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机构方案公布，与计划生育有关的司局不再保留。
　　中国已进入低生育国家之列。一般认为，每对夫妻平均生2.1个孩子，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才能基本保证下一代人口不减少。原国家卫计委曾提出2016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上，但这一数字被外界普遍认为估计过高，在全面放开二孩之后，中国生育率可能也就是在1.5上下徘徊。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陈剑曾经担任国家计生委宣传处处长。这期间他曾到地方挂职，担任浙江省温岭市的副市长。1995年11月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1997年6月又通过北京市局级干部招聘考试到了市政府研究室。退休前他是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现在担任的社会职务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2015年4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陈剑的著作《中国生育革命纪实（1978-1991）》，回顾了与计划生育有关的那段历史。那段经历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认为，新的人口形势要求必须作出改革，而为了这一目标，民间已经呼吁了30余年。
　　“从取消生育间隔、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现在的全面二孩，中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这意味着以往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已经一去不复返。”

生育政策的逐步调整

　　南风窗：你1986年进入国家计生委工作，那个时候可能是生育政策最严的时候。
　　陈剑：仍然处在博弈的时刻，还不是最严的时候。
　　当时主要是政策的博弈，我正好也赶上了那样一个时段。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从1971年开始到 1979年的生育政策叫“晚、稀、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在人类文明史上，在世界生育史上，中国这个生育政策效果可圈可点，仅仅用了不到九年时间，妇女总和生育率从5.8降到2.4，和风细雨，效果非常好。但从1979年后，政策趋向严格。
　　南风窗：当时的政策出台有什么样的背景？

　　陈剑：这是和改革开放大的背景历史有关，与我们对人口规律缺乏深刻认识也有关。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门开始打开，领导们到国外去考察，回来以后觉得差距太大了，有强烈的紧迫感：这个国家要急于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贫穷落后的面貌怎么改变？经济要上去，翻番就涉及人均水平，说到人均，就跟人口有关系。经济要上去，人口要下来，如何才能实现目标呢？到20世纪末人口要控制在12亿以内才能实现翻番目标。要实现12亿以内，专家们登场了，用数理统计方法做出分析，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所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南风窗：政策开始执行的情况怎么样？
　　陈剑：当然，开始推行就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反弹也很厉害。群众的生育意愿和要求与政策之间的巨大鸿沟，如何平衡。采取一些蛮干做法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情绪，这也反映到中央那里。
　　这时候出现了两个人物，就是马赢通、张晓彤。他们给中央领导的建议报告，提议采用梁中堂先生提出的“两胎加间隔”政策。马赢通当时是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的研究人员，张晓彤是国家计生委办公厅研究政策法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建议报告通过张晓彤的一个神通广大的同学转给了一位中央領导，得到了批示：“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是我们发展大好形势、解决许多困难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批示提出由部门测算，中央出一个新的文件。后面又讨论研究了三年。
　　这是那段时间的博弈。
　　我1986年8月份到国家计生委工作，计生政策正处于这么一个端口，一个博弈的过程，一直到1986年下半年开始搞试点，大面积推广效果如何不知道，需要先试点。
　　什么试点呢？就是两胎加间隔的试点，国家计生委在全国30多个县市区搞试点，包括山西的翼城县试点，建议最初提出者梁中堂是山西人，一直跟踪翼城县的试点，从1984年一直搞到现在，效果非常好。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像河北承德、甘肃酒泉等地也在搞试点，所有坚持下来的试点地区，效果都非常好。
　　1988年3月31日，当时的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同志专门向中央汇报，建议全面推开两胎加间隔。尽管没有全国推广，但国家计生委还是逐步对生育政策作一些调整，就是农村家庭第一个生育是女孩可以再生第二胎，这样解决了农村至少有一半群众的生育意愿问题，这个效果也比较好。当然，独女户也带来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
　　南风窗：你当时是国家计生委分管新闻的处长，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和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
　　陈剑：我是比较早关注计划生育与生育权领域的。1991年8月，在《中国人口科学》杂志，随后新华社《半月谈》内部版也登了我写的计划生育与生育权的文章。当时的基本态度是，计划生育的初衷是为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有利于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整体进步，但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当时我跟委领导彭佩云主任说，这个政策还存在一些问题，她当时给我回答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努力。

