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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的某一天，一个外调者在一连串的发问后说：“你在旧社会混了这么多年，又和很多大官僚相识交往，怎么会不是国民党党员？老实交待！”
“啪”的一声，老人拍案而起，郁积心头己久的愤慨终于爆发了：“你知道什么？从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越变越坏，我恨透了它。每次倒蒋运动，都有我的份，你去查查历史！你懂什么，你了解中国革命吗？”
由于工作需要，王绍鏊在解放后继续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他严守党的纪律，即使在子女面前也不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而恰恰是这坚定的原则性，使他在“文革”中遭受到一连串的不公正待遇。“民主人士”这一称号，在是非颠倒的年代，成为资产阶级、牛鬼蛇神的代名词，王绍鏊自然成了革命的“对象”。
老人病倒了，加上长期的焦虑和愤怒使他的心脏承受不了。家人要把他转送到更好的医院去，请更好的医生会诊，他都拒绝了，他不想再给组织增添麻烦。1970年3月31日，这位为中国革命奋斗了60年的党的忠诚战士，在北京默默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2岁。
从小怀济世报国之心
王绍鏊，字却尘，1888年1月9日诞生在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在孩提时代，这句话就成了他反复吟诵的座右铭，并且一生矢志不渝地照此去做。他在青少年时期怀抱济世报国、科学救国之志，后来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反对北洋军阀和护法斗争，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包括建立太湖抗日武装等，尤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吹响了推翻清政府的号角，随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政府土崩瓦解。章炳麟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以各省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相号召。
王绍鏊对章炳麟先生敬慕已久。在上海见面后，彼此观点十分相投。章很欣赏王的气度和才识，就邀他担任联合会的交际科主任干事。不久，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章炳麟叫王绍鏊陪同，到南京谒见孙中山先生。
这是王绍鏊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见识和温和庄重的领袖风度，使王绍鏊无限敬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中国革命要由孙中山先生领导，各种政治力量集其麾下，同心协力，就一定能成功。
可事情的发展出乎王绍鏊的意料。1912年之后中国进入了政权迭变、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王绍鏊在这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历尽艰险，饱尝了在不成熟的条件下孜孜追求革命的艰辛。
1913年，王绍鏊当选为国会众议员，此后10多年来，王绍鏊为致力于国家政治的改革，慷慨陈词于会上，南北呼号于会外，联络同志，倡导明政，乃至毁家纾难，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但结果却是处处碰壁，一事无成。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他：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我东北三省，接着又威逼华北，窥视上海。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王绍鏊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热血沸腾，积极投入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他先在上海发起“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动员各界捐款救济东北难民，接着又去北京，和蓝公武、章伯钧等发起组织“救国协会”，联络各方抗日力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1933年春，日军向我华北地区进犯，冯玉祥、方振武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奋起抵抗，王绍鏊得知消息，立即从上海赴张家口参加。他和冯玉祥早有交往，彼此十分了解。在张家口，他又结识了吉鸿昌、余心清等将领，他们的抗日热情使王绍鏊大为敬佩。这时他天真地认为，有这样优秀的抗日将领来领导这支抗日同盟军队伍，也许可以出现新的局面了。为了扩大抗日同盟军，冯玉祥、方振武等研究后，决定委派王到南方各省去策动接应，冯玉祥并亲笔写了30多封密信交王绍鏊向南方各省转递。王绍鏊受命后匆匆南返，谁知密信尚未送完，抗日同盟军却已告失败，冯玉祥上了泰山，吉鸿昌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王绍鏊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中国革命究竟应该怎样进行，他又陷入了迷惘。
直至一个叫黄申芗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出现，使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1933年秋，经过组织的考察审定，王绍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王绍鏊一生的重大转折。
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如何建国和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问题。全国人民迫切希望有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被日本侵略者蹂躏了8年的破碎家园。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并为之努力不懈。但蒋介石一意孤行，民主和独裁的斗争不可避免，中国进入了新的革命阶段。
当时在上海，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逐步掀起。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市民群众纷纷组织各种进步团体，大批进步刊物和杂志也相继创办，为了团结分散的进步力量，扩大反蒋斗争的规模与范围，王绍鏊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之中，从事革命力量的联络工作。
