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夜晚在蛙鸣的伴奏中姗姗来迟。晚餐之后，湖北省监利县王垸村的长堤上，昏黄的路灯笼罩着一群年轻的身影，二三十岁的男青年们蹲在路边，一边抽烟，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年轻的女人则带着孩子们在旁边玩耍。
　　往年，这样的场景可谓罕见。每年春节一过，村里的年轻人就收拾行李匆匆启程，只留下老人孩子守在家里。他们会选择去往省城武汉、外省的工地、沿海的市场和工厂……总之，不会留在老家，哪怕养虾一年能赚上六七万元，仍会被村里的老人视作“没出息”。
　　但今年这个漫长的“春节假期”结束的时候，他们却没有了选择。封闭两个多月后，王垸村和其他村镇以及省内外的交通道路逐步取消管制，村民的生活也逐渐恢复正常。可疫情的“余震”仍在，村里约六成的年轻人都收到了“委婉”的辞退消息，邻近村子里的朋友也是如此。
　　留在老家养虾也不是个好主意。王垸村地处湖北省监利县东侧，毗邻洪湖，家家户户养殖小龙虾。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和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联合发布的《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19）》显示，监利县2018年养殖产量达到13.06万吨，县域产量名列全国第一。

　　每年2月底至3月初，本是王垸村稻虾混养的小龙虾虾苗出售的黄金时间，今年由于疫情影响，交通全面封闭，导致虾苗无法出售，出现了大面积滞销。农村的道路解封后，下游养殖户担心成品虾收益不保，不愿再收购虾苗，导致虾苗价格暴跌，王垸村盛产的虾苗从去年的一斤35元左右跌到今年的一斤4元，最低的几天只能卖到两元，甚至还没人愿意收购;中等规格的成虾价格也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眼看着水田即将插秧育苗，捕虾期接近尾声，龙虾价格却始终沉在谷底。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北从国外引进小龙虾进行养殖，小龙虾开始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湖泊水塘。第一次看到时，村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有人传言它是日军投下的生化武器;有人迷信地称之为神仙，朝着它作揖下跪;还有人认为它是毁坏秧苗的害虫，朝水田里喷洒农药。

　　复员返乡的抗美援朝老兵李文兵不怕这个怪东西。他抓回几只小龙虾试养，后来又试着吃它，“脑袋壳子一掰，用水煮熟，拌上西红柿炒，好吃。”刚开始，没有鱼贩愿意收购小龙虾，后来能卖个3毛钱一斤，到2000年后，收虾的人多起来，虾价也逐渐上涨。村民见它能赚钱，也跟着试养，五六年后，几乎家家户户的鱼塘里都有了小龙虾。虾价逐年攀升，小龙虾养殖成了王垸村的支柱产业，“村里的新房子起了，柏油路也修了”。今年已 90 岁高龄的李文兵被贴上村里“第一个吃龙虾的人”的标签，写进王垸村的民间记忆里。
　　村委会的网格员李建飞是 2016 年回到村里养殖小龙虾的。前几年父亲不幸因病去世后，他十分担心母亲一个人会感到孤单，便放弃在广西的水果批发生意，回家养虾，顺带和母亲一起照顾自己和弟弟的三个孩子。 　　当时，小龙虾已经是夜宵市场上的网红食物，成品虾和虾苗的价格攀升至30元一斤。李建飞正好赶上这波行情，将自家的七亩户口田用于稻虾混养，一季下来，光龙虾养殖就能赚到五六万元。接下来三年，龙虾价格节节攀升，最好的时候接近 每斤40 元。

　　今年，中等规格的小龙虾勉强能卖到7元。3月底解封后，收购龙虾的商贩开始工作，李建飞赶紧到下湖捞虾，忙活了近两个月，却只卖了不到两万元，险些连成本都保不住。
　　类似的情况几乎出现在王垸村的每家每户。3底以来，村民们为了能卖出高一点的价格，纷纷赶在午夜之后便下湖捞虾，撑船、拉壕子（用于捕捞鱼虾的网眼状圆柱形笼子）、收虾、分拣、再开电动三轮车送到虾贩手里……几个小时忙活下来，大多数村民都只能捕捞百余斤，卖出几百块钱。
　　老养殖户李良松是少数还能保证一点利润的养殖户。他在紧邻村子的洪湖里承包了几十亩的虾塘，六艘捕虾船上岸后，虾贩开着箱型货车赶到李良松家，这是养殖大户才有的特殊待遇。十几筐龙虾，差不多都是中上等规格，5月中旬的价格每斤能卖到 14 元，行情虽远不比往年，但至少还能有一些收益，比村子里养虾苗的虾农要好。
　　“今年也是最后一年在洪湖里养虾了，国家的退垸还湖政策我们得执行。”李良松望着湖面说道，“都老了，该休息了！”
　　为了帮助大部分村民渡过难关，曾在王垸村当过书记、现在中国乡建院做院长的李昌平决定在网络上求助，試图“搭上互联网快车”。经过村里村外、线上线下的多次沟通后，有商家来到王垸村向村民收购龙虾，还邀请主播薇娅直播卖虾。村民也期待着，在电商平台的推动下，能给村里带来一些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