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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治党,即对党员的要求应比对普通民众的要求更严格,对共产党内的道德标准即纪律约束要比其他政党及团体更严明,对党内违法乱纪案件的处理要比对一般问题的处理更严肃,对党员领导干部问题的处理应当比对一般党员问题的处理更严厉。
一位朋友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夏天,他在中国北方一个小县城的火车站售票处排队买票。天很热,队伍有点儿长,不久便陆续有些人不耐烦,离队去售票处后门找熟人。他估计这些人都是本地人,大概因为这个小县城不大,买票者、卖票者多少都会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他人生地不熟,只好老老实实地排队等待。渐渐地,离队的人越来越多,前门的队伍越来越短,最后,像他这样的外地人也没花太多时间便买到了票。买票后,出于好奇,他绕到了售票处的后门,发现那里的本地人也排起了不短的队,其中一人曾在前门的队伍中排在他的前面。
我觉得这个故事体现了深层的真实:第一,它揭示了“关系”在中国的重要性;第二,它反映了中国人对“关系学”既迷恋又反感的复杂情感;第三,它也顺便调侃了一下“走后門”现象的荒谬本质。
西方的人际联系固然也重要,但它不能超越法律、道德和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规则社会”。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靠“关系”来调节和维系的社会,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
当然,纯粹的“关系社会”和纯粹的“规则社会”,无论在东方和西方,都不存在,而且,中国和西方亦非一成不变的社会。19世纪英国法律史家梅因曾把西方社会的演变概括为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而契约就是规则。“规则社会”其实是工业化、都市化、资本主义革命、消费者社会的产物。而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业化、都市化和市场化运动,这种变化自然也会影响社会习俗和文化。在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之前,“关系”对中国人生活、工作的影响比今天要大得多,举例来说,30多年前,普通中国人如果搬家,也需要托“关系”找车,叫朋友帮忙,因为那时中国既没有专业的搬家公司,也没有私人汽车,只能通过亲戚、朋友、熟人等各种社会“关系”,来实现这种非一己之力所能完成的事情。但在今天,即使你自己没有私车,亲友也不肯帮忙,你只要花点儿钱,雇一家专业搬家公司即可。
但社会习俗和文化的变化又有一定的滞后性。中国的“关系”文化,就像穿透了柏油路面、水泥广场而蔓生的野草一样,经受住了工业化、都市化和市场化的冲击,顽强地生存下来、蔓延开去,甚至在这种博弈过程中腐蚀、扭曲、改造了市场化进程,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的市场化”。具体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是靠人情来“润滑”的,在市场经济时代,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则要靠金钱来“润滑”,调节和维系社会的东西依然是“关系”,而非契约或规则。
西方的“规则社会”有它机械、刻板、甚至冷酷的一面,尤其在英国,人与人之间虽然彬彬有礼,但缺乏更有人情味的沟通和互动;中国人讲人情,重“关系”,只要不逾规违法,其实是一件好事。但了解当代中国社会深层运作的人都知道,如今某些中国“关系”的游走运行,似乎已经远远超越了人情味的层面,“深入”到了规避、破坏规则、道德、法律的层面。中国反腐难以深入、甚至越“反”越“腐”的现象,其原因除了制度不健全之外,也与中国“关系文化”弥漫全社会犄角旮旯、浸透所有人血液骨髓有着很大的关联。
“关系社会”是一个不公正的社会。这不仅因为某些不受制约的“关系”运作往往逾规、缺德、违法,而且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中,每个人享有的“关系”资源往往差别极大,即使所有的“关系”互动都在法律、道德、规则的框架之内运作,有“关系”的人也比没有“关系”的人更能占点儿小便宜(即在大家都在“前门”排队的时候,试图从“后门”溜入),有“高层关系”的人比仅有“低层关系”的人更能占点儿小便宜(即发现“后门”也有人排队的时候,试图插队,或试图另辟蹊径:从“后窗”跳入),这使那些没有“关系”的人和只有“低层关系”的人有着一种深深的不平之感。
“关系社会”也是一个不经济的社会:即使对那些有“关系”的人和有“高层关系”的人来说,构筑“关系网”和运作“关系”,也是要付出很大精力,花费很多金钱的。如果生活中大多数事情都可以通过履行契约、遵守规则而完成,这笔用于“润滑”各类“关系”的费用,本来可以有更好的用途的。对整个社会来讲,这种“不经济”就更加明显了:没有人统计过,中国的“关系润滑油”如果兑换成金钱,其总量有多大、在个人消费额和全国GDP中占的比例有多高,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在中国,其实人人都知道这种宏观意义上“关系社会”的弊病,但人人更清楚微观意义上自己没有“关系”或没有“高层关系”的不利之处,于是,人人都拼命拉关系、走后门,然而,正因为“关系”资源分配难以平等,也永远不会平等,正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结识并有财力买通“后门”的“把门人”,所以,那些拼命拉关系、走后门的人,或许因偶尔获益而沾沾自喜,更多的情况下却因无法“破后门而入”而倍感沮丧,但沮丧感又激发了寻找后门的更顽强的“斗志”。就这样,人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而无数此类个体行为的综合效应,却是形成了一个更加不公正、更加不经济的社会环境——这真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关系悖论”,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后门困境”。
