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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博古都曾是我们党的领袖，都是中共党史上的风云人物；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是真理的化身，而博古则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他们各自都在中国历史上深深地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笔。
瑞金：博古企图消除毛泽东的影响，极力嘲讽、排挤毛泽东，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毛泽东忍辱负重。忘我地工作，他坚信总有一天全党会觉悟的
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I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博古到中央苏区后，为了全面推行所谓“进攻路线”，消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对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3年2月上旬，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首先在闽粤赣(福建)省开展了反“罗明路线”斗争，使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省委常委郭滴人、刘晓、省团委书记陈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等许多省级干部遭受打击，被撤职批判，以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为代表的一大批县级干部受到牵连。3月下旬，临时中央又在江西省开展了反对邓小平(时为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汞吉泰中心县委书记)、谢维俊(江西省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五师师长)、古柏(寻乌县委书记)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使全省绝大多数县级干部被撤职查办。1934年初，临时中央又在红军中开展了反对“红军中的罗明路线”的斗争，使肖劲光、罗荣桓、滕代远、李井泉等军队高级干部受打击，被排挤。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所带来的危害是严重的，它打击了敢于抵制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干部，破坏了党内民主，使“左”倾错误通行无阻，给苏区造成严重损失。1934年秋，鉴于时局紧迫，反“罗明线路”斗争不得已被迫停止。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开展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实际上矛头是指向毛泽东的。1945年5月3日，博古在中共七大上坦率承认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
为了消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博古曾打算让毛泽东出国到苏联去。对此，毛泽东坚定地表示：“我哪也不去，我不离开中国。”共产国际也不同意博古的做法，并于1933年3月致电临时中央，告诫博古等人“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由于共产国际不同意博古等人过分打击、排斥毛泽东，因此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仍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为以后毛泽东纠正党中央的错误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是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出过国，没有去苏联吃“洋面包”，喝“洋墨水”，因此，在博古眼里毛泽东只不过像小说《水浒传》里的绿林好汉而已。他讥讽毛泽东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在落后的山沟里建不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等等。
博古来中央苏区前，毛泽东在军队和党内的领导职务已被“左”倾路线领导者撤销，专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博古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进行了进一步排挤。在1934年1、2月份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毛泽东不再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之职，改由张闻天兼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人民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机关，负指导全国政务的责任。”这样，毛泽东再次被架空。为此，博古无比兴奋，对李德说：“哈哈!老毛(泽东)变成加里宁了!”
1933年6月上旬，临时中央在宁都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提出申诉。但是，博古在作结论时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并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毛泽东在受打击、排挤的情况下，坚持原则，不承认自己犯了“纯粹防御路线”、“富农路线”错误，同时，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坚持三条原则：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政府工作中去，曾到兴国、上杭、会昌、于都等县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推动苏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全力支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毛泽东虽无权过问军事问题，但他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心，不顾自己的处境，多次犯颜直谏。1933年9月中旬，北路敌军即将对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毛泽东判断敌进攻目标可能是黎川一带，于是向博古建议：“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人引进建宁、泰宁一带山区根据地，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博古没有听取毛泽东的建议。11月，福建事变发生，蒋介石从“围剿”苏区的前线调9个师人闽，讨伐十九路军。这是红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作战，这样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博古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而丢失根据地，因而他拒绝采纳毛泽东的建议。1934年7月，湘赣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围攻下日益缩小，红六军团处境危殆，中央讨论红六军团行动方针时，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中央红军往西边去，改取战略进攻，即主力向湖南前线，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然后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去。毛泽东的建议再一次被拒绝了。由于博古、李德多次拒绝毛泽东的正确建议，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被迫长征。
细心的读者可能要问：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为什么不同“左”倾路线领导者摊牌，何必让“左”倾路线统治3年多，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呢?曾经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黎平在遵义会议后问过毛泽东：“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回答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的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是呀!在全党还没有觉悟，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的时机还没有到的情况下，毛泽东只能忍耐。红军长征开始后，毛泽东着手进行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
遵义：博古深知自己再领导下去是困难的， 他明确表示：“中央的挑子还是交出去的”；毛泽东众望所归，但他却深谋远虑地主张：“还是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1月25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但却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遭受重大损失，人员折损过半。湘江战役的惨败，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和深思。“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在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顶点。”湘江战役，标志着“左”倾军事路线的破产，为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毛泽东开始发动反对“左”倾错误及其领导者的斗争。
毛泽东首先争取了对“左”倾错误有所觉悟的“左”倾领导集团成员张闻天和王稼祥。与此同时，他取得了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当时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在中央政治局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周恩来与毛泽东认识较早，有过真诚的友谊和合作，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周恩来从执行博古、李德的指示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也取得了中央军委的朱德以及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将领的支持。毛泽东还深入部队与中级干部谈话，与普通战士谈心，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
