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胡适一生最为人所乐道的一件事，既不是他的实验主义，也不是他的哲学史、文学史或小说考证，而是他的婚姻。”他在异国的一段情缘，历经半个世纪却始终克制在界限之内，让人唏嘘也更加怜惜。
　　韦莲司，全名为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她是胡适1913年6月在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留学时结识的女友，是康乃尔大学里一位教授的女儿。在此后的一生中，胡适因受到韦莲司的影响而获益良多，其生平事迹也因为有了与韦莲司的交往而更加丰富多彩，弥足珍贵。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胡适与地质系教授亨利·韦莲司毗邻而居。1914年6月18日，胡适应邀参加一个婚礼派对，邂逅了教授的小女儿——从纽约归来探望父母的韦莲司。尽管韦莲司比胡适大了6岁，但他们一见如故，彼此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韦莲司当时正在纽约艺术学校读书，她洒脱独立的个性吸引着胡适，而胡适的文化底蕴又极深厚，在朝朝暮暮的叙谈中，他们品诗论文、谈论艺术、评论天下的大事，渐渐地感情越来越深。1915年秋，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与韦莲司同在纽约，他俩经常月下散步、湖边谈心、尺牍传情，彼此深深地欣赏、爱慕，短短的两年内，胡适竟写给韦莲司100多封情书。
　　韦莲司是胡适一生中第一个在精神的世界里走得如此之近的女人。这是一个新奇粲然而又令人怦然心动的世界，年轻的胡适真的被打动了，他像每一个走进初恋季节的懵懂少年，变得纤细而又多愁善感。朝夕相对的情侣，即使一次小别，也会让人不胜惆怅。“上周四的夜晚，我深感怅惘，寒风吹落了窗前所有的柳条，竟使我无法为一个远去的朋友折柳道别。”胡适虽然出洋留学，受到了西方思想与文化的极大影响，但在内心情感的表达方式上，还是流露着浓郁而古老的东方情结，他的骨子里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
　　在胡适的心目中，韦莲司是新女性的理想典范，认为她“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
　　但他们最终还是未能走入婚姻的殿堂，究其原因，一是母命难违，胡适已经与老家的江冬秀订了婚；二是韦莲司的母亲反对异国通婚。胡适在出国留学前，母亲早已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未婚妻江冬秀是一个不甚识字的小脚女人。胡适曾对韦莲司谈到过自己的未婚妻：“她（指江）对我的思想全然一无所知，因为她连写一封短短问候的信都有困难……我早已放弃让她来做我知识上的伴侣了。这当然不是没有遗憾的。”胡适对自己的婚姻是失望的，但他采取了迁就与容忍的态度。
　　1917年6月，胡适通过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回国前，胡适专程到韦家辞行。在韦家的五天时间“殊难别去。韦夫人与韦女士见待如家人骨肉，犹难为别”。
　　此去经年，胡适娶妻生子，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声名斐然，隔着汪洋的韦莲司一直感同身受地为他祝愿。而他们的再一次见面，是在10年之后。1927年三四月间，胡适赴美与韦莲司两次聚首。在从西雅图登船回国前，他写信给韦莲司：“唯一的遗憾是我无法待得久些。”韦莲司也在4月6日给胡适的信中第一次理智地论及胡适的家庭：“你们两人同是一个不合理制度下的牺牲品。”
　　直到1933年9月胡适作为文化使者应邀访美时，这对有情人才终于有机会得以鸳梦重温。这次重逢是胡韦交往的里程碑，韦莲司再次引述了自己6年前给胡适的一封信：“你塑造了一个幻象中的女子，亲爱的适，让我们继续穿着这身正式的外衣吧，否则你所喜爱的这个幻象中的女子就会死去。胡适——是不是更喜欢那个幻象中的女子呢？她也许很美妙，但她毕竟是我，那个胸部扁平又不善于持家的我，那个头脑不清而又不得体的我，是这个我触摸到了你的躯体和眼睛。我简直不能相信，你竟爱上了这么一个可怜的东西，然而，你的爱却裹住了我。胡适，我爱你！我们如何能将这件事公开于众，而不引起别的人嫌恶？要是我们真能完全生活在一起，我们会像兩条溪流，奔赴同一山谷。”
　　1939年6月10日，胡适将自己写的几首诗词寄给韦莲司，并且告诉她，这是为她写的。其中有《临江仙》云：“隔树溪声细碎，迎人鸟唱纷哗。共穿幽径趁溪斜。我和君拾葚，君替我簪花。更向水滨同坐，骄阳有树相遮。语深浑不管昏鸦。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狂狷的韦莲司，也曾给胡适写过这样火热的情书：“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适……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你中有我……”
　　1958年夏天，韦莲司为祝贺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特意定做了一套银质餐具作为赠礼。1959年，在胡适68岁生日的祝寿信中，韦莲司送给胡适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她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倾其一生积累的几千美金并将房子全部租出去，为胡适建立基金会。她自己则住在一间由车库改造的卧室里，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完全靠她自己打理，她与社会的唯一联系是到小儿麻痹医院当义工。“我想为你重要著作的出版和英译尽些微薄的力量。譬如，你早年所写的那些具有启发、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作品，都是用中文写的。我要确定，在我身后，有笔款子专门用作这个目的。这笔款子也许不过几千块钱，但如果运用得当，当以用这笔款子作为开始，逐年递增，结果可以成为一笔可观的基金。”
　　1962年2月，已回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4年的胡适，因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3年后，韦莲司应胡适遗孀江冬秀的要求，给她寄去一份手写的自传。而在去世之前，韦莲司更是将自己与胡适一生中所有的书信制成副本寄给江冬秀，请她转交胡适纪念馆。这位一生坚持自己爱情理想的女性在给胡适遗孀的自传中写道：“我无非是一个幸运的胡博士信件的接收者，而这些书信也生动地取代了日记。”9年后，空候一生的韦莲司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里竟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胡适的书信和稿件。
　　胡适与韦莲司的感情整整维系了半个世纪，他们的情书已在前几年被公开，更加印证了两人之间如知己、如情人的关系。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第一代启蒙知识分子，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承传者，是继往开来的领袖人物。“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由。胡适在那个时期写的第一个白话剧本《终身大事》，就是宣传男女青年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但是胡适却在个人的终身大事上，遵从了“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但他和韦莲司的深厚情谊，足以照耀人类爱情史上那一片广阔的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