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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部金融海啸所造成的外需不足，需要通过扩大内需来应对。对于宏观紧缩造成的内需不足，则要通过扩张政策来弥补之，但对于市场活力萎缩所导致的内需增长乏力，应加大市场改革力度。可以说，中国经济要走出困境，要有市场制度的创新、民间活力的激发，光靠政府唱独角戏，只能重蹈覆辙，无法摆脱被动境地。
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既有外部性的影响，又有周期性的影响，还有结构性的影响以及体制性的影响。在政策操作上，尤其需要警惕经济下滑和“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双重风险。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实体经济的积极变化在持续扩大，金融市场在逐步回稳，在今后3个月至半年内有望出现缓慢经济复苏。但是目前各种积极迹象主要是政府救援和刺激政策的结果，实体经济基本面还相当脆弱。美国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将逐步减弱，金融风险依然较大，而且就业形势持续恶化，其失业率年底可能将升至10％，投资增长和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均创下历史最低纪录。美联储“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通胀预期，美国长期利率大幅上升，不仅给房地产市场复苏蒙上一层阴影，而且以石油为代表的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再度大幅上升，加重了消费者和企业负担，使世界经济复苏更为艰难。
作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的变化会对中国出口、FDI增长产生影响，同时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美元通胀和汇兑损失双重风险。但是由于美国经济转好的缓慢与脆弱，其可能带来的外需给中国提供的未来出口空间非常有限。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美国的高负债率和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以及中国等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率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上，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家庭储蓄率实现正的5.7％，为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同时美国2009财年财政赤字将上升到1.83万亿美元，占GDP比重将超过13％，因此世界经济结构性问题并没有解决。另外。国际经济环境短期内难以有根本性的好转，日本经济由于严重依赖出口，制造业景气指数创该国历史低点，其回暖复苏慢于美国，欧洲经济的复苏更加缓慢。
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影响有限，如果2009年我国出口保持零增长。由此我国经济增长将比以往至少损失2个百分点。这还不算由出口减少引起的产业投资萎缩、失业增加等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损失，净出口对中国GDP贡献率还将会下行，因此，在宏观政策取向上还应当以中国国内需求为主，坚持扩大内需。当前从中国居民的消费决定模式来看，无论对于社保覆盖范围内的城市居民，还是绝大部分在社保体系覆盖范围外的农村居民而言，都对储蓄、地产、有价证券等财产性收人有着很大的依赖——中国已经进入“储蓄防老”的时代：在存款利率较低、储蓄收入减少的背景下，中国居民的消费都不可能迅速增长。而从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来看，虽然当期可支配收入仍然维持较高的增长水平，可是在就业预期较差和较普遍的降薪预期下，中国居民当期收入决定的消费增长速度也会降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随着消费补贴政策效应的减弱，经济自身力量决定的消费增长速度也无法期待有大的变化。在国民收入增速下滑持续一定时间以后，消费增速依然会维持在较低水平，甚至不排除阶段性回落的可能。目前的消费增长可能不具备可持续性。
去年11月以来，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力度空前，中国宏观经济已出现积极的变化，但从投资和消费来看，中国经济的动力主要来自政府投资的快速回升。民间投资、居民消费跟进热情有限，然而，政府力量可以使经济止跌，却无法使其有效复苏。经济复苏必须解决动力切换问题，即由政府投资拉动型为主，真正转向市场内生增长型，这就需要民间投资的有效启动及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来实现。然而，中国信贷政策对民间投资、居民消费的支持力度却非常有限，在大型国有企业贷款快速增长同时，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贷款需求依然得不到有效满足，同时新增贷款中居民户贷款占比大幅下降。而居民户贷款是和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
