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二叔和我父亲同辈，是同一个太公门下的，到我这辈是第五代了。要说堂二叔的憋屈事前，还得先说说堂二叔做的一件事关我家的大事。
　　那一年，村里安装柴油发电机，各家各户都要装照明线路。经过培训的村电工，就是堂二叔姨夫康良的堂弟康喜，趁我家没有人，用他的电工工具撬了抽屉的锁，偷了父亲放在抽屉里的二百多元公款。
　　第二天早上，父亲去开抽屉才发现锁被撬钱被偷，当即就大声地报告同住一个天井的当着村支部书记的堂兄永法。令父亲想不到的是，堂兄竟像知道这件事似的，只是淡淡地对父亲说：“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更令父亲想不到的是，看似反应平静的堂兄事后就去了二十里路外的公社，当天下午，母亲就被公社派来的人叫去了，这一去一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打倒，母亲才得以平反回家。而母亲的平反全靠我这个堂二叔的“告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四人帮”粉碎后，包庇他们的公社书记也被打倒，新的书记一上台，就着手调查一些冤假错案。偷者的家人心急如焚，天天躲在家里商量该怎么办？父亲从中看到了希望，这不仅取决于母亲关在公社日子里的坚强不屈，因没有证据和母亲的拒不承认，公社无法将母亲移交司法部门；更取决于新的公社书记开始拨乱反正了，无法无天的日子终于到头了。那些日子父亲天天跑去公社，一方面鼓励母亲要她坚持，另一方面向新的公社领导申诉，但苦于没有证据，一时还难以反正。
　　就在父亲苦思冥想之际，堂二叔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晚上悄悄地来到了我家。是夜，父亲和我们姐弟仨已上床睡觉，我听到一个很轻的声音从楼下的后门处通过二楼的窗户传进来：“大哥，大哥，你起来一下，我有事和你讲。”父亲一骨碌起床，点起煤油灯下楼，开了后门，引堂二叔进屋。我竖起耳朵听到了堂二叔对父亲说的话。原来堂二婶通过她的姐姐知道了她們妯娌们在一起商量的事，终于知道了那钱是姐夫的堂弟偷的，堂弟夫妇早已和支部书记夫妇达成了“君子协议”，那堂弟答应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支部书记的两个儿子，以此换取支部书记对他偷窃村公款的包庇。没想到，包庇支部书记的公社书记被抓，一直关在公社的嫌疑人（我坚强的母亲）面对各种威胁和手段死不承认，他们担心有朝一日事情会暴露，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绝招：偷偷地将钱塞到我家一楼靠锅灶的窗户上……
　　钱放在那里是很容易被发现。这样，物归原主了，支部书记就可以凭手中的权力宣布此事就此了结了。
　　堂二叔的这个消息，对父亲来说既如久旱的甘霖般滋润，又如晴天的霹雳般刺激。堂二叔还说：“我一直犹豫着该不该来说，一边是亲戚，一边是堂兄大哥，但一邪一正我还是分得清的。”
　　案情的进展很顺利。这样一来，偷钱的人、作案的工具、雨夜塞钱的人、谁家的套鞋等，都一清二楚了。母亲终于可以回家了，尽管身心俱伤、满脸的憔悴，但看到那个偷钱的人终于被公社干部抓走了，案情也大白于天下了，还是将笑意由衷地写到疲惫不堪的脸上。
　　好在不久，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推开了，父亲终于可以不受人限制地在分给自家的田地上指手画脚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个秋后的冬天，父亲天天起早摸黑地去地里干活，他要为来年的播种和收成早做准备。而对于曾经有过的伤痛、留下的疤痕，父亲都默默地将它交给了时间、留给了岁月。
　　时间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堂二叔的憋屈事也在不知不觉中迎来了。
　　堂二叔常犯牙痛，这几乎是全村人都知道的，痛得厉害时，堂二叔就回家喝口自酿的白酒含着，从来不去求医问药。堂二叔有一个残废的哥哥，至今没有婚娶，在堂二叔去世后不久就作为“五保户”送到县城的敬老院了；一个姐姐远嫁在山外，家境也不甚好，两个妹妹都先后嫁在邻村，最小的妹妹、也就是我堂小姑出嫁时，我正读初中，在寒假的日子，我和几个堂兄弟一起参加了抬嫁妆。堂二叔的父亲在我出生前就离世了，一家人的重担几乎都压在他肩上，艰难的日子养成了堂二叔勤劳负重沉默的习惯，一有空都会上山采些草药和值钱的东西回来，以补贴家用，田角地头都收拾得让人一看就是个庄稼汉。
　　大约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吧！堂二叔在自家的屋边空地上种了几棵罂粟，那是堂二叔用来治牙痛的。可就是这几棵罂粟，不知哪个村里人举报揭发了，堂二叔被公安抓走了，很快就被判了刑。那时我已在乡镇工作，在城里有了家，很少回老家，因为“文革”那场冤案的原因也几乎很少与老家的人联系接触，等知道堂二叔的事时，堂二叔已经到劳改农场了。此后每次回老家看父母或者父母来城里，几乎都要说起这件事——在那样的山里，没有人告发谁会知道种了几棵罂粟？ 山里人又有多少人知道那是罂粟？我们一家人都怀疑这个告发的人一定是村里人，联想到我家曾经发生的冤案和堂二叔的真情告密，我们怀疑这个告发的人就是当年偷钱的人家，苦于没有证据难以确定。但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心头，这应该是一件冤冤相报的事。种植罂粟是不对，但要看数量和情节，我查阅《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堂二叔种几棵罂粟，其罪不该获刑。只是那时正直全国第二次严打期间，一切涉及违法乱纪之事都会从严从重从快处理，堂二叔就这样被人给害了。但我相信：这样的害人者必将殃及自己。
　　堂二叔出来后，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脸黑了，人瘦了，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我有几次回老家，特意去堂二叔家坐坐，每次堂二叔都要二婶烧几个菜和我喝几盅酒，也不多说话，但我分明看出了堂二叔无以言表的压抑和憋屈，堂二叔没有读过什么书，不知道怎么来表达，只是戒酒消愁解闷。我宽慰堂二叔想开些，因终会有果，只要我们好好活着，一定会看到春去秋来。
　　然而，堂二叔长时间压抑憋屈的心情，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到三年时间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村。
　　堂二叔离开快有二十来年了，说起老家，不管是身临其境，还是梦里想象，我都有满脸的无奈、满腹的苦水、满肚子的话，可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说起。父亲离世也有十五年了，老母亲一个人愿意厮守在老家，我常回家看看，但每每都在无尽的不言中去的老家，又在无尽的感叹中离开老家。
　　堂二叔的两个孩子，都先后成了家，都在城郊买了房，做着小本生意，和堂二婶过着安分守己的生活。从他们身上，我看不出有丝毫的压抑和憋屈，历史终究是历史，只有好好地活着，才是对逝者最忠诚的怀念，从而让他们成为最基层的最朴实的劳动者。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老家的天地依旧，老家的青山依旧、流水依旧，但老家的人变了、老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当代表传统文化的老旧的厅堂几乎都倒塌了，代表新生力量的年轻男女都选择外出或者进城了，我的老家还能留下些什么呢？还能给人些什么呢？
　　责任编辑：青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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