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住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我的丈夫在那里的澳洲空军服役。我们有六个孩子，最大的孩子不到九岁，最小的孩子才六个月，体重只有2.2千克。我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没时间出门与人交往，但是我订阅了一本《读者文摘》杂志，每一期都从封面看到封底。我从杂志上了解世界各地的新鲜事，看杂志成了我生活唯一的消遣。
　　1965年的一期杂志上说，纽约正在召开世界博览会，读者能借此机会通过杂志结识笔友，我看到这个消息很兴奋。我只需要填写一张报名表，寄到纽约世博会“派克钢笔馆”，那里的电脑就能给我匹配一位志趣相同的笔友。同年六月，我收到了世界博览会寄来的邮件，从中结识了我的笔友，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安吉拉·琼斯女士。
　　我们俩很快成了亲密朋友，我们通过信件聊生活、聊喜欢的书和电影、聊日常琐事，也聊天下大事。
　　我有六个孩子，安吉拉有三个孩子，我们都经历了不少生活中的风风雨雨。一次圣诞节，我们俩第一次通了电话，当时我们一家人正在海边野营，安吉拉一家人的窗外大雪飘飘。
　　后来，我的丈夫参加了越南战争，他回来之后，我们的婚姻破裂，我成了单亲妈妈。那段时间，安吉拉给了我关爱和支持，陪伴我度过了最艰苦的时光。我们的很多信件都是在卧室里写成的，说起政治时，我们的看法有时相同，有时不同。遇到开心的事时，我们俩会坐在电视机前，一边打电话，一边喜极而泣。
　　1988年，安吉拉从美国来到澳大利亚，她先去参观了布里斯班的世界博览会，然后去乌卢鲁、大堡礁，最后来到了我在史蒂芬斯港的家，我们俩终于第一次见了面。安吉拉很喜欢澳洲，一共来过五次，游历过澳洲很多地方。事实上，她拿到博士学位的论文写的就是关于澳洲原住民的。
　　安吉拉的丈夫吉米去世后，我和她一起祈祷，并且给她寄去了一个玩具考拉，希望带给她一些安慰。1992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参加了她女儿玛丽娅的婚礼。在那里，我见到了她三个漂亮、热情并且幽默大方的孩子，我们一起度过了几天特别开心的时光。
　　在美国，我在安吉拉所在的学校做了一次演讲。我告诉台下的学生们，澳洲的一些养牛场面积比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面积还要大，澳洲的袋鼠不会在大街上跑，1500名学生认真地听着，全都露出了惊奇的目光。
　　纽约市的报纸报道了我和安吉拉的故事，派克公司得知后，送给我们俩每人一支漂亮的钢笔。这个礼物对我们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我和安吉拉有过很多次见面，但我们至今仍保持着长长的通信。我知道安吉拉有一件澳洲叢林居民穿的防水大衣、一顶阿酷布拉帽。我给她寄过一些澳洲的东西，有澳洲的饼干、咸味酱和许多书。下次，我给她寄的书将会是一本澳洲英语词典。安吉拉还是休·杰克曼的粉丝，他在参加音乐剧《奥兹国的男孩》的演出期间，安吉拉曾经在舞台门口和他交谈。
　　我和安吉拉一起度过了52年的漫长人生旅程。我们互相关心，一起笑、一起哭，我们分享各自的生活经历，也互相学到了很多，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本小小的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