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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冬天，法卡什（AharonFarkash）被任命为以色列军方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当他上任的时候，他清楚地知道一个事实：他的13个前任中，有6个还没有任职期满，就退休或被免职了。这些人突然离去，并非是因为他们个人的能力不足，没有英雄气概，或是缺乏领导才能。事实是，担任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或许是世界上最难做的工作。这个国家四面都是敌人。在约旦河的西岸和加沙走廊，到处都是想要让以色列灭亡的敌人。这个国家的敌人隐于无形，他们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他们从孩童的时候就彼此熟识，长大之后又并肩作战。他们不会相信任何不属于他们团体的人。他们能够很容易地从周边富有的石油出口国得到资金和武器。他们坚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
以色列从1948年建国之后，就一直警报不断，几乎每隔十年，就要有一次战争。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是在历史上却经常忽略重要的信息，犯了很多几乎是致命的错误。最有名的一次是1973年的中东“赎罪日”战争。就在这场战争爆发前3个月，以色列将军达扬（MosheDayan）还斩钉截铁地告诉《时代周刊》记者：“未来十年以色列的边境将固若金汤，不会出现大的战事。”
这些错误不只发生在遥远的过去。2006年，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发起了进攻，这是一次惩罚性的进攻。但是，打了6周之后，以色列突然败给了敌人，真主党夺取了一批以色列坦克、运输车，甚至用导弹炸坏了一艘战舰，作为战利品。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Nasrallah）在电视直播节目中声称，这是以色列海军第一次受到攻击。他就像棒球明星巴比（Babe）在打出一个全垒打之前，得意洋洋地向全场观众致意。无论是进攻失利还是防守失利，对于以色列人民来说，都是令人沮丧的。法卡什曾经告诉我：“有一次开会回顾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历史，有个发言人说起过去的30个关键性历史时刻，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报错了28次。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将军悄悄对我说：‘他这样说，只是因为他不了解那其余两次的情况。’”
法卡什的工作让他经历过以色列国防军最隐秘的事情。在担任情报部门负责人之前，他曾经负责过高度机密的以色列军方8200部队，这个部队招募了很多以色列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情报和军事方面的工作。8200部队也做一些非保密性的工作，他们建立了大约60个民用的高科技公司，总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但是，他们还有很多迄今仍然保密的工作。美国的情报机构认为8200部队的工作是“世界一流的”，而且在很多时候“比美国超前许多年”。
法卡什在2006年那场灾难性的黎巴嫩战争之前干满了他的任期，他不仅避免了其前任的命运，而且成绩斐然，令人赞叹。他的情报工作异常准确。我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以色列政府部门的一位高官，称赞法卡什在其任职期间“料事如神”。在美国发动“伊拉克自由行动”之前的数月，法卡什将军委婉但急切地向其美国同行指出，美军进入底格里斯河谷之后可能遇到的情况。后来，他的预测几乎一幕幕出现了，但是，美国军方根本没有听进去。
了解“市场”，最重要的是“问对问题”
佛教的大师们说，为了悟道，你必须正心、正意、正行。如果你看世界的角度错了，那么永远也无法超脱。我在这里想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我们如何正心、正意？如果在一个沙堆世界中，生活中的重要因素都必然是我们闻所未闻的，那么我们该如何了解这个世界？我们能不能从那些身处剧烈变动且能游刃有余的成功者那里学到什么？当世界的秩序看起来越来越失控的时候，这些问题是我们学会应对挑战的关键。如果你正在经营一个公司，操心着孩子的教育，或是谋划着哪个国家是你的朋友，哪些国家该扔炸弹轰炸，你该如何决策呢？稍后，我们还会讨论佛教大师们教我们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行动。但首先，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去观察。正如哈雷所说，如果我们不会观察，就会迷失方向。