还在抗战时期，王绍鏊就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建有广泛的联系，在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以及一些社会团体中有一定影响。抗战胜利后不久，王绍鏊加强了和三部分人士的交往联系，一是邻居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等人；二是潘子欣、曹鸿翥、冯少山、谢仁冰等人；三是朱绍文、蔡禹门等几位老先生。王绍鏊分头参加他们的聚会，并有意识地帮助他们沟通情况，交流对形势、前途的看法，使他们产生了共同商讨国是的愿望。针对蒋介石关于先统一后民主的宣传，王绍鏊写文章提出了应该先民主后统一的主张。他指出，所谓先统一后民主，其实质就是要先消灭共产党，把党政军大权通统都集中到蒋介石手中，达到蒋介石一统天下的目的。这样哪里还能有民主呢？所以决不能先统一后民主，而只能先民主，国共平等，容纳各种意见，实行民主政治，然后水到渠成，统一定是必然结果。王绍鏊的文章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拥护和称赞，他们并建议将文章以“意见书”的形式，拿出去征求签名，交付报刊发表。 当这份意见书传到马叙伦处时，马夷老立刻被这精辟的见解吸引了，急问这是谁的手笔，谢仁冰直言以告，马夷老立即邀请王绍鏊前来面谈。马叙伦是著名学者，也是一位知名的民主斗士。马叙伦、王绍鏊两人一见如故，交谈甚畅。王绍鏊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历数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论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马叙伦欣然同意并在“意见书”上签名，还提议双方的朋友一起开个座谈会。从此，两人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当时马叙伦方面也有不少朋友，如周建人、郑振铎、柯灵、唐弢、徐伯昕、李平心、严景耀、傅雷、蒋天佐等。他们或是进步刊物的经营发行者，或是主要撰稿人，他们也常聚会座谈，议论国是。于是就由王绍鏊、马叙伦两人出面邀集各自的朋友，在北京西路的广和居楼上及八仙桥青年会礼堂等处多次举行联合座谈。他们不仅座谈时局，而且开始携手联合战斗，利用《周报》、《民主》、《文汇报》等舆论阵地，联合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
团结作战显示了联合起来的威力，对当时民主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一些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分别提议或写信给马叙伦和王绍鏊，希望成立一个比较永久性的组织，以利取得斗争的胜利。此议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王绍鏊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在青年会开会时就有人提议组织比较永久性的团体。”
经过了一阶段的酝酿准备， 1945年12月30日，一个新的革命团体——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国科学社正式宣告成立，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是在王绍鏊的“意见书”的基础上，经理事会深入讨论修改后完成的。它是民进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宣言，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1946年5月5日，为配合中共“扩大反蒋联合统一战线”需要，民进联合上海各界52个人民团体（后来扩展到68个团体，40余万群众）宣布实行大联合，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团联”）。“人团联”选举了29人组成理事会，王绍鏊当选为理事。他为此不遗余力到处奔走，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直到一年后他被迫离开上海时，有关“人团联”的重要文件资料都由他负责秘密保管。
1947年7月4日，蒋介石悍然颁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在统治区内对爱国民主运动实行血腥镇压。10月，国民党当局又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诬蔑民进、民建等组织是共产党“暴乱的工具”，王绍鏊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为了避免损失，中共党组织及时作出决定，要王绍鏊立即撤离上海赴香港。
1948年4月底，中共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口号”，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赞同。5月5日，在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名致电中共毛泽东主席，表示积极响应。王绍鏊与马叙伦一起代表民进组织在电报上署名。
为新中国尽心竭智
为了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中共建议各民主党派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关于政协会议的具体意见和召开办法。
王绍鏊对于建国施政，自有一套见解。这是他总结了加入共产党之前的参政教训和系统地研究了马列主义理论后得出的。他和马夷老、许广平、徐伯昕等一起研究斟酌，制定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和政治纲领》的文件，这一文件系统地提出了民进对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和建国立国的政治主张，指出新政权的形式应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阶级共同执政之民主联合政权，并明确表示“人民民主革命之彻底胜利，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这个文件和后来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应该说，这一文件饱含着王绍鏊多年奋斗的心血。
1949年1月，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王绍鏊和马叙伦、许广平代表民进在东北发表了《为争取永久和平的宣言》，坚决拥护和支持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表示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革命进行到底。不久，他和马叙伦、许广平又通过新华社，发表了《告本会同志书》，号召还生活在国统区的广大会员要为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部和平条件而奋斗，警惕反动派拉拢民主人士的阴谋。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王绍鏊代表民进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为第二小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成员。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王绍鏊作为民进的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10月1日，王绍鏊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王绍鏊先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他还多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商讨和制订。
