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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吴趼人所创作的一部具有再现晚清官场、商场、家庭等生活现实的社会小说，小说中多次用笑话、新闻的方式来叙述主人公九死一生所遇、所见、所感，使小说整体带有明显的戏谑精神和、实时价值。
关键词：怪现状；笑话；新闻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下文简称《怪现状》）是晚清小说家吴趼人的代表作品，它原连载于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中，后由广智书局陆续分册出版单行本，是报刊文学的产物。本文将根据小说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笑话”、“新闻”，结合吴趼人本人以及创作特色来探讨《怪现状》所展现的笑话精神和新闻价值。
一、笑话、新闻中戏谑与实时的价值
（一）新闻中晚清社会实况
主人公九死一生所叙述的笑话、新闻中，一部分为他人转述，一部分为他在为吴继之管理商号而四处奔走时的所见所闻。这些笑话、新闻大致分为官场、商场、家庭三类。
首先是官场生活，在九死一生的记载中，官场上的笑话、新闻不在少数，揭露了晚清官场混乱、官员作风不正问题。其一，晚清官场中官爵买卖现象普遍，官员贪污贿赂严重。如小说中重要角色苟才一生的起起落落，加官或被开除都与钱财挂钩，苟才曾为了保官把自己的儿媳送给了上司，但却没有捞到好处，后来成为银元局总办，打着为官的名义捞取钱财。在最后苟才被查时，“化了六十万两银子，好钦差，就此偃旗息鼓地去了……化的六十万虽多，幸得他还不在乎此，每每自己宽慰自己道：‘我只当代他白当了三个月差使罷了。’”六十万两银子在苟才眼里只够得上三个月的差使，足以见得官差的腐败作态。
其二，官场行政的荒唐性，官员在执政时常是大动干戈而无所作为。如第二十六回一位靠偷钱获得安徽臬台的职位后，继续偷官钱被抓，在审讯时臬台的伤被发现后各个官员的神情值得深思，“一时抚台怒了，藩台乐了，首道、首府惊的呆了，首县却一时慌的没了主了”。抚台作为臬台的上司，发现臬台是贼反映必定是气氛，而藩台与臬台的职位相差不大，则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而首县的反应是可以揣测的，他慌的没了主了正是可以看出他的观念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对于权位更高的臬台来说，他潜意识里不敢去审判的。
其三，官员、旗人的作态虚伪、摆架子。如第六回中苟才招待客人摆架子，旗人吃饼滑稽的样子，第七回中苟才租衣服会客，结果衣服被自己儿子的油饼弄脏了，想要加滑石粉去油，结果更加明显，于是在“将近上灯未曾上灯”时候送还人家结果被发现，因此反而丢了自家的脸面。
除了官场笑话、新闻之外，商场与家庭现象明显。其中，商场中的笑话新闻以骗局为主，反映了商业经济中由于受西方资本主义冲击较大，但晚清时期资本市场没有成为完整的金融体系和完善的法律规范，因此商业上出现了不成熟的经济运营模式，商业骗局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如第十二回私货入关一事，私贩将私货放入棺材内运送，并且找乞丐假扮死去的老父躲过检查。父母生死问题本是一件严肃之事，但在这里却成为了商人经商之道。
另外，小说中所记载的家庭生活的笑话新闻主要以家庭成员之间不和睦的关系为主，大体分为夫妻之事、父母儿女之事。其中夫妻之事作为笑谈比较典型的是第五十回一督办在汉口看上一小姑娘欲纳妾，督办夫人得知连夜让轮船加班装货出发赶到汉口，阻止督办纳妾。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许多男人都害怕他们的夫人，这位督办则是其中一个例子。
（二）戏谑与实时特点的价值
小说中提到笑话、新闻的次数跟吴趼人所描述的怪现状相比不算多，但是将近七十次的笑话、新闻事件所传达的一种对社会生活一种戏谑和实时的特点极有价值。另外新闻故事类似与笑话，但在小说中有独特的价值，即故事的实时性，小说中所提到的新闻故事都为刚发生不久的故事，如第三回“野鸡道台”的故事，讲的是上海野鸡（妓女）桂花嫁给绍兴老土儿为他买官欲做诰命夫人求而不得一事，吴继之“因在官厅上面，谈一桩野鸡道台的新闻”这类新闻流传迅速，经常是作为官场笑谈得以传播。
笑话、新闻的戏谑与实时价值对于研究晚清以上海为中心、长江流域为次，涉及广州、北京等地的社会生活状态有一定的意义。小说始终以讲述各种在九死一生眼中看来是笑话、新闻的怪现状，以一种玩世不恭但决不苟同的态度来面对这二十年来的花花世界。对于小说记载的故事，友人包天笑曾问吴趼人其真实性，吴趼人拿出记录新闻轶事的小册子，里面摘录了许多笔记、报纸记载的事件，并说：“所谓目睹者，都是从这里来的呀”。