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没有信息。相反，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信息太多，该如何去甄别有用的信息，尤其是海量的信息不断变化，很多信息是没有用处，甚至是误导的。我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朋友都告诉我，法卡什之所以出众，不是因为他能干完任期，而是因为他有一种直觉，让他成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间谍之一。“去跟法卡什谈谈吧”，他们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能够从数据的迷雾中拨云见日，看清事物的本质。他们告诉我，法卡什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与众不同，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要这样看，但是，这使得他在同行之中特立独行。你可以开玩笑地把他叫做以色列的绝地武师（IsraeliYoda），充满了难以解读的洞察力，不管怎么样，他的记录很说明问题。我的朋友们说，他似乎能够把世界上的不确定性转化为他内心的直觉。这种功力，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他是我在间谍的世界里面发现的最具有禅宗智慧的大师。
法卡什离开以色列国防部之后，到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暂时任职，他的办公室在研究所的二楼，房间不大，而且空空荡荡的。他一半时间做研究，一半时间和企业打交道，而这些企业，大多是在当年他负责的8200部队的麾下。一天下午，我们坐在一起品味苦涩的以色列咖啡，他跟我谈起当年做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故事。他说：“2002年3月我接受这个工作之后，我首先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可能在哪里出错？’我感觉我们可能会在两个问题上犯错误，一个是真主党，一个是伊朗。为了避免犯错误，我决定改变我们搜集情报的方式，改变我们的方法，以及我们过去整理资料的传统做法。”
他举了个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放弃了所谓的内部来源情报，即那种勒卡雷（LeCarre）间谍小说中的内幕行动，转而倚重外部来源情报，比如卫星接收信号、窃听电话或阅读电子邮件。这一变化有很多原因，既是因为吉米·卡特反感特工人员黑衣潜行的神秘做派，也跟里根耗资巨大的高科技国防预算开支有关。这使得外部来源情报的分析技术越来越超过内部来源情报。随着间谍卫星发送回来的照片越来越清晰，窃听电话的方式越来越先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人员感到，他们能够知道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于是，他们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能更好地洞悉敌人的一切。
法卡什并不认同上述观点。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种方法会让情报人员高估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知道其实他们不知道的事情。高清晰度的卫星照片并不意味着你对敌人的了解也更清晰。正如能够随时接受股市行情的自动收录机并不能够让你对市场的判断更准确。它们只是工具，它们不提供答案。法卡什说：“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环境中，那些内部的因素发挥的作用最大。”但是，卫星图片看不到这些内在的因素，电话或信件中也很少会透露出蛛丝马迹。他说：“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事情对我们毫无影响，但恰恰是这些事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你知道《纽约客》杂志曾经在封面刊登过一幅世界地图，其中纽约非常巨大，别的地方小得可怜。我们不能以这样的眼光看待世界，不能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
法卡什所做的最大改变就是承认以色列最多只能朦朦胧胧地认识其周围的世界。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对敌人的动向一览无余。如果一心一意想要掌握敌人的全部动向，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这样做只会分散你的注意力，甚至可能让你犯下致命的错误，你会忽视那些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你不可能看到的，而不是那些你很容易看到的。他告诉我，以色列的特工人员总是试图关注那些时下和以色列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并希望尽可能地精确知道事实。这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当资源稀缺的时候，似乎最好的办法就是集中于看似最危险的问题。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他认为，往往是一些和以色列没有直接的关系，或是以色列之前从未遇到的问题，才会导致最糟糕的结果，导致突如其来的冲击。法卡什眼中的世界，和巴克的沙堆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复杂。
法卡什说：“你必须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这对于一个像CIA这样庞大的机构来说，诚非易事。但是我们只是个小的机构，所以我们能做得到。如果问的问题不一样，答案自然也就不一样。”长年累月只关注一个问题，会让你对其他的问题视若不见。最后，你连自己关注的那些问题的答案都找不到。想想那些关注前苏联的情报人员，有几个猜对了答案？禅宗说正心、正意是悟道的关键，法卡什的这些感悟又契合了禅宗的另一个教诲：“问题就是答案。”你如何提问，你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都关系重大。法卡什感到，很多大机构，不只是CIA，还包括大多数官僚机构，比如IBM、财政部，都有个坏习惯，他们只会问错误的问题，以错误的方式在错误的地方寻找错误的答案。