作为财政部副部长，会务和公务繁忙，但王绍鏊一如既往，认真踏实地埋头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国开展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运动，财政部责任重大。为了解各地的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王绍鏊向组织提出建议，应该走出办公室，到基层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他希望自己能带这个头。他在报告中说： “我平时对于财经方面略有研究，但因统计资料的缺乏，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来。倘蒙给以充分的时间调查研究中国的财经实况，首先是东北、华北的工矿情况和可靠的统计数字，让我埋头来研究，有时让我参加财经的决策讨论，一面研究，一面学习，我是极有兴趣，极愿朝这方面努力的。究竟怎样能从新民主主义阶段造成有利于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怎样把小农经济社会提高一步，怎样把重工业及水电工程迅速地建设起来，这些事情我是想竭十二分的精力来研究学习的。”
由于种种原因，王绍鏊的愿望没能全部实现。但他还是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到基层去视察和了解情况。他曾先后到过苏南农村、广州港口以及河南、华北等地的工厂进行调查和视察，并和当地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讨论如何加紧开发和发展经济的问题。
生活上，王绍鏊几十年来清苦惯了，到北京当上副部长后，他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衣着简朴，解放20多年了，还是那几套旧衣。他去世时手上戴的手表，还是解放前用的那一块。他的住房是极普通的四合院，光线很暗，老两口只住一间大房，中间用木板简单隔开，成为3个小间：卧室、书房和会客室。卧室极小，仅容一床一桌，书房和会客室中间还没有房门隔断，是相通的。除了会客室有几张沙发外，房间里没有别的像样的家具。一台收音机还是儿子辅民自己组装的。吃饭更简朴，常年是一荤二素。儿孙来了从不添菜，只有外面的朋友来，才能破例加一两个菜。
他公私分明，凡公家的一纸一线，都不用于私事，即使工作需要邮寄东西，也常把用过的信封拆开，翻过来糊好，重复利用。至于用车，更是严加控制，绝不用公车为私人办事。解放初，他把在上海家里的存书全部赠送给上海图书馆。临终前，还嘱咐家属把他的图书报刊资料全部交给组织。
党是不会忘记自己的儿女的。1981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王绍鏊同志》的纪念文章，首次公开了王绍鏊的中共党员身份。2月19日，国家财政部党组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王绍鏊同志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同志以及王绍鏊的生前好友与亲属出席了党旗覆盖仪式。人们深切怀念这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不断追求真理，不畏难险，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优秀党员。
“啪”的一声，老人拍案而起，郁积心头己久的愤慨终于爆发了：“你知道什么？从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越变越坏，我恨透了它。每次倒蒋运动，都有我的份，你去查查历史！你懂什么，你了解中国革命吗？”
由于工作需要，王绍鏊在解放后继续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他严守党的纪律，即使在子女面前也不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而恰恰是这坚定的原则性，使他在“文革”中遭受到一连串的不公正待遇。“民主人士”这一称号，在是非颠倒的年代，成为资产阶级、牛鬼蛇神的代名词，王绍鏊自然成了革命的“对象”。
老人病倒了，加上长期的焦虑和愤怒使他的心脏承受不了。家人要把他转送到更好的医院去，请更好的医生会诊，他都拒绝了，他不想再给组织增添麻烦。1970年3月31日，这位为中国革命奋斗了60年的党的忠诚战士，在北京默默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2岁。
从小怀济世报国之心
王绍鏊，字却尘，1888年1月9日诞生在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在孩提时代，这句话就成了他反复吟诵的座右铭，并且一生矢志不渝地照此去做。他在青少年时期怀抱济世报国、科学救国之志，后来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反对北洋军阀和护法斗争，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包括建立太湖抗日武装等，尤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吹响了推翻清政府的号角，随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政府土崩瓦解。章炳麟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以各省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相号召。
王绍鏊对章炳麟先生敬慕已久。在上海见面后，彼此观点十分相投。章很欣赏王的气度和才识，就邀他担任联合会的交际科主任干事。不久，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章炳麟叫王绍鏊陪同，到南京谒见孙中山先生。
这是王绍鏊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见识和温和庄重的领袖风度，使王绍鏊无限敬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中国革命要由孙中山先生领导，各种政治力量集其麾下，同心协力，就一定能成功。
可事情的发展出乎王绍鏊的意料。1912年之后中国进入了政权迭变、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王绍鏊在这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历尽艰险，饱尝了在不成熟的条件下孜孜追求革命的艰辛。
