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也有种类之分。有一种书，积累的是多数人所未知的知识，这种书是科学和民主的先行者；而另一种书，往往重现了人们所不了解的真实历史，这种书能点燃社会的理性之光，并且照亮后来者的坎坷行程。
　　《邓小平手迹选》看起来更像是后者。此书汇集了邓小平从1926年到1992年间工作中亲手起草的大量文件、电报、文稿，批阅的无数公文，写下的许多书信、题词，因此它成为了回顾历史，了解邓小平一生的重要历史文献。
　　历史是可以阅读的，至少在《邓小平手迹选》一书中如此。每一份批示背后，都存在一个曾经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曾经牵动过数以万计直至千万计的百姓生计。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可阅读性，至少让活着的人们了解逝去者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历史的可借鉴性，也至少在于此。
　　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凯利就说过：现代历史学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从“遥远过去”的传说背后找回真实。实际上，即便是发生在并不太遥远的20世纪80年代的往事，由于政治政策的特殊性，往往其中的经营和运作难以公开化为人所知。人们总是仰望中南海红墙，遥想其背后的那一方静水，以及水边的人们所做的一切。而《邓小平手迹选》则找回了这份历史的真实，并且展现在人们面前。
　　我们可以从本书中看到邓小平1946年为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的题词“为人民服务”；读到他在1952年的批示，“报告太多太长，并非好事”，督促公文进一步讲求效率；也可以找到他1986年写给《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等文件的首肯意见。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邓小平是全程参与的。从敌人四处存在的革命党，到今天现代治理环节中的执政党的转变，其实也一直是邓小平所思考的，更是今天新一代领导人所身体力行的。尽管两者在最大限度追求民生福祉的诉求上并无多大区别，但是，使命的差异使这两者在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上又截然不同，其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有所区别。
　　《邓小平手迹选》的出版，让我们看到在这种转变中，如何对待历史态度的更新。这种对以往政策的公开，既是对历史伟人的尊重，又是对决策透明度的采纳，更是对民众认识的信任。
　　细细翻阅《邓小平手迹选》，更让人深深地感到，社会理性是执政党需要思考的重要内容，而建立在社会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治管，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孜孜以求的良性秩序。2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曾经身体力行，他认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推动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步伐；当这些记录着历史足迹的真迹从中南海的红墙里走到民众的视野中，无疑是尊重历史、政务公开的一种谐音。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可以阅读的现代史甚至是当代史，将是无比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