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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因为创办了专门从事小额信贷的乡村银行格莱珉(孟加拉语“乡村”的意思。)银行，帮助了数百万的穷人、特别是妇女摆脱了贫苦，并因此被授予了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的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同的人从中得到了不同的启示，有的人说“穷人的信用不比富人差”，有的人说中国呼唤“穷人经济学”、“穷人经济学”、“穷人银行家”，有的人赞赏尤努斯先生对穷人的关爱和信任，有的人痛斥中国的银行和“坏经济学家”、“坏经济学理论”嫌贫爱富，傍大款，喜欢锦上添花，不喜欢雪中送炭等等。
如果我告诉你尤努斯先生的银行向穷人索要23％的高利率，你还会认为尤努斯先生关爱穷人吗？如果我告诉你尤努斯先生的银行只对五人组成的小组贷款，而且这个小组每周必须开一次会时，你还会认为尤努斯先生特别信任穷人吗?尤努斯先生决不会要求富人贷款也来个“保甲连坐”的。如果我告诉你尤努斯先生的银行96％的客户是妇女的原因是因为尤努斯先生认为孟加拉国的妇女较男人更有荣誉感、更不喜欢赖账、更善于理财时，你还会认为尤努斯先生特别信任穷人，特别具有男女平等的意识吗?如果我告诉你取得尤努斯先生的贷款需要满足许多特别的条件，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风险，如只喝煮过的水、家里要有洁净的厕所、子女的数量不能过多等等，你还会过分地将尤努斯先生和好心的慈善家浪漫地联系在一起吗?如果我告诉你尤努斯先生是一位亿万富豪，你还会想当然地将他尊称为穷人银行家吗?
尤努斯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当之无愧的。虽然尤努斯先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银行家，虽然尤努斯先生创办这样银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穷人摆脱贫困，而是由于他敏锐地发现了穷人渴望摆脱贫困的需求，并且成功地创新了新的金融制度来满足这种需求，虽然尤努斯先生创办的是一家商业银行，而且这家银行的利率还很高，虽然尤努斯先生不是穷人而是一位富豪，也根本不是什么“穷人经济学家”和“穷人银行家”，但这丝毫不会降低尤努斯先生在帮助穷人脱贫方面的功绩，所有受过资助的穷人都应该感谢尤努斯先生，因为穷人也有尊严，穷人也渴望能够有机会有尊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而不是仅仅依靠好心人的施舍，是尤努斯先生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没有因为尤努斯先生开办的是一家商业银行就忽视了小额信贷银行的伟大意义，我们多数中国人还不明白，诺贝尔委员会奖励的不是尤努斯先生的好心，而是他在金融组织方面的创新，这种创新在减少贫困方面已经带来了显著效果，希望通过授予诺贝尔奖能够鼓励这种金融组织的普及和鼓励更多有类似效果的制度创新。所以，我们真正应该呼唤的不是“好人”的出现，而是好的金融制度的出现，我们的社会当然需要好人，需要慈善家，而且这样的好人越多越好，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富裕不可能够建立在个别好心人的善举上，我们的未来不能够依赖于好心人的善举。我们从尤努斯先生的“先进事迹”里真正应该得到的启示是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能够出现这样的银行家，出现这样的银行?
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家都嫌贫爱富?是我们“黑心”的经济学家太多了?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争先恐后地为穷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廉价品和服务，甚至远在非洲的“穷朋友”都在收益呢?为什么“黑心的经济学家”没能够阻止这些企业家向穷人提供廉价物品呢?为什么有些企业家特别喜欢选择那些披着经济学理论外衣的“伪经济学”理论呢?其实，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只有经济学和“伪经济学”的区别，犹如有科学与伪科学，哪有什么“穷人经济学”和“富人经济学”，难道还有“穷人的数学”和“富人的数学”?不要让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影响了我们的思考能力和判断力。
为什么我们国家一些部门的企业家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他们“喜享爱用”的商品和服务，而不论他们贫穷与富裕?为什么还有一类部门“嫌贫爱富”，面目可憎呢?把他们归为两堆一看就明白了嘛，凡是不嫌贫爱富的，凡是为了市场利润殚思竭虑的，爱“财”如命的，都是民营企业，这些领域都是对民营经济开放的领域，都是市场经济规律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凡是嫌贫爱富的，必定是“官商”，必定是“官营”有进入管制，有行政保护，有垄断撑腰嘛。官商做的都是“大买卖”，哪还能看得上穷人的那点小钱。再说贷给国有企业，最后还不了可以一笔勾销，都是公对公，万一穷人还不了，岂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不好交代呀。
谁说中国没有人想到赚穷人的钱，谁说中国的“金融家”不信任穷人，谁说中国人没有人想到对穷人搞“小额贷款”呢?你看过去有“山西票号”，今天有“地下钱庄”。是谁阻碍了我们中国人的金融制度创新呢?谁阻止了我们的“乡村银行”的健康发展呢?是我们对民营银行的限制。银行对于普通中国人和民营企业来说就是个存钱的地方，只有对国有企业来说才是个“不计得失”的“慈善贷款者”，中国人好不容易有资格贷点款了，还是让人大半辈子喘不过气来的房贷。2006年年底中国政府就要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了，难道我们的金融业宁愿对“西方金融列强”开放，都不愿对民营经济开放吗？我们中国的穷人难道只能够等待尤努斯的“乡村银行”进入中国吗？
其实，只要我们开放金融领域，特别是对民营经济部门开放，只要我们致力于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金融部门创造一个公平发展、平等竞争、开放有序、法制严明的制度环境，以我们中国人在商业领域的创新才能，难道我们还用担心没有中国的乡村银行，没有中国的尤努斯出现吗?也许捎带着还能够得个诺贝尔奖呢，像尤努斯先生一样。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
如果我告诉你尤努斯先生的银行向穷人索要23％的高利率，你还会认为尤努斯先生关爱穷人吗？如果我告诉你尤努斯先生的银行只对五人组成的小组贷款，而且这个小组每周必须开一次会时，你还会认为尤努斯先生特别信任穷人吗?尤努斯先生决不会要求富人贷款也来个“保甲连坐”的。如果我告诉你尤努斯先生的银行96％的客户是妇女的原因是因为尤努斯先生认为孟加拉国的妇女较男人更有荣誉感、更不喜欢赖账、更善于理财时，你还会认为尤努斯先生特别信任穷人，特别具有男女平等的意识吗?如果我告诉你取得尤努斯先生的贷款需要满足许多特别的条件，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风险，如只喝煮过的水、家里要有洁净的厕所、子女的数量不能过多等等，你还会过分地将尤努斯先生和好心的慈善家浪漫地联系在一起吗?如果我告诉你尤努斯先生是一位亿万富豪，你还会想当然地将他尊称为穷人银行家吗?