一位朋友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夏天,他在中国北方一个小县城的火车站售票处排队买票。天很热,队伍有点儿长,不久便陆续有些人不耐烦,离队去售票处后门找熟人。他估计这些人都是本地人,大概因为这个小县城不大,买票者、卖票者多少都会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他人生地不熟,只好老老实实地排队等待。渐渐地,离队的人越来越多,前门的队伍越来越短,最后,像他这样的外地人也没花太多时间便买到了票。买票后,出于好奇,他绕到了售票处的后门,发现那里的本地人也排起了不短的队,其中一人曾在前门的队伍中排在他的前面。
我觉得这个故事体现了深层的真实:第一,它揭示了“关系”在中国的重要性;第二,它反映了中国人对“关系学”既迷恋又反感的复杂情感;第三,它也顺便调侃了一下“走后門”现象的荒谬本质。
西方的人际联系固然也重要,但它不能超越法律、道德和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规则社会”。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靠“关系”来调节和维系的社会,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
当然,纯粹的“关系社会”和纯粹的“规则社会”,无论在东方和西方,都不存在,而且,中国和西方亦非一成不变的社会。19世纪英国法律史家梅因曾把西方社会的演变概括为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而契约就是规则。“规则社会”其实是工业化、都市化、资本主义革命、消费者社会的产物。而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业化、都市化和市场化运动,这种变化自然也会影响社会习俗和文化。在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之前,“关系”对中国人生活、工作的影响比今天要大得多,举例来说,30多年前,普通中国人如果搬家,也需要托“关系”找车,叫朋友帮忙,因为那时中国既没有专业的搬家公司,也没有私人汽车,只能通过亲戚、朋友、熟人等各种社会“关系”,来实现这种非一己之力所能完成的事情。但在今天,即使你自己没有私车,亲友也不肯帮忙,你只要花点儿钱,雇一家专业搬家公司即可。
但社会习俗和文化的变化又有一定的滞后性。中国的“关系”文化,就像穿透了柏油路面、水泥广场而蔓生的野草一样,经受住了工业化、都市化和市场化的冲击,顽强地生存下来、蔓延开去,甚至在这种博弈过程中腐蚀、扭曲、改造了市场化进程,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的市场化”。具体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是靠人情来“润滑”的,在市场经济时代,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则要靠金钱来“润滑”,调节和维系社会的东西依然是“关系”,而非契约或规则。
西方的“规则社会”有它机械、刻板、甚至冷酷的一面,尤其在英国,人与人之间虽然彬彬有礼,但缺乏更有人情味的沟通和互动;中国人讲人情,重“关系”,只要不逾规违法,其实是一件好事。但了解当代中国社会深层运作的人都知道,如今某些中国“关系”的游走运行,似乎已经远远超越了人情味的层面,“深入”到了规避、破坏规则、道德、法律的层面。中国反腐难以深入、甚至越“反”越“腐”的现象,其原因除了制度不健全之外,也与中国“关系文化”弥漫全社会犄角旮旯、浸透所有人血液骨髓有着很大的关联。
“关系社会”是一个不公正的社会。这不仅因为某些不受制约的“关系”运作往往逾规、缺德、违法,而且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中,每个人享有的“关系”资源往往差别极大,即使所有的“关系”互动都在法律、道德、规则的框架之内运作,有“关系”的人也比没有“关系”的人更能占点儿小便宜(即在大家都在“前门”排队的时候,试图从“后门”溜入),有“高层关系”的人比仅有“低层关系”的人更能占点儿小便宜(即发现“后门”也有人排队的时候,试图插队,或试图另辟蹊径:从“后窗”跳入),这使那些没有“关系”的人和只有“低层关系”的人有着一种深深的不平之感。
“关系社会”也是一个不经济的社会:即使对那些有“关系”的人和有“高层关系”的人来说,构筑“关系网”和运作“关系”,也是要付出很大精力,花费很多金钱的。如果生活中大多数事情都可以通过履行契约、遵守规则而完成,这笔用于“润滑”各类“关系”的费用,本来可以有更好的用途的。对整个社会来讲,这种“不经济”就更加明显了:没有人统计过,中国的“关系润滑油”如果兑换成金钱,其总量有多大、在个人消费额和全国GDP中占的比例有多高,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在中国,其实人人都知道这种宏观意义上“关系社会”的弊病,但人人更清楚微观意义上自己没有“关系”或没有“高层关系”的不利之处,于是,人人都拼命拉关系、走后门,然而,正因为“关系”资源分配难以平等,也永远不会平等,正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结识并有财力买通“后门”的“把门人”,所以,那些拼命拉关系、走后门的人,或许因偶尔获益而沾沾自喜,更多的情况下却因无法“破后门而入”而倍感沮丧,但沮丧感又激发了寻找后门的更顽强的“斗志”。就这样,人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而无数此类个体行为的综合效应,却是形成了一个更加不公正、更加不经济的社会环境——这真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关系悖论”,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后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