1913年，王绍鏊当选为国会众议员，此后10多年来，王绍鏊为致力于国家政治的改革，慷慨陈词于会上，南北呼号于会外，联络同志，倡导明政，乃至毁家纾难，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但结果却是处处碰壁，一事无成。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他：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我东北三省，接着又威逼华北，窥视上海。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王绍鏊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热血沸腾，积极投入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他先在上海发起“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动员各界捐款救济东北难民，接着又去北京，和蓝公武、章伯钧等发起组织“救国协会”，联络各方抗日力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1933年春，日军向我华北地区进犯，冯玉祥、方振武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奋起抵抗，王绍鏊得知消息，立即从上海赴张家口参加。他和冯玉祥早有交往，彼此十分了解。在张家口，他又结识了吉鸿昌、余心清等将领，他们的抗日热情使王绍鏊大为敬佩。这时他天真地认为，有这样优秀的抗日将领来领导这支抗日同盟军队伍，也许可以出现新的局面了。为了扩大抗日同盟军，冯玉祥、方振武等研究后，决定委派王到南方各省去策动接应，冯玉祥并亲笔写了30多封密信交王绍鏊向南方各省转递。王绍鏊受命后匆匆南返，谁知密信尚未送完，抗日同盟军却已告失败，冯玉祥上了泰山，吉鸿昌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王绍鏊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中国革命究竟应该怎样进行，他又陷入了迷惘。
直至一个叫黄申芗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出现，使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1933年秋，经过组织的考察审定，王绍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王绍鏊一生的重大转折。
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如何建国和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问题。全国人民迫切希望有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被日本侵略者蹂躏了8年的破碎家园。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并为之努力不懈。但蒋介石一意孤行，民主和独裁的斗争不可避免，中国进入了新的革命阶段。
当时在上海，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逐步掀起。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市民群众纷纷组织各种进步团体，大批进步刊物和杂志也相继创办，为了团结分散的进步力量，扩大反蒋斗争的规模与范围，王绍鏊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之中，从事革命力量的联络工作。
还在抗战时期，王绍鏊就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建有广泛的联系，在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以及一些社会团体中有一定影响。抗战胜利后不久，王绍鏊加强了和三部分人士的交往联系，一是邻居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等人；二是潘子欣、曹鸿翥、冯少山、谢仁冰等人；三是朱绍文、蔡禹门等几位老先生。王绍鏊分头参加他们的聚会，并有意识地帮助他们沟通情况，交流对形势、前途的看法，使他们产生了共同商讨国是的愿望。针对蒋介石关于先统一后民主的宣传，王绍鏊写文章提出了应该先民主后统一的主张。他指出，所谓先统一后民主，其实质就是要先消灭共产党，把党政军大权通统都集中到蒋介石手中，达到蒋介石一统天下的目的。这样哪里还能有民主呢？所以决不能先统一后民主，而只能先民主，国共平等，容纳各种意见，实行民主政治，然后水到渠成，统一定是必然结果。王绍鏊的文章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拥护和称赞，他们并建议将文章以“意见书”的形式，拿出去征求签名，交付报刊发表。 当这份意见书传到马叙伦处时，马夷老立刻被这精辟的见解吸引了，急问这是谁的手笔，谢仁冰直言以告，马夷老立即邀请王绍鏊前来面谈。马叙伦是著名学者，也是一位知名的民主斗士。马叙伦、王绍鏊两人一见如故，交谈甚畅。王绍鏊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历数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论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马叙伦欣然同意并在“意见书”上签名，还提议双方的朋友一起开个座谈会。从此，两人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当时马叙伦方面也有不少朋友，如周建人、郑振铎、柯灵、唐弢、徐伯昕、李平心、严景耀、傅雷、蒋天佐等。他们或是进步刊物的经营发行者，或是主要撰稿人，他们也常聚会座谈，议论国是。于是就由王绍鏊、马叙伦两人出面邀集各自的朋友，在北京西路的广和居楼上及八仙桥青年会礼堂等处多次举行联合座谈。他们不仅座谈时局，而且开始携手联合战斗，利用《周报》、《民主》、《文汇报》等舆论阵地，联合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
团结作战显示了联合起来的威力，对当时民主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一些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分别提议或写信给马叙伦和王绍鏊，希望成立一个比较永久性的组织，以利取得斗争的胜利。此议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王绍鏊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在青年会开会时就有人提议组织比较永久性的团体。”
经过了一阶段的酝酿准备， 1945年12月30日，一个新的革命团体——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国科学社正式宣告成立，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是在王绍鏊的“意见书”的基础上，经理事会深入讨论修改后完成的。它是民进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宣言，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1946年5月5日，为配合中共“扩大反蒋联合统一战线”需要，民进联合上海各界52个人民团体（后来扩展到68个团体，40余万群众）宣布实行大联合，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团联”）。“人团联”选举了29人组成理事会，王绍鏊当选为理事。他为此不遗余力到处奔走，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直到一年后他被迫离开上海时，有关“人团联”的重要文件资料都由他负责秘密保管。