过湘江后，中央红军进入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从过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关于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开始批评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在12月12日、18日、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上，毛泽东力主放弃博古、李德坚持的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建立川黔边新根据地。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的支持。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北渡乌江，占领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博古首先代表中央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在报告中反复强调中央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是敌人强大、苏区物资条件差、瓦解敌军工作薄弱、各苏区红军配合不好等，过分强调了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重点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周恩来作完报告，博古请与会者对两个报告发表意见。毛泽东第一个发言，表示不能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也表示不同意。接着，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作了深刻的批判。张闻天发言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全面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王稼祥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和指挥红军。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拥护毛泽东来领导。只有凯丰独树一帜，不同意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不同意撤换博古，并对会议持保留意见。会后，他还到处散布：“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他还挑拨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受不了，中央的挑子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博古虽有错误，但他识大体，顾大局，讲党性，守纪律。他说：“局势已经定了，不好再讲什么了，中央的挑子(当时中央有几担装文件和党中央印章的挑子)还是交出去的。中央已经决定了，我们应该服从和执行。”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实际上树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全党的统治。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沿川黔边前进，2月5日到、达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张闻天找毛泽东商议，认为博古在遵义会议上受了批判，恐怕再领导下去大家不服。毛泽东又找周恩来交换意见。周恩来也有同感，并提出博古下去后，由毛泽东领导比较合适。毛泽东不同意。认为还是张闻天做好，并深谋远虑地说：“洛甫(即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系统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得到了大家的好评。他也是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对于团结一大批留苏回来的干部很有好处。共产国际也很信任他，这样也好向共产国际交待，所以由洛甫来领导党的工作为好。”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从此，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仍留任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之职。
延安：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终于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博古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直至献出了宝贵生命
博古从党中央实际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能正视并积极改正错误，对中国革命事业仍做出了重大贡献。1935午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的两河口、芦花、毛儿盖、巴西会议上，博古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张国焘错误主张，在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10月，博古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1月3日，博古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兼外交部长。到陕北后，博古代表党中央直接领导了对陕北肃反的审查工作，为刘志丹等100多名干部平反。西安事变发生后，博古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到西安协助周恩来进行和平谈判，分工负责党和群众工作，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西安期间，博古还代表中央政治局亲自指导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1937年7月，博古到国统区参加国共谈判，从此，他在国统区生活、战斗了三年多时间。在国统区期间，博古曾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和社会部的部长职务。1939年8月至1940年5月，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博古代理南方局书记。此间，博古曾参加了国共庐山谈判和第二次南京谈判，亲自指导成立了中共南京市委、江苏省委、浙江临时工委、湖北省委、皖中工委、鄂豫皖特委等党组织，指导了广东、安徽、四川、湖南等南方党的工作，对《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创办和新四军的组建做出重大贡献。博古还是国民参政会会员，并参加了第一届参政会第一、二、五次会议，同其他中共参政员一起，同汪精卫投降派、国民党顽固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团结广大中间势力，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坚持和发展。1940年10月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博古从重庆返回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明于12月回国。中共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8年春，中共中央接受王稼祥的要求，同意其回国工作，由任弼时接任王稼祥的职务，并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党的工作。任弼时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 工作。王稼祥、任弼时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共产国际决定由王稼祥把这个决议带回国内转交中共中央。王稼祥回国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他。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说：“中共一年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他特别嘱咐王稼祥：“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和领导者间的团结。”从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肯定。王稼祥回国后，在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博古回延安后，先后担任了中央出版局局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解放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务，对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在延安时期，博古还亲自翻译了《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马列精典著作，对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起了积极作用。
延安整风开始后，博古积极主动地检讨自己的错误。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和1943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博古都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作了严厉的自我批评。在党的七大上，博古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深刻检讨了自己从1928年以来所犯“左”倾错误及这些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由于博古能认识和努力改正错误，并在新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2月13日，博古作为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的中共代表，从延安飞抵重庆，参与宪草的审议工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破坏，使宪草审议工作遭到严重挫折。4月8日，博古、王若飞等人冒恶劣天气从重庆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和请示，不幸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失事，博古等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博古时年39岁。