中国经济尽管已经触底，但经济自身的自然增长动力仍然十分虚弱。随着新增资本形成速度加快以及房地产投资可能回升，三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会明显提速。但是如果不能在这两年里通过“调结构、促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那么两年后当巨额财政资金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释放完毕，当高额信贷增速逐渐回落，当补贴效应开始递减，中国的增长率将大幅回落。
目前，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全球和中国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全球主要经济体果断一致地实行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了对未来世界性货币贬值及通货膨胀的担忧，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势在难免。自今年初以来，国际铜价已经上涨超过35％，铂金价格累计也上涨了19％。与今年2月中旬创下的不到34美元的近期低值相比，6月份国际油价已经超过70美元。3个多月的时间翻了一番。如果今年三季度商品市场的上涨速度超过了普遍预期，并进而使得全球通胀形势逐渐失控，那么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最快可能在今年年底考虑回收流动性。历史经验证明，美联储从来就没有及时回收过流动性。在美国金融危机过后，流动性泛滥下资金大量进入中国等新兴市场，进一步推动资产价格膨胀。中期来看，将来美国加息后致使国际资本回流，可能再次引发新兴市场资产价格和经济的大幅波动，实体经济才会受到其影响。我们现在可能就位于这个十字路口。对政府和货币当局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相机抉择”，在全球通胀成形之初就及时将国内的货币环境回归正常化。在目前商品期货价格能够快速影响到现货市场价格的时候，由于国际市场资金的逐利性和操纵行为的存在，通胀很可能在经济复苏前出现，并由此催生新一轮经济泡沫。
应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政策创新是引导中国经济复苏的关键。比如通过金融政策创新引导A股市场的持续回暖：通过产业政策创新加快实现去产能化和去库存化的目标：通过保障制度创新提振国内消费：通过金融创新稳定城市房地产市场，积极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充分发挥房地产市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治理之策，则要寻求综合的办法。对于外部金融海啸所造成的外需不足，需要通过扩大内需来应对之。对于宏观紧缩造成的内需不足，则要通过扩张政策来弥补之，但对于市场活力萎缩所导致的内需增长乏力，则需要加大市场改革力度。可以说，中国经济要走出困境。要有市场制度的创新，民间活力的激发，光靠政府唱独角戏，只能重蹈覆辙，无法摆脱被动境地。
(作者：赵晓、陈光磊、李慧忠，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物资学院)
责任编辑 凡夫
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既有外部性的影响，又有周期性的影响，还有结构性的影响以及体制性的影响。在政策操作上，尤其需要警惕经济下滑和“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双重风险。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实体经济的积极变化在持续扩大，金融市场在逐步回稳，在今后3个月至半年内有望出现缓慢经济复苏。但是目前各种积极迹象主要是政府救援和刺激政策的结果，实体经济基本面还相当脆弱。美国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将逐步减弱，金融风险依然较大，而且就业形势持续恶化，其失业率年底可能将升至10％，投资增长和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均创下历史最低纪录。美联储“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通胀预期，美国长期利率大幅上升，不仅给房地产市场复苏蒙上一层阴影，而且以石油为代表的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再度大幅上升，加重了消费者和企业负担，使世界经济复苏更为艰难。
作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的变化会对中国出口、FDI增长产生影响，同时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美元通胀和汇兑损失双重风险。但是由于美国经济转好的缓慢与脆弱，其可能带来的外需给中国提供的未来出口空间非常有限。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美国的高负债率和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以及中国等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率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上，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家庭储蓄率实现正的5.7％，为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同时美国2009财年财政赤字将上升到1.83万亿美元，占GDP比重将超过13％，因此世界经济结构性问题并没有解决。另外。国际经济环境短期内难以有根本性的好转，日本经济由于严重依赖出口，制造业景气指数创该国历史低点，其回暖复苏慢于美国，欧洲经济的复苏更加缓慢。
