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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前浪和后浪。今天，咱就說道一下美国第31任“前浪”……哦不，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
“苦出来的总统”的“纪录”
除了极少数籍籍无名者外，美国总统几乎个个赫赫有名。但对于胡佛是谁、此公有何贡献，估计现在不少人都是一脸懵。可在历史上，人家一生可是屡创“纪录”，如是第一位生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美国总统，也是至今唯一一位生于艾奥瓦州的总统;是哈定和柯立芝内阁中最后一位离世的成员，离世时，其政敌富兰克林·罗斯福夫妇已分别于1945年和1962年先其而去。
很多人都是“小镇青年”，胡佛却是“小镇总统”，单就这一点，孰人能比？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来自小地方的胡佛，在美国大萧条爆发之前，确实兢兢业业，在美国总统这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一系列“不平凡的业绩”。
胡佛不同于肯尼迪，也不同于罗斯福，他出身很苦，是个不折不扣的苦孩子，比如，9岁时就成了孤儿，从未上过高中等。但胡佛并不自暴自弃，相反他坚持上夜校，并学会了簿记、打字和数学。
1891年，斯坦福大学建校开学，胡佛又创造了一项该校校史纪录：成为首批被免收学费的大学生。胡佛成名后，还颇为自诩地宣称他是斯坦福的第一个学生—他是校宿舍楼中第一个班的第一个学生。
虽然毕业于地质专业，胡佛应该也是个文艺青年，不然无法解释后来他的《伍德罗·威尔逊的苦难》一书何以在市面上大为畅销。当然，他又创下了一项纪录—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位总统为另一位总统立传。
“吃货”在中国
胡佛不是美食家，但其“吃相难看”。个中缘由，还和中国有关。
1899年，婚后的胡佛以墨林公司驻华代表的身份，和媳妇来到中国天津，并受聘于开滦公司担任技术顾问。
中国对其影响很深，以至于胡佛入主白宫后，夫妇二人还常为便于秘密交谈而使用中文对话。但这并不代表胡佛热爱汉语，更不代表胡佛热爱中国。相反，在回到美国之前，胡佛这个“吃货”还狠狠地咬了中国一口。
且不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胡佛曾协助八国联军在天津的军事调动，单就开平煤矿这一项，就足以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原因很简单：1901年2月19日，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被胡佛用卑劣的伎俩，以极低的价钱骗去了开平矿务局的所有资产（具体过程如同戏剧，请自行百度）。“国有资产流失”，自然非同小可。清政府为此在英国与胡佛所在的公司打起了官司，但最终败诉。就这样，胡佛略施小计，就使中国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开平煤矿，直至新中国建立。
胡佛在中国啃下肥肉后，又积极参与了向南非斯互金矿输出华工、助力英国在津设立开滦煤矿等“秘密勾当”。才短短几年时间，胡佛便在中国实现了“财富自由”。从这个角度看，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早年的“幸福生活”就建立在中国人痛苦的基础上。
后来，胡佛的中国淘金行动圆满结束。“春风得意马蹄疾”，“五子登科”的他满面春风，荣归故里，摇身一变，成为万众瞩目的美国工商业新宠，并于1921年获任为商务部长;7年后，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
短短几年时间，胡佛便在中国实现了“财富自由”。
一个密西西比河边的苦孩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这是一种“吃相难看”的“胡佛精神”。
胡佛的“红与黑”
孔子说过一句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就是说，执政者行德政，效果就如同一阵风吹过一片草原一样，草儿自然会随风摆动。回到美国之后的胡佛，同时兼具了“红与黑”两种风。这两种风，在胡佛之后的“后浪”们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胡佛自中国回国后，遇到了一个人—三次被列为“美国最糟糕的十个总统的第一名”、历史上著名的“庸人总统”沃伦·哈定。
哈定当选总统之后，出于对胡佛助选的回报，提出让胡佛选择担任内政或商务部长的建议。胡佛权衡再三，选择了商务部长一职。个中缘由，现已不可考，但可以看出，当时的胡佛已野心勃勃—商务部刚于8年前从原商业劳工部中另立门庭，责任范畴十分有限。胡佛之所以选择商务部长这个内阁中的“鸡肋职位”之一，足以看出其志不在此。
果不其然，胡佛设法把商务部打造成一个强有力的服务组织，以帮助政府和企业构筑一种合作的义务伙伴关系，相当于让“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不再角力，而是携手前行。胡佛的这一行政哲学，常被称为“结社主义”（Associationalism）。有人因此认为，胡佛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任商务部长。看看，一不小心就又创下了“纪录”。