4月11日晚，当中共中央得到飞机失事的报告，中央领导同志悲痛万分，毛泽东三天没有睡好觉。15日，毛泽东亲自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追悼“四八”烈士大会。20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向“四八”遇难烈士致哀》一文，高度评价了博古等人的功绩。
瑞金：博古企图消除毛泽东的影响，极力嘲讽、排挤毛泽东，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毛泽东忍辱负重。忘我地工作，他坚信总有一天全党会觉悟的
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I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博古到中央苏区后，为了全面推行所谓“进攻路线”，消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对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3年2月上旬，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首先在闽粤赣(福建)省开展了反“罗明路线”斗争，使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省委常委郭滴人、刘晓、省团委书记陈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等许多省级干部遭受打击，被撤职批判，以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为代表的一大批县级干部受到牵连。3月下旬，临时中央又在江西省开展了反对邓小平(时为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汞吉泰中心县委书记)、谢维俊(江西省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五师师长)、古柏(寻乌县委书记)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使全省绝大多数县级干部被撤职查办。1934年初，临时中央又在红军中开展了反对“红军中的罗明路线”的斗争，使肖劲光、罗荣桓、滕代远、李井泉等军队高级干部受打击，被排挤。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所带来的危害是严重的，它打击了敢于抵制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干部，破坏了党内民主，使“左”倾错误通行无阻，给苏区造成严重损失。1934年秋，鉴于时局紧迫，反“罗明线路”斗争不得已被迫停止。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开展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实际上矛头是指向毛泽东的。1945年5月3日，博古在中共七大上坦率承认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
为了消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博古曾打算让毛泽东出国到苏联去。对此，毛泽东坚定地表示：“我哪也不去，我不离开中国。”共产国际也不同意博古的做法，并于1933年3月致电临时中央，告诫博古等人“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由于共产国际不同意博古等人过分打击、排斥毛泽东，因此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仍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为以后毛泽东纠正党中央的错误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是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出过国，没有去苏联吃“洋面包”，喝“洋墨水”，因此，在博古眼里毛泽东只不过像小说《水浒传》里的绿林好汉而已。他讥讽毛泽东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在落后的山沟里建不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等等。
博古来中央苏区前，毛泽东在军队和党内的领导职务已被“左”倾路线领导者撤销，专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博古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进行了进一步排挤。在1934年1、2月份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毛泽东不再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之职，改由张闻天兼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人民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机关，负指导全国政务的责任。”这样，毛泽东再次被架空。为此，博古无比兴奋，对李德说：“哈哈!老毛(泽东)变成加里宁了!”
1933年6月上旬，临时中央在宁都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提出申诉。但是，博古在作结论时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并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毛泽东在受打击、排挤的情况下，坚持原则，不承认自己犯了“纯粹防御路线”、“富农路线”错误，同时，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坚持三条原则：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政府工作中去，曾到兴国、上杭、会昌、于都等县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推动苏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全力支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毛泽东虽无权过问军事问题，但他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心，不顾自己的处境，多次犯颜直谏。1933年9月中旬，北路敌军即将对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毛泽东判断敌进攻目标可能是黎川一带，于是向博古建议：“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人引进建宁、泰宁一带山区根据地，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博古没有听取毛泽东的建议。11月，福建事变发生，蒋介石从“围剿”苏区的前线调9个师人闽，讨伐十九路军。这是红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作战，这样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博古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而丢失根据地，因而他拒绝采纳毛泽东的建议。1934年7月，湘赣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围攻下日益缩小，红六军团处境危殆，中央讨论红六军团行动方针时，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中央红军往西边去，改取战略进攻，即主力向湖南前线，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然后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去。毛泽东的建议再一次被拒绝了。由于博古、李德多次拒绝毛泽东的正确建议，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被迫长征。
细心的读者可能要问：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为什么不同“左”倾路线领导者摊牌，何必让“左”倾路线统治3年多，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呢?曾经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黎平在遵义会议后问过毛泽东：“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回答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的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是呀!在全党还没有觉悟，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的时机还没有到的情况下，毛泽东只能忍耐。红军长征开始后，毛泽东着手进行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
遵义：博古深知自己再领导下去是困难的， 他明确表示：“中央的挑子还是交出去的”；毛泽东众望所归，但他却深谋远虑地主张：“还是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1月25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但却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遭受重大损失，人员折损过半。湘江战役的惨败，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和深思。“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在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顶点。”湘江战役，标志着“左”倾军事路线的破产，为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毛泽东开始发动反对“左”倾错误及其领导者的斗争。
毛泽东首先争取了对“左”倾错误有所觉悟的“左”倾领导集团成员张闻天和王稼祥。与此同时，他取得了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当时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在中央政治局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周恩来与毛泽东认识较早，有过真诚的友谊和合作，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周恩来从执行博古、李德的指示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也取得了中央军委的朱德以及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将领的支持。毛泽东还深入部队与中级干部谈话，与普通战士谈心，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
