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是中国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谓风云际会、历经沧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这座城市一直非常关注。他对上海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革命生涯从上海开始
　　1920年8月27日下午3点，16岁的邓小平乘坐“吉庆”号轮船从重庆启程，顺长江东下。9月5日他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的83名同学到达上海。他们是第17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们的到来，立即在上海引起了舆论轰动，许多报纸竞相报道这一消息。
　　1920年9月14日的《时事新报》上刊登了“前日赴法之大批学生”的新闻，“由会长高博爱君向法轮公司接洽妥当，即于11日乘鸯特莱蓬船出发矣”。该报道还附上了这次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名单，其中邓希贤（即邓小平）的名字赫然在列。
　　到上海后，邓小平首先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华法教育会。按照华法教育会的规章，教育会为这批学生免费代购船票，从法国领事馆领取护照。由于从上海到法国的邮轮每月只有一班，因此，教育会就安排他们暂住在名利大旅社，等待一个星期后搭船赴法。对于邓小平而言，被喻为“十里洋场”的上海与家乡四川截然不同，这里有代表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大工业，有连接广大内地与西方世界的繁忙的商贸往来，以及融合中西方文化特色的城市风貌。
　　虽然邓小平和同学们只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星期，但上海的景象却始终萦绕在邓小平的心头，也更坚定了他赴法勤工俭学、将来拯救中华民族的决心。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胸怀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登上鸯特莱蓬号，开启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航程。从上海走向当时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心——欧洲，他开始了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孜孜探寻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之路。
　　在上海的两次最危险的经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进入低潮。1927年9月底到10月初，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再次来到上海。12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不仅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而且每天都要往来于各个秘密机关之间，接待来自各地的秘密交通员，处理地方党组织上报的文件和情报，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更会危及中央机关和各级组织的安全。因此，邓小平时刻保持小心谨慎，就连穿着也特别注意。到租界去的时候，就穿绸缎的袍子和马褂;到平民住的地方去，就穿工人服装。
　　这时期，他再度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相识的张锡媛成为同事。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事业追求，使他们相爱了。1928年春节后不久，24岁的邓小平和22岁的张锡媛在上海结婚。为了庆祝这对年轻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饭馆里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30多人参加了婚宴。
　　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邓小平夫妇和周恩来夫妇同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楼里，周恩来和邓颖超住楼上，邓小平和张锡媛住楼下。当时霍步青和朱月倩夫妇也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这三对夫妻编一个党小组，一周一次，同过组织生活。为了安全，活动地点是经常变换的。他们的平均年龄也就是20出头，是个年轻又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1928年4月5日在上海爱文义路望德里1239号半（现北京西路1060弄里）罗亦农的住所，邓小平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接头办完事后，他刚从后门离开，巡捕房就闯入罗亦农的住所逮捕了罗亦农。从邓小平离开，到罗亦农被捕，前后只差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因被叛徒出卖而英勇就义。
　　还有一次是在邓小平自己的住处。巡捕房发现了周恩来的住处要来搜查，由于事先得到情报，并及时通知了周恩来，因此当时同住在这里的同志都安全撤离了。但邓小平恰好不在家，没有接到通知，当他敲门进屋时，巡捕房还在屋内搜查，幸亏搜查的人中有一名中央特科的内线，他故意答应了一声要出来开门。机警的邓小平听声音不对，立刻转身就走，多年以后，邓小平还常常提到这两次危险经历：“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啊，半分钟都差不得！”
　　1929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派邓小平从上海去广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组织武装起义，邓小平告别已怀孕的爱妻踏上去广西的征途。从1929年至1930年，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李明瑞等先后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当邓小平奉命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张锡媛住在上海宝隆医院，正准备分娩，邓小平汇报完工作急忙赶到医院，夫妻久别重逢，感恩欣喜。但孩子难产，张锡媛得了产褥热，几天后不幸去世，年仅24岁。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也随之夭折，邓小平顾不得亲手掩埋妻儿，奉命匆匆赶回广西，继续革命斗争。
　　上海作战是一场极其特殊的战斗
　　1949年渡江战役之后，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进驻丹阳，准备决战上海。上海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城市，人口密集，工业集中，国民党投入数十万重兵驻守，势在必争，这就决定了上海作战必是京沪杭战役中最艰苦、最复杂的一场战役。邓小平多次打比喻说：上海作战是一场极其特殊的战斗，好比瓷器店里捉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能把那些极其珍贵的瓷器打碎。为了打好这一仗，邓小平和陈毅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顺利地攻占上海，又完整地保留上海的办法。他们还把分散在外地的刘伯承、粟裕、谭震林等请到丹阳来一起研究，根据情况不断修订、补充和完善作战计划，及时作出新的决策。5月23日，我军在上海发起总攻，迅速占领了除苏州河以北一带地区的全部上海市区和高桥、吴淞等地。5月25日，陈毅冒雨从丹阳乘车经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到达上海南翔镇，就近掌握上海战局。邓小平继续留在丹阳担负全局性指导工作。 　　5月26日，邓小平率领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干部，在苏州河北时稀时密的枪炮声中，乘火车抵达上海。到上海以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讲：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重点解决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他主张要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华东局财经委员会拟《新解放区财粮税收工作条例草案》时，他一再恳切地告诫：条文不宜过细，对下面限制不宜过多，要相信各地区的司令员、政委，相信他们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给他们定几条方针、原则，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的。对各级干部要放手、信任，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
　　不久，陈毅、邓小平先后迁往上海湖南路262号，分别住楼上和楼下，两家人竟比一家人还和睦亲爱，7月中旬邓小平离开上海赴南京。
　　绘就上海改革蓝图
　　邓小平一生曾数十次莅临上海。改革开放以后，1988年至1994年7月，邓小平更是每年都来上海视察，对上海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并寄予殷切希望。1990年3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讲：“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同年4月，党中央作出了开发浦东的战略决策。
　　1991年2月18日，邓小平登上上海锦江饭店41楼的旋转餐厅，边眺望上海中心市区，边对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讲：“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他接着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1992年1月底到2月21日，邓小平在上海与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重要谈话，整理审定了后来被称为“南方谈话”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同志坦率地说：“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他同时又指出，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点。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相信可以后来居上。他还说，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股无穷的力量。
　　1993年春，邓小平在上海再次提醒，要抓住上海发展的机遇，他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1993年末，已经89岁高龄的邓小平不顾劳累，又一次来到上海。12月13日，他在吴邦国和黄菊陪同下，冒着细雨驱车视察了新建成的上海内环浦东段和浦东罗山路、龙阳路两座立交桥。他在杨浦大桥上下车，眺望着日新月异的浦东，說道：“喜看今日路，胜读十年书。”他又握着大桥总指挥朱自豪的手说：“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我向上海工人阶级致敬！”
　　1994年初春，邓小平看到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时，高兴地说：“上海的工作做得很好，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当他老人家最后一次离开上海，火车即将启动时，他紧紧地抓住前来送行的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的手，充满深情地说：“你们一定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你们上海的最后机遇！”
　　从黄浦江畔起航，踏上追寻革命真理的道路那一刻起，邓小平的一生便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如今这座在邓小平心目中有着特殊地位的城市，已经变成世界瞩目、发展神速的国际化大都市，这是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
　　（作者分别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张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