1947年7月4日，蒋介石悍然颁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在统治区内对爱国民主运动实行血腥镇压。10月，国民党当局又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诬蔑民进、民建等组织是共产党“暴乱的工具”，王绍鏊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为了避免损失，中共党组织及时作出决定，要王绍鏊立即撤离上海赴香港。
1948年4月底，中共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口号”，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赞同。5月5日，在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名致电中共毛泽东主席，表示积极响应。王绍鏊与马叙伦一起代表民进组织在电报上署名。
为新中国尽心竭智
为了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中共建议各民主党派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关于政协会议的具体意见和召开办法。
王绍鏊对于建国施政，自有一套见解。这是他总结了加入共产党之前的参政教训和系统地研究了马列主义理论后得出的。他和马夷老、许广平、徐伯昕等一起研究斟酌，制定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和政治纲领》的文件，这一文件系统地提出了民进对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和建国立国的政治主张，指出新政权的形式应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阶级共同执政之民主联合政权，并明确表示“人民民主革命之彻底胜利，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这个文件和后来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应该说，这一文件饱含着王绍鏊多年奋斗的心血。
1949年1月，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王绍鏊和马叙伦、许广平代表民进在东北发表了《为争取永久和平的宣言》，坚决拥护和支持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表示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革命进行到底。不久，他和马叙伦、许广平又通过新华社，发表了《告本会同志书》，号召还生活在国统区的广大会员要为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部和平条件而奋斗，警惕反动派拉拢民主人士的阴谋。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王绍鏊代表民进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为第二小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成员。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王绍鏊作为民进的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10月1日，王绍鏊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王绍鏊先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他还多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商讨和制订。
作为财政部副部长，会务和公务繁忙，但王绍鏊一如既往，认真踏实地埋头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国开展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运动，财政部责任重大。为了解各地的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王绍鏊向组织提出建议，应该走出办公室，到基层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他希望自己能带这个头。他在报告中说： “我平时对于财经方面略有研究，但因统计资料的缺乏，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来。倘蒙给以充分的时间调查研究中国的财经实况，首先是东北、华北的工矿情况和可靠的统计数字，让我埋头来研究，有时让我参加财经的决策讨论，一面研究，一面学习，我是极有兴趣，极愿朝这方面努力的。究竟怎样能从新民主主义阶段造成有利于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怎样把小农经济社会提高一步，怎样把重工业及水电工程迅速地建设起来，这些事情我是想竭十二分的精力来研究学习的。”
由于种种原因，王绍鏊的愿望没能全部实现。但他还是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到基层去视察和了解情况。他曾先后到过苏南农村、广州港口以及河南、华北等地的工厂进行调查和视察，并和当地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讨论如何加紧开发和发展经济的问题。
生活上，王绍鏊几十年来清苦惯了，到北京当上副部长后，他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衣着简朴，解放20多年了，还是那几套旧衣。他去世时手上戴的手表，还是解放前用的那一块。他的住房是极普通的四合院，光线很暗，老两口只住一间大房，中间用木板简单隔开，成为3个小间：卧室、书房和会客室。卧室极小，仅容一床一桌，书房和会客室中间还没有房门隔断，是相通的。除了会客室有几张沙发外，房间里没有别的像样的家具。一台收音机还是儿子辅民自己组装的。吃饭更简朴，常年是一荤二素。儿孙来了从不添菜，只有外面的朋友来，才能破例加一两个菜。
他公私分明，凡公家的一纸一线，都不用于私事，即使工作需要邮寄东西，也常把用过的信封拆开，翻过来糊好，重复利用。至于用车，更是严加控制，绝不用公车为私人办事。解放初，他把在上海家里的存书全部赠送给上海图书馆。临终前，还嘱咐家属把他的图书报刊资料全部交给组织。
党是不会忘记自己的儿女的。1981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王绍鏊同志》的纪念文章，首次公开了王绍鏊的中共党员身份。2月19日，国家财政部党组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王绍鏊同志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同志以及王绍鏊的生前好友与亲属出席了党旗覆盖仪式。人们深切怀念这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不断追求真理，不畏难险，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优秀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