二、笑话、新闻背后的时代变迁
吴趼人在《怪现状》中所记录诸多类型的笑话与新闻，这些事件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晚清社会生活的一种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随着晚清社会国门打开，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的华夏文明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相互碰撞产生的。而随着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开始，报载小说繁荣，出现了专门的文学报刊，如《新小说》、《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林》等。
（一）经济观念
晚清社会传统经济政策（重农抑商）在通商口岸、沿海开放地区形同虚设，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涌入各地，政府也顺应时代潮流开设了买办、工业经济，比如江南制造局。小说中也提到了位于上海的制造局，但更多的是披露了制造局中的种种弊端。由于上层建筑的缺失，晚清资本主义经济并未正常发展，小说中用大量篇幅记载了商业经济中的各种骗局。如第五至第六回，刘某拿一些不值钱的物品放到祥珍珠宝店变卖，而来买这些物品的人则是刘某的同谋，来骗取钱财，但最让人惊讶的事实是整个局最大的骗家是珠宝店的东家。从这一细小的例子可以看出城市经济缺乏有效的制度管理，而传统重农抑商的经济观念并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小说主人公在明面上是吴继之开设商号的东家，二十年问以上海为中心，沿着长江流域经历了杭州、苏州、镇江、扬州、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武昌等地，再通过海运往北则到天津、北京，往南至广州、香港等地，勾勒了当时的经济腹地。 （二）政治态度
除却经济发展以外，传统的入仕精神也有所变异。吴趼人在《怪现状》中记录许多从政者并不是秉持传统“为匡扶社稷”而奉献的士大夫精神，而是为了谋取既得利益。如苟才竭力成立银元局，而化去六十两银子仅仅只是三个月的利润；第八十一回中记录的四川某观察听宁波朋友时春甫说的一个提煤油的机器，便大肆收购煤以便从中获利，“办了上等机器来，每天可以出五千担油，便是每天要赚到一万三千五百两；一年三百六十天，要有到四百八十六万的好处。内中提一百万报晓国家，公司里还有三百八十六万……”。
晚清政府与西方国家战事的节节败退，小说中的二十年是在1883 1903年，这一期间经历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国人对洋人的态度有了本质的变化，从传统“天朝上国”的思想到现在巴结、害怕洋人的状态。在官场上表现明显，如第六十七回记载一乡下人的牛破坏了外国人家的花园，“那官听见是得罪了外国人，被外国人送来的，便不由分说，给了一面大枷……游街示众……重责三百板釋放”，吴继之发现“留心看看官场中的举动，大约只要巴结上外国人，就可以升官的”，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势力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渗透与影响。
三、文学传播方式的新变
（1）吴趼人小说创作特点
吴趼人乃官宦家庭，虽说到他这一代家道中落，但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有机会学习传统经典文化，因此吴本人有很高的文学素养，诗词等雅文学创作有较高的造诣。在小说创作上，受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影响较深，主张小说以醒世、感世、救世为主要目的。《怪现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而成，小说中的笑话、新闻，以及记录的各种骗局、赌局、拐局都带有明显的社会写实性，这在当时被称为社会小说，并且与当时西方的自然主义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吴趼人的小说理论观念具有与时俱进的新特点，他在《说小说》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讨论，首先认为小说的创作思想应该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特点来看，认为“十年后之理想，之见识，必较十年前为不同，此则风会转移之明徵矣……轻议古人固非是，动辄牵引古人之理想，以阑入近日之理想，亦非是也”。其次，对古代经典小说的主题进行了定义，认为《水浒传》是“愤世之作”、“一部贪官污吏传之别裁”；《镜花缘》是“理想小说”、“科学小说”；《金瓶梅》、《肉蒲团》为“惩淫之作”。此外，吴趼人提出了小说创作最终目的，他认为“作小说令人喜易，令人悲难，令人笑易，令人哭难”，即小说应能警示世人，并能够在精神上得到升华。
