个性解放深入到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谭嗣同在《仁学》中对封建“三纲五常”的揭露及“冲破网罗”的呐喊，邹容在《革命军》中对旧礼教的解剖和对自由、平等、博爱的顶礼膜拜，都给人以新的理念和追求。
4. 国家属于人民。孙中山和梁启超虽然在是否推翻清朝上严重对立，但国家观基本一致，他们都批判皇权和帝王思想，代之而起的是在1912年产生的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此，帝制灭亡，共和为人心所向。
总之“五四”之后，馬克思主义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无论是新儒家，还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都无法与之抗衡。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都使中国思想界焕然一新，对学术文化影响至深。经过共产党人长期不懈的艰苦探索，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迎来了新中国成立这样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
参考文献：
[1]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M］.
[2]吴雁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M］.
（1. 临沂市实验中学；2. 临沂市平邑资邱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