法卡什说：“看看阿萨德。”他指的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BasharalAssad）。如果你看看叙利亚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头三个问题似乎跟以色列都没有关系：第一，维持其统治的稳定性。在叙利亚执掌政权的是阿拉维派教徒，但是其在叙利亚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第二，维持其经济的稳定，这取决于叙利亚能否不断地向黎巴嫩输出劳动力；第三，黎巴嫩的政局。在叙利亚眼中，黎巴嫩就是他们的小兄弟，可以随意使唤，言听计从。只有在第四个问题上，似乎才跟以色列有关。30多年来，戈兰高地是以色列和叙利亚争执的焦点。但是，法卡什认为，叙利亚是否会发起进攻，取决于所有这些因素的汇总，而且还有一些他一时想像不出来的潜在因素。
假设黎巴嫩的经济陷入停滞，叙利亚的经济也不会景气，阿萨德就可以通过战争转移视线。2005年，真主党曾经在以色列的北部边界发起进攻。这和黎巴嫩的怨恨有关系吗？不是的。这其实是叙利亚和伊朗精心策划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对德黑兰和大马士革施加压力，要求其停止核武器的开发。法卡什观察的时间越长，对叙利亚的国内情况越了解，他就越相信，这些问题的奇特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叙利亚的决策。他对我说，“我们不能只是问‘威胁出现在哪里’。”等到你的边界上已经集结了一大批坦克，才意识到敌人会发动进攻，那就太晚了。你可能还在紧张地注视着这些坦克，但突然就遭到了来自海上的进攻，或是突如其来的空袭，或是你根本就想不到的其他进攻。
法卡什任职后，马上让他的情报人员去关注一些他的前任们会认为毫不相关或是并不重要的信息：贝鲁特的人们是否还上街购物（这将说明黎巴嫩的经济状况是否正常），大马士革的文化生活怎么样了？伊拉克在黎巴嫩的难民们的生活状况如何？他发现，这些问题令人着迷，因为它们时刻都在变化。这比他的前任跟他说的，应该关注“叙利亚的坦克都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有趣多了。有时候，他会故意制造一些紧张气氛，看看对手如何反应。他不只是在叙利亚这样做。一个朋友告诉我，法卡什曾经让进入伊朗的无足轻重的货物爆炸，或是包围安全的房子，仅仅是为了看对手会做些什么。这些做法看似与对手无关，但却能让法卡什更好地了解对手的意图。法卡什说他感到最有意思、最关键的是，问问题的方式不同，使得他的机构的工作方式也随之改变。新的问题迫使他和他的团队从新的角度观察，用新的方式思考。传统的情报报告，往往是先分析一国的军事状况，然后是该国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似乎这些领域彼此独立，互不相关。这是过时的思维方式。它们一定都是错的。
赢得“市场”的关键：先要去找人（变量信息），不能先去找武器（常量信息）
从2002年开始，法卡什开始用他的创新方式，关注以色列遇到的恐怖袭击。在这一过程中，他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改变了以色列反恐战争的全貌，后来，美国也开始向以色列学习。他用其可以调动的资源，包括8200部队的一些秘密科技手段，从不同的角度考量恐怖袭击。他不是简单地问：“下一次恐怖袭击会是什么？”他关心的是：“要是想向加沙地区汇入1万美元，需要多长时间？”“要想把炸弹的配件走私到巴勒斯坦的拉马哈，什么办法最有效？”他对探讨恐怖袭击为什么会成功越来越不感兴趣，相反，他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的恐怖袭击没有成功。法卡什仔细地研究了这些失败案例的每一个细节。这是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一次转型。法卡什发现，恐怖分子并不关心他们为什么会成功，他们最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失败。他觉得，以色列的情报部门也要做同样的事情。
法卡什仔细地做了很多调查之后，有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在恐怖分子的网络中，有两个不同的流程。一个是进行表面的，用传统的间谍方式可以发现的，那些属于原教旨主义者暴力事业日常的工作：收集资金、招募人体炸弹、给清真寺的毛拉门提供新的说辞。但是，另外一个流程也在进行，这个流程深藏不露，难以发现，但是更加重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恐怖组织在不断地变化。以色列有新的举措，他们就会有对策。法卡什认为，只有了解了这个深层的流程，才能了解恐怖团体。
这个流程中只涉及少数几个人，他们是紧密的核心，不断地创新和变革，同时改变着一个庞大的恐怖网络。这个核心里的人物是以色列最狡猾的敌人。传统的反恐政策，包括拆毁那些支持恐怖团体的人的房屋，逮捕大批哪怕只和恐怖分子有轻微接触的阿拉伯人，在通往以色列的道路上设置路障，等等。在伊拉克的美国反恐指挥官说，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坚壁清野”，隔断恐怖分子能够得到的支持。但这都是在攻击恐怖分子的外围网络。法卡什知道，这些行动都会失败。而且，他感到这些政策会弄巧成拙，玩火自焚，最后以色列的敌人会更加危险。法卡什告诉我：“我们每天采取的政策，只是使恐怖分子变得越来越有创新意识。”他停顿了一下，仿佛难以相信，接着说，“我们强迫恐怖分子不断进化。”