吴趼人在创作过程中，吸收了西方翻译小说创作特点，对西方文学有一定的见解，吴趼人为职业报人时于1905年7月曾受聘到汉口任美商英文《楚报》中文版的编辑，后来与周桂笙担任《月月小说》的职业撰稿人，周桂笙专门翻译外国小说。
（3）新兴文学创作模式
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使得中国印刷工业得到快速发展，由此对报刊产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报刊文学最大的特点为连载性，小说创作受报纸版面所限，因此吴趼人小说创作过程中，多为一期数回，《怪现状》先是连载与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连载数次后由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连载的特点往往在故事发展到一个高潮部分停笔，引起悬念，使得读者会购买下一期来阅读，从而促进报刊、杂志的销售量。
此外，报刊文学带有明显的新闻时事色彩，作者往往根据当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或者趣闻轶事进行文学加工创作。吴趼人的中长篇小说即带有明显的“新闻体小说”的特点，《怪现状》中所叙述的事件多为吴趼人对日常生活的记录。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文学审美化，用笑话中戏谑的创作技法来再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现实状态，具有社会新闻特写、社会新闻综述的纪实价值。
《怪现状》中的笑话、新闻带着其鲜明的戏谑、实时的特点，吴趼人在传统的小说创作特点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小说创作中的叙述视角、结构方式，真实地再现了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到全国重要经济腹地的社会各个阶层的现状，达到了吴趼人的小说创作理念，即小说能够达到令世人悲与哭的效果。
关键词：怪现状；笑话；新闻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下文简称《怪现状》）是晚清小说家吴趼人的代表作品，它原连载于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中，后由广智书局陆续分册出版单行本，是报刊文学的产物。本文将根据小说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笑话”、“新闻”，结合吴趼人本人以及创作特色来探讨《怪现状》所展现的笑话精神和新闻价值。
一、笑话、新闻中戏谑与实时的价值
（一）新闻中晚清社会实况
主人公九死一生所叙述的笑话、新闻中，一部分为他人转述，一部分为他在为吴继之管理商号而四处奔走时的所见所闻。这些笑话、新闻大致分为官场、商场、家庭三类。
首先是官场生活，在九死一生的记载中，官场上的笑话、新闻不在少数，揭露了晚清官场混乱、官员作风不正问题。其一，晚清官场中官爵买卖现象普遍，官员贪污贿赂严重。如小说中重要角色苟才一生的起起落落，加官或被开除都与钱财挂钩，苟才曾为了保官把自己的儿媳送给了上司，但却没有捞到好处，后来成为银元局总办，打着为官的名义捞取钱财。在最后苟才被查时，“化了六十万两银子，好钦差，就此偃旗息鼓地去了……化的六十万虽多，幸得他还不在乎此，每每自己宽慰自己道：‘我只当代他白当了三个月差使罷了。’”六十万两银子在苟才眼里只够得上三个月的差使，足以见得官差的腐败作态。
其二，官场行政的荒唐性，官员在执政时常是大动干戈而无所作为。如第二十六回一位靠偷钱获得安徽臬台的职位后，继续偷官钱被抓，在审讯时臬台的伤被发现后各个官员的神情值得深思，“一时抚台怒了，藩台乐了，首道、首府惊的呆了，首县却一时慌的没了主了”。抚台作为臬台的上司，发现臬台是贼反映必定是气氛，而藩台与臬台的职位相差不大，则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而首县的反应是可以揣测的，他慌的没了主了正是可以看出他的观念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对于权位更高的臬台来说，他潜意识里不敢去审判的。