　　1992年6月份，记得国家计生委在温州开研讨会，我是会议的工作人员。当时我跟委领导彭佩云主任说，这个政策还存在一些问题，她当时给我回答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后来彭佩云主任退休之后，为中国的生育政策放开，连续多年向中央反映，所以我觉得老太太很了不起，始终坚持不懈，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全球的总和生育率在下降

　　南风窗：1990年代中期，你从计生委到了社科院的人口研究所。
　　陈剑：他们说你怎么跑来了？我当时在计生委大家对我评价很好，又挂过职，而且还是国内培养的第一个到国家计生委工作的人口学硕士。 　　南风窗：你在关键时间待在国家计生委，你的见证与观察，对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陈剑：那段历史很多人不了解，历史和今天是连在一起的，现在还面临着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问题。2015年，我做过预判，很可能在2018年底，当然也可能到2019年，最迟不会超过2020年全面放开，不是全面放开二胎，是全面进入自由生育阶段。
　　政府有政府的行事逻辑。政府部门也有自己的利益动机，例如，它要想方设法证明这个机构存在的合理性，因为这和机构人员自身的利益是有关联的。
　　南风窗：“计划生育司”已经成为历史。作为亲历者，回望这段历史，你有什么想法？
　　陈剑：这里需要对人口变动的大势有一个整体把握。所谓人口变动的大势，就是全人类生育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目前仍然在改变的进程中。1970年，全球的总和生育率与中国类似，中国生育水平几乎就是全球水平的反映，就是总和生育率5.8～6，近似可以理解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五到六个孩子。二战之后出现了婴儿潮，到1970年的时候这些人25岁了，又形成了新的人口增长高峰。全球人口增长得很快，人们很紧张，联合国专门成立了人口司，也出了《增长的极限》这样一些书，大家都为未来人口这样持续增长感到恐慌。所以1986年7月11日成为了“世界人口日”。但是20年过去了，到90年代突然发现，不仅是发达国家，很多新兴工业化国家生育率也在快速下降，从5点几要变到2点几、3点几。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的生育率都下降得很快。所以90年代末期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改变了，个别国家开始鼓励生育。
　　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2.4了，除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一些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就是低于2.1。中国大陆是多少？《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了2015年全國1%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5年中国大陆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原国家卫计委曾提出2016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上，但这一数字被外界普遍认为估计过高，在全面放开二孩之后，中国生育率可能也就是在1.5上下徘徊。

　　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都降到很低了，像日本、德国这些老牌国家都降到低于1.5。中华文化圈几乎都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无论是新加坡、韩国、泰国、日本、马来西亚，还是中国大陆和港澳台，这些地方生育率都非常低。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会很低的，只不过严格的生育政策进一步地降低了生育率。现在很多地方群众的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不愿意生了。
　　南风窗：所以，你的观点是计划生育对于中国生育率有影响，但是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依然还是会变得很低？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会很低的，只不过极端的生育政策进一步地降低了生育率。现在很多地方群众的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不愿意生了。

　　陈剑：是的。只是说中国的计划生育加剧了厉害的程度，特别在一些地方，像东北，现在就面临比较大的困难。0.7、0.8是什么意思？人口严重老化，少儿人口比重急剧减少，新增劳动力十分有限，这都是巨大的挑战，这比中国整体水平要提前十年甚至更长。
　　这也只能说，人类对自身规律的认识是很不到位的。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才能够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
　　南风窗：在生育政策即将迎来大变革的时候，还原当年的生育政策历史也是必要的，最起码人们对当年的很多决策情况并不了解，了解之后对未来也有帮助。
　　陈剑：体制内也有很多非常科学的声音。有的人口专家的观点说得很好，但他不了解政策演变的过程和内容，不知道这些过程，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纠结和挣扎，又做过什么样的努力。
　　中国社会内部确实复杂，当然这种复杂我们也不要说得过于深奥。中国人口学者，1980年代最著名的，像马赢通、梁中堂，都是优秀的人。他们根据自己独立的研究，发表出来一些观点，揭示了人口规律特征。这些声音很超前，很科学，很深刻，是值得我们倾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