当股市狂跌时，无论胡佛还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都坚持认为这是市场良性的反应。
政治风向如此，经济大盘赶紧见风使舵—美国股市再度扭头向上，先涨为敬;觉得被危机虚晃一枪的美国人更加得意忘形，甚至给当时的大牛市取了个新名字—“另一个繁荣的四年”。
1929年11月，股市危机到来，胡佛把杜邦、福特、美孚这些工业巨头的大佬召集到白宫，提出了不停工、不裁员、不降薪的号召以稳住就业，紧接着又在“政府群”里@所有州长，敦促各州基建项目尽快上马，同时一边降低贴现利率，一边建议濒临倒闭的银行向美联储申请贴现贷款，以刺激信贷扩张……是不是觉得眼熟？没错，现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也采取了类似于胡佛的措施。
“初心”可能都是好的，但结果如何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说“胡佛新政”。
至此，“形势一片大好”。美国劳工联盟主席威廉·格林忘乎所以，发表了一系列以“美国经济长期向好”为主旋律的演讲;甚至当一个宗教团体要求总统为基建提供支持时，“经济专家”胡佛回复道：“你来晚了60天，萧条已经结束了。”如此自负，也许只有那位说出“我们为整整一代人赢来了和平”的英国前首相张伯伦能与之媲美。
没办法，人家胡佛有这个自负的底气—1928年他的竞选口号就是“要让美国人家家锅里有只鸡，每户都有一辆汽车”。当然，最好“再来四年繁荣”。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没多久，股市就失控性地一泻千里—美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再看看“后浪”特朗普的连任竞选口号，也是“换汤不换药”的“让美国继续伟大”，但随即爆发的新冠危机，正在让“后浪”的这个口号变成一个笑话。
大萧条期间“清场”
历史自有公论。不管是胡佛还是特朗普，出事儿了不能把板子都打在他们一个人的屁股上。美国为什么会发生大萧条？简单点说，1929年，美国的商行贷给股市的钱，大大超过了其贷给房地产和普通商务投资的钱，结构失衡，脑体倒挂，结果就出现了生产过剩，但与此同时，被表面现象迷住的普通股民还在一个劲儿地助推企业股票行情不断上涨，泡沫也就无法避免了。
这不能怪老百姓不专业，因为当股市狂跌时，无论胡佛还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都坚持认为这是市场良性的反应，不足为虑。但事实上，当时的经济问题，已远非光靠一个华尔街修修补补就能搞定了。在这种情况下，为抑制大萧条所导致的经济危机，胡佛们使出浑身解数，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几乎无一奏效。
值得一提的還有，193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胡佛不顾1028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悍然签署了该法案。这项法律提高了数千种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意在通过增加进口商品的价格，来鼓励美国人购买本国商品、增加政府收入及保护美国农民利益。然而一厢情愿永远是死路一条—此时经济危机已蔓延全球，胡佛们祭出这一含金量并不高的招儿，自然刺激其他国家有样学样，美国商品也因此被征收报复性关税。
由于欧洲国家迅速集体反制和报复，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骤降50%以上，19世纪以来确立的世界贸易体系随之崩溃。损人不利己，萧条进一步加剧。再看看“后浪”特朗普政府搞的那些贸易摩擦措施，跟“前浪”胡佛们有区别吗？
历史的相似面再度展开。1932年6月，近两万名一战老兵聚集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前，要求政府兑现承诺的抚恤金。僵持个把月后，胡佛派出了以名将麦克阿瑟、巴顿等领衔的超豪华阵容“武力清场”，终酿流血事件。再看“后浪”特朗普，面对美国民众因一名非洲裔美国人被暴力执法致死的游行事件，不但不寻思如何平息民愤，反而指使美国国民警卫队前往“镇压”，还直斥之为“暴徒”，威胁要“开枪”，真不可思议！
抚恤金进军事件，为胡佛的1932年大选增加了新的负面因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甚至因此事件称胡佛是“脑子里一堆浆糊”。“前浪”犹如此，“后浪”何以堪！只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前浪”的所作所为，最大的价值应该是供“后浪”们“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但如果“后浪”闭目塞听，就像华特·李普曼说的那样，“我们不是先看才有定见，我们是先有定见再选择性地看”，那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