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影响有限，如果2009年我国出口保持零增长。由此我国经济增长将比以往至少损失2个百分点。这还不算由出口减少引起的产业投资萎缩、失业增加等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损失，净出口对中国GDP贡献率还将会下行，因此，在宏观政策取向上还应当以中国国内需求为主，坚持扩大内需。当前从中国居民的消费决定模式来看，无论对于社保覆盖范围内的城市居民，还是绝大部分在社保体系覆盖范围外的农村居民而言，都对储蓄、地产、有价证券等财产性收人有着很大的依赖——中国已经进入“储蓄防老”的时代：在存款利率较低、储蓄收入减少的背景下，中国居民的消费都不可能迅速增长。而从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来看，虽然当期可支配收入仍然维持较高的增长水平，可是在就业预期较差和较普遍的降薪预期下，中国居民当期收入决定的消费增长速度也会降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随着消费补贴政策效应的减弱，经济自身力量决定的消费增长速度也无法期待有大的变化。在国民收入增速下滑持续一定时间以后，消费增速依然会维持在较低水平，甚至不排除阶段性回落的可能。目前的消费增长可能不具备可持续性。
去年11月以来，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力度空前，中国宏观经济已出现积极的变化，但从投资和消费来看，中国经济的动力主要来自政府投资的快速回升。民间投资、居民消费跟进热情有限，然而，政府力量可以使经济止跌，却无法使其有效复苏。经济复苏必须解决动力切换问题，即由政府投资拉动型为主，真正转向市场内生增长型，这就需要民间投资的有效启动及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来实现。然而，中国信贷政策对民间投资、居民消费的支持力度却非常有限，在大型国有企业贷款快速增长同时，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贷款需求依然得不到有效满足，同时新增贷款中居民户贷款占比大幅下降。而居民户贷款是和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
中国经济尽管已经触底，但经济自身的自然增长动力仍然十分虚弱。随着新增资本形成速度加快以及房地产投资可能回升，三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会明显提速。但是如果不能在这两年里通过“调结构、促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那么两年后当巨额财政资金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释放完毕，当高额信贷增速逐渐回落，当补贴效应开始递减，中国的增长率将大幅回落。
目前，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全球和中国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全球主要经济体果断一致地实行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了对未来世界性货币贬值及通货膨胀的担忧，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势在难免。自今年初以来，国际铜价已经上涨超过35％，铂金价格累计也上涨了19％。与今年2月中旬创下的不到34美元的近期低值相比，6月份国际油价已经超过70美元。3个多月的时间翻了一番。如果今年三季度商品市场的上涨速度超过了普遍预期，并进而使得全球通胀形势逐渐失控，那么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最快可能在今年年底考虑回收流动性。历史经验证明，美联储从来就没有及时回收过流动性。在美国金融危机过后，流动性泛滥下资金大量进入中国等新兴市场，进一步推动资产价格膨胀。中期来看，将来美国加息后致使国际资本回流，可能再次引发新兴市场资产价格和经济的大幅波动，实体经济才会受到其影响。我们现在可能就位于这个十字路口。对政府和货币当局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相机抉择”，在全球通胀成形之初就及时将国内的货币环境回归正常化。在目前商品期货价格能够快速影响到现货市场价格的时候，由于国际市场资金的逐利性和操纵行为的存在，通胀很可能在经济复苏前出现，并由此催生新一轮经济泡沫。
应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政策创新是引导中国经济复苏的关键。比如通过金融政策创新引导A股市场的持续回暖：通过产业政策创新加快实现去产能化和去库存化的目标：通过保障制度创新提振国内消费：通过金融创新稳定城市房地产市场，积极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充分发挥房地产市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治理之策，则要寻求综合的办法。对于外部金融海啸所造成的外需不足，需要通过扩大内需来应对之。对于宏观紧缩造成的内需不足，则要通过扩张政策来弥补之，但对于市场活力萎缩所导致的内需增长乏力，则需要加大市场改革力度。可以说，中国经济要走出困境。要有市场制度的创新，民间活力的激发，光靠政府唱独角戏，只能重蹈覆辙，无法摆脱被动境地。
(作者：赵晓、陈光磊、李慧忠，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物资学院)
责任编辑 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