他提出的新问题至少能够告诉他，应该向哪里发起进攻，应该摧毁能够产生适应性变化的核心动力。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新的工具。法卡什和他的团队借鉴了电话系统管理和生态食物系统所应用的网络分析软件，寻找在恐怖分子网络中的适应性“节点”。法卡什的算法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网络，不管是铁路管理还是电话交换。他们试图找出敌人最容易攻击的薄弱环节。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基地组织可能在使用类似的方法。2005年7月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在3个车站，而按照电脑软件的分析，这3个站点恰恰就是整个地铁系统最薄弱的地方。伦敦警方经过他们的模拟计算，发现攻击这3个车站是3.2亿个可能方案中的次优方案。恐怖分子似乎不可能通过随机选择找到这样的方案。
法卡什发现，一个恐怖团体可能会有数百名成员，但是，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拥有改变团体内部交流方式的技能，而这是在遭遇外部压力的时候最关键的地方。于是他将目标锁定在这些人身上。慢慢地，他找到了一种能够发现并隔离这些关键人物的办法。这究竟是什么方法？当我问他的一个同事时，他告诉我：“我真不想告诉你。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需要决定是谁。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方法是什么，那就是暗杀特定人物。”
暗杀特定人物就是锁定在一个系统中最关键的那几个人，而不是试图摧毁整个体系。这是个费力费时的工作。为了暗杀一个特定的关键人物，以色列情报机构可能需要调动数百名人力，花费数百万美元。这也给以色列军方带来了一个伦理上的难题：比如说，为了杀死一个恐怖组织中的关键人物，可以容忍多少名无辜的平民被误杀？以色列国防部找了一群数学家研究这个问题，他们的计算结果是3.4个人。但是，没有人会对这个无情的数字和这种冷酷的任务感到高兴。这一策略经过不断地完善，发挥了超乎预料的效果。恐怖组织难以再壮大和进化，恐怖袭击的发生次数直线下降。
这给我们以启示，在以色列情报部门的档案库里，至少有数百个已经消亡的穆斯林恐怖组织的资料，这些恐怖组织都已经销声匿迹了。有些恐怖组织原本看起来很有可能成功：他们既有钱，又有很多愤怒的青年原教旨主义者。为什么它们没有成功呢？我们借用法卡什的哲学，反思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答案是这些组织缺乏适应能力。生存下来的组织，比如真主党、哈马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则与之不同，他们是非常有效率的组织，他们逐渐成长壮大。如果你能够了解或是哪怕感觉到他们成长或变化的原因，或许你就能击溃他们。但是，首先你必须好好地审视传统的反恐间谍都干了些什么。
在过去的日子里，你可以从外部看出很多国际事务的真相。比如，如果你知道前苏联在前东德布置了多少辆坦克，那么你很容易就能推测苏联人的意图。法卡什认为这种观察事务的方法是会经常犯错的。这使得分析师们过分关注他们能看到的东西，而忽略了他们看不到的东西。他所倡导的方法是永远不要只关注一个变量。这个星期你又会关注伊朗电视台最流行的节目是什么。这样做的目的是观察什么在变化，观察一个社会的进展，并理解突然发生的变化会来自很多出人意料的地方（想想苏联的突然解体，或是安全气囊和电子游戏的结合）。这种新的观察事物的方式经常会让我们有新的发现，比如法卡什就看到了恐怖组织中的“进化核心”。
但是，到第二天，你就按照这种方法，把所有的事物都重新审视一遍，以便找到新的变化。你永远也不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想要知道的事情理解为固定不变的，这不是像你计划出去度假那样，把自己想准备的东西都列到一张单子上：内衣、游泳衣、太阳镜。武器检查专家戴维·凯（DavidKay）有一次跟记者伍德沃德（BobWoodward）解释，为什么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说：“你不能拿着一张单子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必须把这作为一项情报工作去做。先要去找人，不能先去找武器。你得先找伊拉克的武器专家、仓库保安、搬运工、可能见过这些武器的将领们、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这就是法卡什的策略：深入调查，找准那些变化的因素，永远不要用常规的思路问问题。
尽管法卡什是掌握直觉的天才，尽管他绝地武师般的睿见带来了极大的成功并让他难得地超然局外，但是，他的成绩只是个人的成绩。哪怕在以色列情报机构这个“小的”机构，他也没有办法让这种方法传承下去。他离职6个月之后，以色列向真主党发动了灾难性的2006年空袭。这一策略又是老的做法：瞄准看得到的真主党人，想消灭一个隐于无形的网络。真主党的对策恰如法卡什所预料的，他们在中途就改变了策略，新的通讯方式使得以色列难以追踪，新的作战方式完全超出了以色列国防军的预料，他们从未为此做过演习，甚至从未想到过这样的打法。以色列之所以战败，既不是因为空军的力量不够强大，也不是因为间谍卫星的图片不够清晰，同样也不是因为以色列军用地图上标注的真主党碉堡和导弹发射基地不够准确。发动进攻的时候，以色列将军们以为他们对真主党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
