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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普遍只为绵羊多利而欢呼，科学界却更认为两只威尔士山羊一一Megan和Morag才是最早被克隆的羊。”多利羊之父”这一称谓张冠李戴近10年
紧随韩国黄禹锡事件之后，国际生命科学界再起波澜。3月7日，一直被公众誉为“多利羊之父”的苏格兰科学家伊恩·维尔莫特承认，他实际上不是多利羊的主要培育者。
与此同时，维尔莫特把他曾经的同事——1997年有关多利诞生那篇论文的第二作者基思·坎贝尔博士推向前台：称他才是真正的“多利羊之父”。
“剽窃”这一字眼再次闪现于各类报道。尽管法庭尚没有给维尔莫特定性，但维尔莫特自己对多利羊归功问题的表态已经令公众一片哗然。
维尔莫特说，使用冷冻细胞进行克隆是他当时在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的同事基思‘坎贝尔提出来的，因此，’该研究“66％的成果要归功于坎贝尔”，而整个试验的执行则是由另一名同事比尔·里奇具体完成的，维尔莫特自己则主要承担着指挥、协调整个科研组的作用。
维尔莫特是在一场法庭听证会上说出这一番话的，听证会则起源于两年前的一场官司。2004年，维尔莫特所在的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一位印度裔科学家普里姆·赛恩离职，他离职后向英国劳工申诉法庭提起诉讼，声称他在该研究所期间，赛恩曾多次表示维尔莫特对他进行种族歧视。爱丁堡劳工申诉法庭接受并开庭审理此案。
维尔莫特与赛恩的恩怨纷争尚未结束，坎贝尔博士却突然意外地成为了一个大赢家——尽管他实际上在科学界，至少是在生命科学界一直很有名，但直到现在，他才真正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他的名字才真正开始响亮。
多利究竟是如何被克隆出来的?维尔莫特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他为什么现在突然把功劳“还给”坎贝尔?坎贝尔在其中真的是最关键的角色吗?为什么他一直站在公众视线之外?作为这次纠纷的局外人同时又是获益者，基思·坎贝尔博士为我们解答了这些问题。
然而，其中的部分问题，答案依然扑朔迷离，人们期待法庭进一步的解释。
整个电话采访过程中，通过坎贝尔的语气，记者强烈地感觉到：第一，面对迟到十年的荣誉，他依然很高兴，第二，他对罗斯林研究所的一些做法不以为然。
“克隆多利，我功劳最大”
中国新闻周刊：在已有的报道中，很多媒体对伊恩·维尔英特用上了“剽窃”这个词。你认为这恰当吗?请解释。
坎贝尔：你知道，在科学研究工作中需要一群人的共同努力来做出一个成果，维尔莫特在克隆多利的整个工作中也做出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这和“剽窃”的概念不符。
中国新闻周刊：据报道，维尔莫特认为，在克隆多利羊的过程中，你的功劳是最大的，至少占到66％。是这样吗?
坎贝尔：是的，我负责克隆多利的科学技术部分，没什么可争议的，功劳当然最大(笑)。
中国新闻周刊：是否能告诉我们，你们(包括普里姆·赛恩博士、比尔·里奇等人)当时在共同工作中的具体职责分配?并请解释各自担当工作的重要性。
坎贝尔：我说过，整个事情都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在那时进行实验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小组至少有6人。
维尔英特博士是罗斯林研究所的高级科学家，我们其他人是在他那里工作，他为我们创造了进行多利实验的环境。我的角色是一名致力于发展科学技术的博士后，承担实验的生物科学部分，这是使多利诞生的重要原因。里奇是技术员，他和其他几位技术员在我们的指导下进行实验。
赛思博士那时不在罗斯林研究所，他与多利实验无关。
科学的部分——也就是我负责的那一部分，显然最重要。因为没有科学的理念，多利就无法诞生。但是，我们进行一个实验时需要所有相关人员的参与。
“多利羊之父’的归属是研究所讨论的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后来在成果发布时，你们又是如何划分各自的功劳的?维尔莫特说当初论文上写自己是通讯作者(通讯作者即文章最重要的作者，在论文投稿、修改直至被接受发表的过程中的一切联络工作一般由通讯作者负责。通讯作者应该是论文对外责任的承担者)，事先征得了你的同意。事实是这样吗？维尔莫特当时如何被推向前台？
坎贝尔：其实，关于多利有两篇论文。在1996年发表第一篇的时候，我是通讯作者(1995年，通过整合DNA的状态的卵子DNA的核细胞转移，维尔莫特和坎贝尔成功地克隆了两只威尔士山羊，名叫Megan和Morag，克隆第一只绵羊多利的技术就是在这次实验中演练成熟的)。1997年发表第二篇的时候，维尔莫特博士是通讯作者。1996年我们制造了第一头羊，克隆多利只是用不同的细胞重复那次实验而已。
中国新闻周刊：你同意了他为第一作者吗?