其三，官员、旗人的作态虚伪、摆架子。如第六回中苟才招待客人摆架子，旗人吃饼滑稽的样子，第七回中苟才租衣服会客，结果衣服被自己儿子的油饼弄脏了，想要加滑石粉去油，结果更加明显，于是在“将近上灯未曾上灯”时候送还人家结果被发现，因此反而丢了自家的脸面。
除了官场笑话、新闻之外，商场与家庭现象明显。其中，商场中的笑话新闻以骗局为主，反映了商业经济中由于受西方资本主义冲击较大，但晚清时期资本市场没有成为完整的金融体系和完善的法律规范，因此商业上出现了不成熟的经济运营模式，商业骗局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如第十二回私货入关一事，私贩将私货放入棺材内运送，并且找乞丐假扮死去的老父躲过检查。父母生死问题本是一件严肃之事，但在这里却成为了商人经商之道。
另外，小说中所记载的家庭生活的笑话新闻主要以家庭成员之间不和睦的关系为主，大体分为夫妻之事、父母儿女之事。其中夫妻之事作为笑谈比较典型的是第五十回一督办在汉口看上一小姑娘欲纳妾，督办夫人得知连夜让轮船加班装货出发赶到汉口，阻止督办纳妾。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许多男人都害怕他们的夫人，这位督办则是其中一个例子。
（二）戏谑与实时特点的价值
小说中提到笑话、新闻的次数跟吴趼人所描述的怪现状相比不算多，但是将近七十次的笑话、新闻事件所传达的一种对社会生活一种戏谑和实时的特点极有价值。另外新闻故事类似与笑话，但在小说中有独特的价值，即故事的实时性，小说中所提到的新闻故事都为刚发生不久的故事，如第三回“野鸡道台”的故事，讲的是上海野鸡（妓女）桂花嫁给绍兴老土儿为他买官欲做诰命夫人求而不得一事，吴继之“因在官厅上面，谈一桩野鸡道台的新闻”这类新闻流传迅速，经常是作为官场笑谈得以传播。
笑话、新闻的戏谑与实时价值对于研究晚清以上海为中心、长江流域为次，涉及广州、北京等地的社会生活状态有一定的意义。小说始终以讲述各种在九死一生眼中看来是笑话、新闻的怪现状，以一种玩世不恭但决不苟同的态度来面对这二十年来的花花世界。对于小说记载的故事，友人包天笑曾问吴趼人其真实性，吴趼人拿出记录新闻轶事的小册子，里面摘录了许多笔记、报纸记载的事件，并说：“所谓目睹者，都是从这里来的呀”。
二、笑话、新闻背后的时代变迁
吴趼人在《怪现状》中所记录诸多类型的笑话与新闻，这些事件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晚清社会生活的一种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随着晚清社会国门打开，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的华夏文明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相互碰撞产生的。而随着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开始，报载小说繁荣，出现了专门的文学报刊，如《新小说》、《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林》等。
（一）经济观念
晚清社会传统经济政策（重农抑商）在通商口岸、沿海开放地区形同虚设，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涌入各地，政府也顺应时代潮流开设了买办、工业经济，比如江南制造局。小说中也提到了位于上海的制造局，但更多的是披露了制造局中的种种弊端。由于上层建筑的缺失，晚清资本主义经济并未正常发展，小说中用大量篇幅记载了商业经济中的各种骗局。如第五至第六回，刘某拿一些不值钱的物品放到祥珍珠宝店变卖，而来买这些物品的人则是刘某的同谋，来骗取钱财，但最让人惊讶的事实是整个局最大的骗家是珠宝店的东家。从这一细小的例子可以看出城市经济缺乏有效的制度管理，而传统重农抑商的经济观念并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小说主人公在明面上是吴继之开设商号的东家，二十年问以上海为中心，沿着长江流域经历了杭州、苏州、镇江、扬州、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武昌等地，再通过海运往北则到天津、北京，往南至广州、香港等地，勾勒了当时的经济腹地。 （二）政治态度
除却经济发展以外，传统的入仕精神也有所变异。吴趼人在《怪现状》中记录许多从政者并不是秉持传统“为匡扶社稷”而奉献的士大夫精神，而是为了谋取既得利益。如苟才竭力成立银元局，而化去六十两银子仅仅只是三个月的利润；第八十一回中记录的四川某观察听宁波朋友时春甫说的一个提煤油的机器，便大肆收购煤以便从中获利，“办了上等机器来，每天可以出五千担油，便是每天要赚到一万三千五百两；一年三百六十天，要有到四百八十六万的好处。内中提一百万报晓国家，公司里还有三百八十六万……”。