过湘江后，中央红军进入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从过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关于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开始批评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在12月12日、18日、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上，毛泽东力主放弃博古、李德坚持的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建立川黔边新根据地。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的支持。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北渡乌江，占领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博古首先代表中央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在报告中反复强调中央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是敌人强大、苏区物资条件差、瓦解敌军工作薄弱、各苏区红军配合不好等，过分强调了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重点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周恩来作完报告，博古请与会者对两个报告发表意见。毛泽东第一个发言，表示不能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也表示不同意。接着，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作了深刻的批判。张闻天发言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全面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王稼祥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和指挥红军。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拥护毛泽东来领导。只有凯丰独树一帜，不同意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不同意撤换博古，并对会议持保留意见。会后，他还到处散布：“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他还挑拨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受不了，中央的挑子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博古虽有错误，但他识大体，顾大局，讲党性，守纪律。他说：“局势已经定了，不好再讲什么了，中央的挑子(当时中央有几担装文件和党中央印章的挑子)还是交出去的。中央已经决定了，我们应该服从和执行。”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实际上树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全党的统治。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沿川黔边前进，2月5日到、达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张闻天找毛泽东商议，认为博古在遵义会议上受了批判，恐怕再领导下去大家不服。毛泽东又找周恩来交换意见。周恩来也有同感，并提出博古下去后，由毛泽东领导比较合适。毛泽东不同意。认为还是张闻天做好，并深谋远虑地说：“洛甫(即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系统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得到了大家的好评。他也是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对于团结一大批留苏回来的干部很有好处。共产国际也很信任他，这样也好向共产国际交待，所以由洛甫来领导党的工作为好。”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从此，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仍留任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之职。
延安：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终于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博古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直至献出了宝贵生命
博古从党中央实际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能正视并积极改正错误，对中国革命事业仍做出了重大贡献。1935午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的两河口、芦花、毛儿盖、巴西会议上，博古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张国焘错误主张，在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10月，博古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1月3日，博古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兼外交部长。到陕北后，博古代表党中央直接领导了对陕北肃反的审查工作，为刘志丹等100多名干部平反。西安事变发生后，博古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到西安协助周恩来进行和平谈判，分工负责党和群众工作，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西安期间，博古还代表中央政治局亲自指导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1937年7月，博古到国统区参加国共谈判，从此，他在国统区生活、战斗了三年多时间。在国统区期间，博古曾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和社会部的部长职务。1939年8月至1940年5月，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博古代理南方局书记。此间，博古曾参加了国共庐山谈判和第二次南京谈判，亲自指导成立了中共南京市委、江苏省委、浙江临时工委、湖北省委、皖中工委、鄂豫皖特委等党组织，指导了广东、安徽、四川、湖南等南方党的工作，对《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创办和新四军的组建做出重大贡献。博古还是国民参政会会员，并参加了第一届参政会第一、二、五次会议，同其他中共参政员一起，同汪精卫投降派、国民党顽固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团结广大中间势力，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坚持和发展。1940年10月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博古从重庆返回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明于12月回国。中共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8年春，中共中央接受王稼祥的要求，同意其回国工作，由任弼时接任王稼祥的职务，并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党的工作。任弼时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 工作。王稼祥、任弼时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共产国际决定由王稼祥把这个决议带回国内转交中共中央。王稼祥回国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他。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说：“中共一年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他特别嘱咐王稼祥：“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和领导者间的团结。”从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肯定。王稼祥回国后，在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博古回延安后，先后担任了中央出版局局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解放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务，对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在延安时期，博古还亲自翻译了《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马列精典著作，对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起了积极作用。
延安整风开始后，博古积极主动地检讨自己的错误。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和1943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博古都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作了严厉的自我批评。在党的七大上，博古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深刻检讨了自己从1928年以来所犯“左”倾错误及这些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由于博古能认识和努力改正错误，并在新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2月13日，博古作为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的中共代表，从延安飞抵重庆，参与宪草的审议工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破坏，使宪草审议工作遭到严重挫折。4月8日，博古、王若飞等人冒恶劣天气从重庆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和请示，不幸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失事，博古等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博古时年39岁。
4月11日晚，当中共中央得到飞机失事的报告，中央领导同志悲痛万分，毛泽东三天没有睡好觉。15日，毛泽东亲自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追悼“四八”烈士大会。20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向“四八”遇难烈士致哀》一文，高度评价了博古等人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