尤努斯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当之无愧的。虽然尤努斯先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银行家，虽然尤努斯先生创办这样银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穷人摆脱贫困，而是由于他敏锐地发现了穷人渴望摆脱贫困的需求，并且成功地创新了新的金融制度来满足这种需求，虽然尤努斯先生创办的是一家商业银行，而且这家银行的利率还很高，虽然尤努斯先生不是穷人而是一位富豪，也根本不是什么“穷人经济学家”和“穷人银行家”，但这丝毫不会降低尤努斯先生在帮助穷人脱贫方面的功绩，所有受过资助的穷人都应该感谢尤努斯先生，因为穷人也有尊严，穷人也渴望能够有机会有尊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而不是仅仅依靠好心人的施舍，是尤努斯先生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没有因为尤努斯先生开办的是一家商业银行就忽视了小额信贷银行的伟大意义，我们多数中国人还不明白，诺贝尔委员会奖励的不是尤努斯先生的好心，而是他在金融组织方面的创新，这种创新在减少贫困方面已经带来了显著效果，希望通过授予诺贝尔奖能够鼓励这种金融组织的普及和鼓励更多有类似效果的制度创新。所以，我们真正应该呼唤的不是“好人”的出现，而是好的金融制度的出现，我们的社会当然需要好人，需要慈善家，而且这样的好人越多越好，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富裕不可能够建立在个别好心人的善举上，我们的未来不能够依赖于好心人的善举。我们从尤努斯先生的“先进事迹”里真正应该得到的启示是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能够出现这样的银行家，出现这样的银行?
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家都嫌贫爱富?是我们“黑心”的经济学家太多了?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争先恐后地为穷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廉价品和服务，甚至远在非洲的“穷朋友”都在收益呢?为什么“黑心的经济学家”没能够阻止这些企业家向穷人提供廉价物品呢?为什么有些企业家特别喜欢选择那些披着经济学理论外衣的“伪经济学”理论呢?其实，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只有经济学和“伪经济学”的区别，犹如有科学与伪科学，哪有什么“穷人经济学”和“富人经济学”，难道还有“穷人的数学”和“富人的数学”?不要让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影响了我们的思考能力和判断力。
为什么我们国家一些部门的企业家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他们“喜享爱用”的商品和服务，而不论他们贫穷与富裕?为什么还有一类部门“嫌贫爱富”，面目可憎呢?把他们归为两堆一看就明白了嘛，凡是不嫌贫爱富的，凡是为了市场利润殚思竭虑的，爱“财”如命的，都是民营企业，这些领域都是对民营经济开放的领域，都是市场经济规律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凡是嫌贫爱富的，必定是“官商”，必定是“官营”有进入管制，有行政保护，有垄断撑腰嘛。官商做的都是“大买卖”，哪还能看得上穷人的那点小钱。再说贷给国有企业，最后还不了可以一笔勾销，都是公对公，万一穷人还不了，岂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不好交代呀。
谁说中国没有人想到赚穷人的钱，谁说中国的“金融家”不信任穷人，谁说中国人没有人想到对穷人搞“小额贷款”呢?你看过去有“山西票号”，今天有“地下钱庄”。是谁阻碍了我们中国人的金融制度创新呢?谁阻止了我们的“乡村银行”的健康发展呢?是我们对民营银行的限制。银行对于普通中国人和民营企业来说就是个存钱的地方，只有对国有企业来说才是个“不计得失”的“慈善贷款者”，中国人好不容易有资格贷点款了，还是让人大半辈子喘不过气来的房贷。2006年年底中国政府就要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了，难道我们的金融业宁愿对“西方金融列强”开放，都不愿对民营经济开放吗？我们中国的穷人难道只能够等待尤努斯的“乡村银行”进入中国吗？
其实，只要我们开放金融领域，特别是对民营经济部门开放，只要我们致力于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金融部门创造一个公平发展、平等竞争、开放有序、法制严明的制度环境，以我们中国人在商业领域的创新才能，难道我们还用担心没有中国的乡村银行，没有中国的尤努斯出现吗?也许捎带着还能够得个诺贝尔奖呢，像尤努斯先生一样。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