他们说：“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但是，他们错了。错在什么地方？不是以色列的飞机，或是疲惫而未做好准备的地面部队的问题。是作战的计划出了问题。这次进攻瞄准的是真主党的外壳，但却根本没有对真主党伤筋动骨。法卡什跟我说，以色列军方的高层人士总是用一种非常错误的方法观察世界，这才是对以色列安全最大的威胁。这也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要看看自己是怎样看世界的，我们怎么才能做到更好。
（本文摘自《不可思议的年代》一书，湖南科技技术出版社出版）
以色列从1948年建国之后，就一直警报不断，几乎每隔十年，就要有一次战争。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是在历史上却经常忽略重要的信息，犯了很多几乎是致命的错误。最有名的一次是1973年的中东“赎罪日”战争。就在这场战争爆发前3个月，以色列将军达扬（MosheDayan）还斩钉截铁地告诉《时代周刊》记者：“未来十年以色列的边境将固若金汤，不会出现大的战事。”
这些错误不只发生在遥远的过去。2006年，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发起了进攻，这是一次惩罚性的进攻。但是，打了6周之后，以色列突然败给了敌人，真主党夺取了一批以色列坦克、运输车，甚至用导弹炸坏了一艘战舰，作为战利品。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Nasrallah）在电视直播节目中声称，这是以色列海军第一次受到攻击。他就像棒球明星巴比（Babe）在打出一个全垒打之前，得意洋洋地向全场观众致意。无论是进攻失利还是防守失利，对于以色列人民来说，都是令人沮丧的。法卡什曾经告诉我：“有一次开会回顾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历史，有个发言人说起过去的30个关键性历史时刻，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报错了28次。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将军悄悄对我说：‘他这样说，只是因为他不了解那其余两次的情况。’”
法卡什的工作让他经历过以色列国防军最隐秘的事情。在担任情报部门负责人之前，他曾经负责过高度机密的以色列军方8200部队，这个部队招募了很多以色列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情报和军事方面的工作。8200部队也做一些非保密性的工作，他们建立了大约60个民用的高科技公司，总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但是，他们还有很多迄今仍然保密的工作。美国的情报机构认为8200部队的工作是“世界一流的”，而且在很多时候“比美国超前许多年”。
法卡什在2006年那场灾难性的黎巴嫩战争之前干满了他的任期，他不仅避免了其前任的命运，而且成绩斐然，令人赞叹。他的情报工作异常准确。我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以色列政府部门的一位高官，称赞法卡什在其任职期间“料事如神”。在美国发动“伊拉克自由行动”之前的数月，法卡什将军委婉但急切地向其美国同行指出，美军进入底格里斯河谷之后可能遇到的情况。后来，他的预测几乎一幕幕出现了，但是，美国军方根本没有听进去。
了解“市场”，最重要的是“问对问题”
佛教的大师们说，为了悟道，你必须正心、正意、正行。如果你看世界的角度错了，那么永远也无法超脱。我在这里想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我们如何正心、正意？如果在一个沙堆世界中，生活中的重要因素都必然是我们闻所未闻的，那么我们该如何了解这个世界？我们能不能从那些身处剧烈变动且能游刃有余的成功者那里学到什么？当世界的秩序看起来越来越失控的时候，这些问题是我们学会应对挑战的关键。如果你正在经营一个公司，操心着孩子的教育，或是谋划着哪个国家是你的朋友，哪些国家该扔炸弹轰炸，你该如何决策呢？稍后，我们还会讨论佛教大师们教我们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行动。但首先，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去观察。正如哈雷所说，如果我们不会观察，就会迷失方向。
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没有信息。相反，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信息太多，该如何去甄别有用的信息，尤其是海量的信息不断变化，很多信息是没有用处，甚至是误导的。我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朋友都告诉我，法卡什之所以出众，不是因为他能干完任期，而是因为他有一种直觉，让他成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间谍之一。“去跟法卡什谈谈吧”，他们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能够从数据的迷雾中拨云见日，看清事物的本质。他们告诉我，法卡什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与众不同，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要这样看，但是，这使得他在同行之中特立独行。你可以开玩笑地把他叫做以色列的绝地武师（IsraeliYoda），充满了难以解读的洞察力，不管怎么样，他的记录很说明问题。我的朋友们说，他似乎能够把世界上的不确定性转化为他内心的直觉。这种功力，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他是我在间谍的世界里面发现的最具有禅宗智慧的大师。
