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哈佛教授讲“公正的意义”时，曾举过一个经典案例：桥下有一列飞驰的火车失控，就要撞上前头5个在铁路上工作的工人了。此时你在桥上，身前有个胖子，你只要将他推下桥，他就可以挡住火车（假设他足够胖，可以停下火车），5个工人得救，而胖子必死。面临这一抉择，你会推那胖子么？人们分成两派：主张推胖子下去的人，认为牺牲1个人可以救5个人，在没有完美解决方案的两难境地下，相对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应该是理性选择——虽然胖子并不这么认为；另一派人觉得这是谋杀，即便可以救人，也不该杀掉一个无辜的人。
　　 第一派被称为功利主义，所有决策的動因完全是以结果的效用为导向，其中的风险可能是没有准则的短视行为；另一派是绝对主义，主张那些被定义为“好事”的事，有可能忽略这些行为的客观效用。教授的结论是：解决不了，虽然具体事情要具体分析，却不得不在每次做出决策的时候，考虑到这个决策的潜在风险。
　　 在笔者看来，2011年除了跌宕起伏，又十分功利主义。当提出“限购”、“限行”、“摇号”等一系列解决方案时，可曾想过它们是否属于“有效率”、“公平合理”的范畴？在功利主义一切以短期结果为导向的习惯性决策中，我们可能越走越远。
　　 如果大政交予我手，未必治理得更高明——当市场已经出现异常，问题已经出现，不借助非常规的方法，如何能在短期内见效呢——可问题是，市场已经出现异常的原因很可能是上一次的非常规，一如当初的唯GDP论与高涨的地价，4万亿的洋洋洒洒与高涨的CPI……不管怎样，一切向前看，治理者们可否在短期思考中也加入一些“绝对主义”的思考，既然重任在肩，为何不让火车在出发前先行检查刹车，而非要在刹车失灵时，推下一个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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