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我格外关注到了丁玲所进行的自觉而艰难的自我改造过程、人生道路的选择与转折。她的写作和人生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种互文，共同指向女性写作状态乃至生存状态所面对的困境与突围。
　　丁玲的自我改变轨迹清晰可辨——前期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丁玲，自身陷入小资知识女性的个人主义困境里徘徊苦闷（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她突围的方向就是离开上海国统区，北上延安走上抗日与解放革命的道路。身在延安初期，丁玲依然在思索女性解放的问题，这在当时解放革命的叙事主题里不仅显得不合时宜，而且似乎也并不得当，似乎再次陷入了困惑迷惘的情绪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质仍然时有流露（代表作《我在霞村的时候》）。后来的丁玲不再从事知识分子主题的写作，而是让笔尖开始尝试聚焦之前她几乎从未关注过的工农大众（代表作《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然后在文革年月受到冲击，带着知识分子常有的原罪情结，真诚忏悔检讨自身，走上了自我革命性改造的漫漫征途……
　　相比于丁玲的这种不断主动改变自我来适应环境、随外境变化而不断迁徙的存在姿态，另一个女作家萧红就显得天真笨拙得近乎不谙世故、不识时务了。面对萧红的单纯、幼稚和率性，丁玲曾经在一篇散文《风雨中忆萧红》里表示十分不解，“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是的，短短的一生中懵懂跌撞、颠沛流离的萧红，即使有丁玲身上的那种三分之一的世故、敏锐和强悍，也绝不至于一生都活得身世浮沉雨打萍。同为女性作家，丁玲就懂得何时放弃政治上的稚嫩与软弱，放弃不切实际的纯洁与幻想，当然也就放棄了原有的一种写作姿态，以及文字里自我身心的诗意栖居。
　　其实抛开具体的历史语境、时代背景且不论，几乎每个时代作家的脚步都会划出这样一个相似的轨迹吧先是个人主义的困境，青春特有的成长困惑疼痛与自我抚摸疗伤，面临现实一无所有导致的困兽之斗与左奔右突的多方尝试与冲突，基本处于“巨婴”状态的那种全知全能的自恋时代;然后是关注大众的生存生活、聆听与感受普通人物的笑泪歌哭，在这个共情的过程也捎带着自我治愈和自我拯救，通过走出个人主义的小圈子而有效转移注意力不再那么过度自我中心，改变完善丰富着自己对于人性人心、社会、人生与世界的理解认知。
　　不同阶段的不同选择，源自一个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外部环境的催生，使得一个人在不同的生命历程里书写不同的主题，打上不同的烙印。
　　但更多的原因或许是，每个人都像一颗种子、一棵树，所有的日后成长发展，其实只能围绕最初的那个胚芽、那个核心进行，就这样一圈圈地生长着年轮。这使得有些自我改变，即便是出于主体理性的自发自觉的初衷与动机，即便是颠覆性的革命意义的自我调整与自我结构重组，也显得不那么彻底、似乎和自我本质不太协调有些违和感，也就不足为奇。
　　就像蒙田在其《随笔集》里所说的那样：
　　不管人们扮演什么角色，总是在演自己。
　　不管人们说什么，即使是勇敢，瞄准的最终目标也都是快感。
　　我们渴望脱胎换骨，做其他别的什么，同样是一种妄想。这种渴望正因为自相矛盾和无法实现，其结果也与我们无关。谁渴望把自己改变成天使，并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也不会使自己变得美好。因为，他连自我已不存在，谁还会对他的这种改变感到高兴激动呢？
　　不能享受和平的人，离开了战争也是枉然。不能体验安闲的人，离开了劳苦也是枉费心机。
　　你是玫瑰，就尽情绽放你的娇艳馥郁和芬芳吧，你可以让自己成长为风雨中更加强大的铿锵玫瑰，但是万不可试图盲目地把自己变成一棵松树、柏树或是其他的高大树木。那不是适应环境的自我调适，而恰是自我本性的迷失。那也未必是迫于时代环境的无奈选择，而往往是人类的主体理性在自我奴役的种异化，从而导致出现精神文化层面上的非主体性现象……
　　但是也有第三种情况，那就是：假如是在主体理性非常明晰的情形下所自觉做出的主动选择、自发改变，那么不管最终是怎样的结局，都会是一次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的勇敢行动，是一种摈弃了重蹈复辙、抛开了落入窠臼的创新之举，是一次人生道路上的华丽转身和惊艳蜕变。
　　改变自我还是坚持自我？以环境为本还是以人为本？不同选择各自都要付出和承担怎样的代价？如果说世界。上没有纯粹的二元对立的事物，那么主体性和客体性应该保持在怎样一个刚刚好的比例？
　　或许，这才是我们在读书识人中真正乐于思考探讨的，这也是回荡盘旋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只不过大多数时候始终都在沉默时分与暗黑地带喧哗躁动着的精神原型和人生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