法卡什离开以色列国防部之后，到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暂时任职，他的办公室在研究所的二楼，房间不大，而且空空荡荡的。他一半时间做研究，一半时间和企业打交道，而这些企业，大多是在当年他负责的8200部队的麾下。一天下午，我们坐在一起品味苦涩的以色列咖啡，他跟我谈起当年做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故事。他说：“2002年3月我接受这个工作之后，我首先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可能在哪里出错？’我感觉我们可能会在两个问题上犯错误，一个是真主党，一个是伊朗。为了避免犯错误，我决定改变我们搜集情报的方式，改变我们的方法，以及我们过去整理资料的传统做法。”
他举了个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放弃了所谓的内部来源情报，即那种勒卡雷（LeCarre）间谍小说中的内幕行动，转而倚重外部来源情报，比如卫星接收信号、窃听电话或阅读电子邮件。这一变化有很多原因，既是因为吉米·卡特反感特工人员黑衣潜行的神秘做派，也跟里根耗资巨大的高科技国防预算开支有关。这使得外部来源情报的分析技术越来越超过内部来源情报。随着间谍卫星发送回来的照片越来越清晰，窃听电话的方式越来越先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人员感到，他们能够知道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于是，他们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能更好地洞悉敌人的一切。
法卡什并不认同上述观点。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种方法会让情报人员高估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知道其实他们不知道的事情。高清晰度的卫星照片并不意味着你对敌人的了解也更清晰。正如能够随时接受股市行情的自动收录机并不能够让你对市场的判断更准确。它们只是工具，它们不提供答案。法卡什说：“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环境中，那些内部的因素发挥的作用最大。”但是，卫星图片看不到这些内在的因素，电话或信件中也很少会透露出蛛丝马迹。他说：“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事情对我们毫无影响，但恰恰是这些事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你知道《纽约客》杂志曾经在封面刊登过一幅世界地图，其中纽约非常巨大，别的地方小得可怜。我们不能以这样的眼光看待世界，不能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
法卡什所做的最大改变就是承认以色列最多只能朦朦胧胧地认识其周围的世界。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对敌人的动向一览无余。如果一心一意想要掌握敌人的全部动向，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这样做只会分散你的注意力，甚至可能让你犯下致命的错误，你会忽视那些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你不可能看到的，而不是那些你很容易看到的。他告诉我，以色列的特工人员总是试图关注那些时下和以色列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并希望尽可能地精确知道事实。这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当资源稀缺的时候，似乎最好的办法就是集中于看似最危险的问题。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他认为，往往是一些和以色列没有直接的关系，或是以色列之前从未遇到的问题，才会导致最糟糕的结果，导致突如其来的冲击。法卡什眼中的世界，和巴克的沙堆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复杂。
法卡什说：“你必须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这对于一个像CIA这样庞大的机构来说，诚非易事。但是我们只是个小的机构，所以我们能做得到。如果问的问题不一样，答案自然也就不一样。”长年累月只关注一个问题，会让你对其他的问题视若不见。最后，你连自己关注的那些问题的答案都找不到。想想那些关注前苏联的情报人员，有几个猜对了答案？禅宗说正心、正意是悟道的关键，法卡什的这些感悟又契合了禅宗的另一个教诲：“问题就是答案。”你如何提问，你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都关系重大。法卡什感到，很多大机构，不只是CIA，还包括大多数官僚机构，比如IBM、财政部，都有个坏习惯，他们只会问错误的问题，以错误的方式在错误的地方寻找错误的答案。