坎贝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笑)。在论文排名问题上，有时候，不是所有做出贡献的作者的名字都会出现在论文上，不同的情况有变化，比如不同研究所的做法就不一样。
维尔英特博士作为1997年论文的第一作者出现，是研究所讨论的结果，我对此事不作评论。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谁更有资格被称为“多利羊之父”?是你吗?为什么多年你一直甘心站在荣誉的后面?
坎贝尔：哦，这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笑)。我必须小心谨慎，在“科学政治”面前，一个人要对自己说的话小心。
多利是一系列复杂实验的结果，我很难说是谁制造了多利，也很难说我在不在乎这一荣誉。其实，科学界都了解我在克隆多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许普通大众知道得少一点。我只能这么说。
“把荣誉给我，我很高兴”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评价维尔英特和你本人在科学界的功绩、地位?
坎贝尔：我认为，其实1996年发表的关于克隆羊的第一篇论文是最重要的。多利是新闻界关注和追捧的成果，但是1996年的论文更重要，它显示了多利被克隆的可能性。多利的克隆，只是用不同的细胞重复了1996年的技术。
但我觉得维尔莫特博士在自6工作上做得很好，他得到了国的承认和许多荣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做出任何一项科学成就越来越依赖于集体的力量，像爱因斯坦那样依靠一个人的力量做出巨大贡献似乎越来越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项科研成就做出后将不可避免地存在功劳分配的问题。在你看来，与这次“多利羊事件”类似的事情在科学界常见吗?你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
坎贝尔：我不知道这种事情是否普遍，我只是努力把自己研究组的事情做好。在我的研究组中，每个人都会在论文上留有名字。其他研究组就不知道了，也许不同研究所、不同国家的做法都不一样。
我觉得，科学家和普通人一样，是各个不同的。我自己有原则，我的研究组的所有人的名字都会出现在成果论文上。在多利事件里，研究所的意见作用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此我不作更多评价。
中国新闻周刊：你了解直到现在，才有人(普里姆·赛恩)出来算这笔旧账的原因吗?普里姆·赛恩声称，当年维尔英特教授及研究所领导常威胁他，最后塞恩被迫辞职，事实是这样吗?
坎贝尔：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的事情。我从未与赛恩博士共事过。我1997年就离开了罗斯林研究所，而赛恩博士在那之后才去罗斯林。
我觉得，维尔莫特博士会告诉人们真相，我们只需旁观就行了。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你觉得，维尔英特教授现在把荣誉归于你，主要是出于什么原因?
坎贝尔：我不知道他说这件事情的具体情境，但是我觉得他把荣誉给我，那可是很好的一件事(笑)。
紧随韩国黄禹锡事件之后，国际生命科学界再起波澜。3月7日，一直被公众誉为“多利羊之父”的苏格兰科学家伊恩·维尔莫特承认，他实际上不是多利羊的主要培育者。
与此同时，维尔莫特把他曾经的同事——1997年有关多利诞生那篇论文的第二作者基思·坎贝尔博士推向前台：称他才是真正的“多利羊之父”。
“剽窃”这一字眼再次闪现于各类报道。尽管法庭尚没有给维尔莫特定性，但维尔莫特自己对多利羊归功问题的表态已经令公众一片哗然。
维尔莫特说，使用冷冻细胞进行克隆是他当时在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的同事基思‘坎贝尔提出来的，因此，’该研究“66％的成果要归功于坎贝尔”，而整个试验的执行则是由另一名同事比尔·里奇具体完成的，维尔莫特自己则主要承担着指挥、协调整个科研组的作用。
维尔莫特是在一场法庭听证会上说出这一番话的，听证会则起源于两年前的一场官司。2004年，维尔莫特所在的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一位印度裔科学家普里姆·赛恩离职，他离职后向英国劳工申诉法庭提起诉讼，声称他在该研究所期间，赛恩曾多次表示维尔莫特对他进行种族歧视。爱丁堡劳工申诉法庭接受并开庭审理此案。
维尔莫特与赛恩的恩怨纷争尚未结束，坎贝尔博士却突然意外地成为了一个大赢家——尽管他实际上在科学界，至少是在生命科学界一直很有名，但直到现在，他才真正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他的名字才真正开始响亮。
多利究竟是如何被克隆出来的?维尔莫特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他为什么现在突然把功劳“还给”坎贝尔?坎贝尔在其中真的是最关键的角色吗?为什么他一直站在公众视线之外?作为这次纠纷的局外人同时又是获益者，基思·坎贝尔博士为我们解答了这些问题。
然而，其中的部分问题，答案依然扑朔迷离，人们期待法庭进一步的解释。
整个电话采访过程中，通过坎贝尔的语气，记者强烈地感觉到：第一，面对迟到十年的荣誉，他依然很高兴，第二，他对罗斯林研究所的一些做法不以为然。
“克隆多利，我功劳最大”
中国新闻周刊：在已有的报道中，很多媒体对伊恩·维尔英特用上了“剽窃”这个词。你认为这恰当吗?请解释。
坎贝尔：你知道，在科学研究工作中需要一群人的共同努力来做出一个成果，维尔莫特在克隆多利的整个工作中也做出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这和“剽窃”的概念不符。
中国新闻周刊：据报道，维尔莫特认为，在克隆多利羊的过程中，你的功劳是最大的，至少占到66％。是这样吗?