晚清政府与西方国家战事的节节败退，小说中的二十年是在1883 1903年，这一期间经历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国人对洋人的态度有了本质的变化，从传统“天朝上国”的思想到现在巴结、害怕洋人的状态。在官场上表现明显，如第六十七回记载一乡下人的牛破坏了外国人家的花园，“那官听见是得罪了外国人，被外国人送来的，便不由分说，给了一面大枷……游街示众……重责三百板釋放”，吴继之发现“留心看看官场中的举动，大约只要巴结上外国人，就可以升官的”，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势力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渗透与影响。
三、文学传播方式的新变
（1）吴趼人小说创作特点
吴趼人乃官宦家庭，虽说到他这一代家道中落，但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有机会学习传统经典文化，因此吴本人有很高的文学素养，诗词等雅文学创作有较高的造诣。在小说创作上，受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影响较深，主张小说以醒世、感世、救世为主要目的。《怪现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而成，小说中的笑话、新闻，以及记录的各种骗局、赌局、拐局都带有明显的社会写实性，这在当时被称为社会小说，并且与当时西方的自然主义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吴趼人的小说理论观念具有与时俱进的新特点，他在《说小说》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讨论，首先认为小说的创作思想应该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特点来看，认为“十年后之理想，之见识，必较十年前为不同，此则风会转移之明徵矣……轻议古人固非是，动辄牵引古人之理想，以阑入近日之理想，亦非是也”。其次，对古代经典小说的主题进行了定义，认为《水浒传》是“愤世之作”、“一部贪官污吏传之别裁”；《镜花缘》是“理想小说”、“科学小说”；《金瓶梅》、《肉蒲团》为“惩淫之作”。此外，吴趼人提出了小说创作最终目的，他认为“作小说令人喜易，令人悲难，令人笑易，令人哭难”，即小说应能警示世人，并能够在精神上得到升华。
吴趼人在创作过程中，吸收了西方翻译小说创作特点，对西方文学有一定的见解，吴趼人为职业报人时于1905年7月曾受聘到汉口任美商英文《楚报》中文版的编辑，后来与周桂笙担任《月月小说》的职业撰稿人，周桂笙专门翻译外国小说。
（3）新兴文学创作模式
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使得中国印刷工业得到快速发展，由此对报刊产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报刊文学最大的特点为连载性，小说创作受报纸版面所限，因此吴趼人小说创作过程中，多为一期数回，《怪现状》先是连载与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连载数次后由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连载的特点往往在故事发展到一个高潮部分停笔，引起悬念，使得读者会购买下一期来阅读，从而促进报刊、杂志的销售量。
此外，报刊文学带有明显的新闻时事色彩，作者往往根据当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或者趣闻轶事进行文学加工创作。吴趼人的中长篇小说即带有明显的“新闻体小说”的特点，《怪现状》中所叙述的事件多为吴趼人对日常生活的记录。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文学审美化，用笑话中戏谑的创作技法来再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现实状态，具有社会新闻特写、社会新闻综述的纪实价值。
《怪现状》中的笑话、新闻带着其鲜明的戏谑、实时的特点，吴趼人在传统的小说创作特点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小说创作中的叙述视角、结构方式，真实地再现了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到全国重要经济腹地的社会各个阶层的现状，达到了吴趼人的小说创作理念，即小说能够达到令世人悲与哭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