法卡什说：“看看阿萨德。”他指的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BasharalAssad）。如果你看看叙利亚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头三个问题似乎跟以色列都没有关系：第一，维持其统治的稳定性。在叙利亚执掌政权的是阿拉维派教徒，但是其在叙利亚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第二，维持其经济的稳定，这取决于叙利亚能否不断地向黎巴嫩输出劳动力；第三，黎巴嫩的政局。在叙利亚眼中，黎巴嫩就是他们的小兄弟，可以随意使唤，言听计从。只有在第四个问题上，似乎才跟以色列有关。30多年来，戈兰高地是以色列和叙利亚争执的焦点。但是，法卡什认为，叙利亚是否会发起进攻，取决于所有这些因素的汇总，而且还有一些他一时想像不出来的潜在因素。
假设黎巴嫩的经济陷入停滞，叙利亚的经济也不会景气，阿萨德就可以通过战争转移视线。2005年，真主党曾经在以色列的北部边界发起进攻。这和黎巴嫩的怨恨有关系吗？不是的。这其实是叙利亚和伊朗精心策划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对德黑兰和大马士革施加压力，要求其停止核武器的开发。法卡什观察的时间越长，对叙利亚的国内情况越了解，他就越相信，这些问题的奇特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叙利亚的决策。他对我说，“我们不能只是问‘威胁出现在哪里’。”等到你的边界上已经集结了一大批坦克，才意识到敌人会发动进攻，那就太晚了。你可能还在紧张地注视着这些坦克，但突然就遭到了来自海上的进攻，或是突如其来的空袭，或是你根本就想不到的其他进攻。
法卡什任职后，马上让他的情报人员去关注一些他的前任们会认为毫不相关或是并不重要的信息：贝鲁特的人们是否还上街购物（这将说明黎巴嫩的经济状况是否正常），大马士革的文化生活怎么样了？伊拉克在黎巴嫩的难民们的生活状况如何？他发现，这些问题令人着迷，因为它们时刻都在变化。这比他的前任跟他说的，应该关注“叙利亚的坦克都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有趣多了。有时候，他会故意制造一些紧张气氛，看看对手如何反应。他不只是在叙利亚这样做。一个朋友告诉我，法卡什曾经让进入伊朗的无足轻重的货物爆炸，或是包围安全的房子，仅仅是为了看对手会做些什么。这些做法看似与对手无关，但却能让法卡什更好地了解对手的意图。法卡什说他感到最有意思、最关键的是，问问题的方式不同，使得他的机构的工作方式也随之改变。新的问题迫使他和他的团队从新的角度观察，用新的方式思考。传统的情报报告，往往是先分析一国的军事状况，然后是该国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似乎这些领域彼此独立，互不相关。这是过时的思维方式。它们一定都是错的。
赢得“市场”的关键：先要去找人（变量信息），不能先去找武器（常量信息）
从2002年开始，法卡什开始用他的创新方式，关注以色列遇到的恐怖袭击。在这一过程中，他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改变了以色列反恐战争的全貌，后来，美国也开始向以色列学习。他用其可以调动的资源，包括8200部队的一些秘密科技手段，从不同的角度考量恐怖袭击。他不是简单地问：“下一次恐怖袭击会是什么？”他关心的是：“要是想向加沙地区汇入1万美元，需要多长时间？”“要想把炸弹的配件走私到巴勒斯坦的拉马哈，什么办法最有效？”他对探讨恐怖袭击为什么会成功越来越不感兴趣，相反，他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的恐怖袭击没有成功。法卡什仔细地研究了这些失败案例的每一个细节。这是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一次转型。法卡什发现，恐怖分子并不关心他们为什么会成功，他们最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失败。他觉得，以色列的情报部门也要做同样的事情。
法卡什仔细地做了很多调查之后，有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在恐怖分子的网络中，有两个不同的流程。一个是进行表面的，用传统的间谍方式可以发现的，那些属于原教旨主义者暴力事业日常的工作：收集资金、招募人体炸弹、给清真寺的毛拉门提供新的说辞。但是，另外一个流程也在进行，这个流程深藏不露，难以发现，但是更加重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恐怖组织在不断地变化。以色列有新的举措，他们就会有对策。法卡什认为，只有了解了这个深层的流程，才能了解恐怖团体。
这个流程中只涉及少数几个人，他们是紧密的核心，不断地创新和变革，同时改变着一个庞大的恐怖网络。这个核心里的人物是以色列最狡猾的敌人。传统的反恐政策，包括拆毁那些支持恐怖团体的人的房屋，逮捕大批哪怕只和恐怖分子有轻微接触的阿拉伯人，在通往以色列的道路上设置路障，等等。在伊拉克的美国反恐指挥官说，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坚壁清野”，隔断恐怖分子能够得到的支持。但这都是在攻击恐怖分子的外围网络。法卡什知道，这些行动都会失败。而且，他感到这些政策会弄巧成拙，玩火自焚，最后以色列的敌人会更加危险。法卡什告诉我：“我们每天采取的政策，只是使恐怖分子变得越来越有创新意识。”他停顿了一下，仿佛难以相信，接着说，“我们强迫恐怖分子不断进化。”
他提出的新问题至少能够告诉他，应该向哪里发起进攻，应该摧毁能够产生适应性变化的核心动力。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新的工具。法卡什和他的团队借鉴了电话系统管理和生态食物系统所应用的网络分析软件，寻找在恐怖分子网络中的适应性“节点”。法卡什的算法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网络，不管是铁路管理还是电话交换。他们试图找出敌人最容易攻击的薄弱环节。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基地组织可能在使用类似的方法。2005年7月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在3个车站，而按照电脑软件的分析，这3个站点恰恰就是整个地铁系统最薄弱的地方。伦敦警方经过他们的模拟计算，发现攻击这3个车站是3.2亿个可能方案中的次优方案。恐怖分子似乎不可能通过随机选择找到这样的方案。