坎贝尔：是的，我负责克隆多利的科学技术部分，没什么可争议的，功劳当然最大(笑)。
中国新闻周刊：是否能告诉我们，你们(包括普里姆·赛恩博士、比尔·里奇等人)当时在共同工作中的具体职责分配?并请解释各自担当工作的重要性。
坎贝尔：我说过，整个事情都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在那时进行实验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小组至少有6人。
维尔英特博士是罗斯林研究所的高级科学家，我们其他人是在他那里工作，他为我们创造了进行多利实验的环境。我的角色是一名致力于发展科学技术的博士后，承担实验的生物科学部分，这是使多利诞生的重要原因。里奇是技术员，他和其他几位技术员在我们的指导下进行实验。
赛思博士那时不在罗斯林研究所，他与多利实验无关。
科学的部分——也就是我负责的那一部分，显然最重要。因为没有科学的理念，多利就无法诞生。但是，我们进行一个实验时需要所有相关人员的参与。
“多利羊之父’的归属是研究所讨论的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后来在成果发布时，你们又是如何划分各自的功劳的?维尔莫特说当初论文上写自己是通讯作者(通讯作者即文章最重要的作者，在论文投稿、修改直至被接受发表的过程中的一切联络工作一般由通讯作者负责。通讯作者应该是论文对外责任的承担者)，事先征得了你的同意。事实是这样吗？维尔莫特当时如何被推向前台？
坎贝尔：其实，关于多利有两篇论文。在1996年发表第一篇的时候，我是通讯作者(1995年，通过整合DNA的状态的卵子DNA的核细胞转移，维尔莫特和坎贝尔成功地克隆了两只威尔士山羊，名叫Megan和Morag，克隆第一只绵羊多利的技术就是在这次实验中演练成熟的)。1997年发表第二篇的时候，维尔莫特博士是通讯作者。1996年我们制造了第一头羊，克隆多利只是用不同的细胞重复那次实验而已。
中国新闻周刊：你同意了他为第一作者吗?
坎贝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笑)。在论文排名问题上，有时候，不是所有做出贡献的作者的名字都会出现在论文上，不同的情况有变化，比如不同研究所的做法就不一样。
维尔英特博士作为1997年论文的第一作者出现，是研究所讨论的结果，我对此事不作评论。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谁更有资格被称为“多利羊之父”?是你吗?为什么多年你一直甘心站在荣誉的后面?
坎贝尔：哦，这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笑)。我必须小心谨慎，在“科学政治”面前，一个人要对自己说的话小心。
多利是一系列复杂实验的结果，我很难说是谁制造了多利，也很难说我在不在乎这一荣誉。其实，科学界都了解我在克隆多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许普通大众知道得少一点。我只能这么说。
“把荣誉给我，我很高兴”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评价维尔英特和你本人在科学界的功绩、地位?
坎贝尔：我认为，其实1996年发表的关于克隆羊的第一篇论文是最重要的。多利是新闻界关注和追捧的成果，但是1996年的论文更重要，它显示了多利被克隆的可能性。多利的克隆，只是用不同的细胞重复了1996年的技术。
但我觉得维尔莫特博士在自6工作上做得很好，他得到了国的承认和许多荣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做出任何一项科学成就越来越依赖于集体的力量，像爱因斯坦那样依靠一个人的力量做出巨大贡献似乎越来越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项科研成就做出后将不可避免地存在功劳分配的问题。在你看来，与这次“多利羊事件”类似的事情在科学界常见吗?你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
坎贝尔：我不知道这种事情是否普遍，我只是努力把自己研究组的事情做好。在我的研究组中，每个人都会在论文上留有名字。其他研究组就不知道了，也许不同研究所、不同国家的做法都不一样。
我觉得，科学家和普通人一样，是各个不同的。我自己有原则，我的研究组的所有人的名字都会出现在成果论文上。在多利事件里，研究所的意见作用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此我不作更多评价。
中国新闻周刊：你了解直到现在，才有人(普里姆·赛恩)出来算这笔旧账的原因吗?普里姆·赛恩声称，当年维尔英特教授及研究所领导常威胁他，最后塞恩被迫辞职，事实是这样吗?
坎贝尔：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的事情。我从未与赛恩博士共事过。我1997年就离开了罗斯林研究所，而赛恩博士在那之后才去罗斯林。
我觉得，维尔莫特博士会告诉人们真相，我们只需旁观就行了。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你觉得，维尔英特教授现在把荣誉归于你，主要是出于什么原因?
坎贝尔：我不知道他说这件事情的具体情境，但是我觉得他把荣誉给我，那可是很好的一件事(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