法卡什发现，一个恐怖团体可能会有数百名成员，但是，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拥有改变团体内部交流方式的技能，而这是在遭遇外部压力的时候最关键的地方。于是他将目标锁定在这些人身上。慢慢地，他找到了一种能够发现并隔离这些关键人物的办法。这究竟是什么方法？当我问他的一个同事时，他告诉我：“我真不想告诉你。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需要决定是谁。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方法是什么，那就是暗杀特定人物。”
暗杀特定人物就是锁定在一个系统中最关键的那几个人，而不是试图摧毁整个体系。这是个费力费时的工作。为了暗杀一个特定的关键人物，以色列情报机构可能需要调动数百名人力，花费数百万美元。这也给以色列军方带来了一个伦理上的难题：比如说，为了杀死一个恐怖组织中的关键人物，可以容忍多少名无辜的平民被误杀？以色列国防部找了一群数学家研究这个问题，他们的计算结果是3.4个人。但是，没有人会对这个无情的数字和这种冷酷的任务感到高兴。这一策略经过不断地完善，发挥了超乎预料的效果。恐怖组织难以再壮大和进化，恐怖袭击的发生次数直线下降。
这给我们以启示，在以色列情报部门的档案库里，至少有数百个已经消亡的穆斯林恐怖组织的资料，这些恐怖组织都已经销声匿迹了。有些恐怖组织原本看起来很有可能成功：他们既有钱，又有很多愤怒的青年原教旨主义者。为什么它们没有成功呢？我们借用法卡什的哲学，反思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答案是这些组织缺乏适应能力。生存下来的组织，比如真主党、哈马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则与之不同，他们是非常有效率的组织，他们逐渐成长壮大。如果你能够了解或是哪怕感觉到他们成长或变化的原因，或许你就能击溃他们。但是，首先你必须好好地审视传统的反恐间谍都干了些什么。
在过去的日子里，你可以从外部看出很多国际事务的真相。比如，如果你知道前苏联在前东德布置了多少辆坦克，那么你很容易就能推测苏联人的意图。法卡什认为这种观察事务的方法是会经常犯错的。这使得分析师们过分关注他们能看到的东西，而忽略了他们看不到的东西。他所倡导的方法是永远不要只关注一个变量。这个星期你又会关注伊朗电视台最流行的节目是什么。这样做的目的是观察什么在变化，观察一个社会的进展，并理解突然发生的变化会来自很多出人意料的地方（想想苏联的突然解体，或是安全气囊和电子游戏的结合）。这种新的观察事物的方式经常会让我们有新的发现，比如法卡什就看到了恐怖组织中的“进化核心”。
但是，到第二天，你就按照这种方法，把所有的事物都重新审视一遍，以便找到新的变化。你永远也不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想要知道的事情理解为固定不变的，这不是像你计划出去度假那样，把自己想准备的东西都列到一张单子上：内衣、游泳衣、太阳镜。武器检查专家戴维·凯（DavidKay）有一次跟记者伍德沃德（BobWoodward）解释，为什么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说：“你不能拿着一张单子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必须把这作为一项情报工作去做。先要去找人，不能先去找武器。你得先找伊拉克的武器专家、仓库保安、搬运工、可能见过这些武器的将领们、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这就是法卡什的策略：深入调查，找准那些变化的因素，永远不要用常规的思路问问题。
尽管法卡什是掌握直觉的天才，尽管他绝地武师般的睿见带来了极大的成功并让他难得地超然局外，但是，他的成绩只是个人的成绩。哪怕在以色列情报机构这个“小的”机构，他也没有办法让这种方法传承下去。他离职6个月之后，以色列向真主党发动了灾难性的2006年空袭。这一策略又是老的做法：瞄准看得到的真主党人，想消灭一个隐于无形的网络。真主党的对策恰如法卡什所预料的，他们在中途就改变了策略，新的通讯方式使得以色列难以追踪，新的作战方式完全超出了以色列国防军的预料，他们从未为此做过演习，甚至从未想到过这样的打法。以色列之所以战败，既不是因为空军的力量不够强大，也不是因为间谍卫星的图片不够清晰，同样也不是因为以色列军用地图上标注的真主党碉堡和导弹发射基地不够准确。发动进攻的时候，以色列将军们以为他们对真主党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
他们说：“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但是，他们错了。错在什么地方？不是以色列的飞机，或是疲惫而未做好准备的地面部队的问题。是作战的计划出了问题。这次进攻瞄准的是真主党的外壳，但却根本没有对真主党伤筋动骨。法卡什跟我说，以色列军方的高层人士总是用一种非常错误的方法观察世界，这才是对以色列安全最大的威胁。这也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要看看自己是怎样看世界的，我们怎么才能做到更好。
（本文摘自《不可思议的年代》一书，湖南科技技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