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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匠精神”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也是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纵观中国“工匠精神”历史发展的脉络，它一直是作为一种隐形的文化力量，推动着物质文明的创造与社会财富的积累，但由于受时代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应有的张力和文化魅力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关键词：“工匠精神”；文化检思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工匠精神”
“儒家把实现人伦道德之和谐视作社会经济发展的崇高价值目标，由此出发，他们为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确立一系列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而这一整套经济伦理思想观念，千百年来对我国人民的社会经济心态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文化影响。”可以说，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家等社会文化孕育的产物。我国古代工匠的实践活动内含着一种道德实践的意境，负载着儒家伦理对“至善至美”境界的追求。
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工匠精神”基本上是儒家伦理准则在职业活动中的具体化，这种伦理精神在强化工匠道德责任、提高器物质量、发展社会经济、造就巨匠名师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据《考工记》记载，战国编钟的细密程度可以做到‘圜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悬，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继者如附焉’，《轮人》《车人》诸篇中，对车轮的制作和检验，规定了从选料、外观、功能、检验标准等方面多达10项的详细技术要求。到了宋代，冶炼、舟车、桥梁、建筑、织造、印染、制衣、陶瓷、茶、酒等工匠技艺类的工艺技术水平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诞生了《木经》《营造法式》《陶记》《梦溪笔谈》等一系列科技史上的珍贵史料。”这些都对古代“工匠精神”做了经典记载和很好的诠释。中国古代尤以“四大发明”成就最为突出，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进步，也对世界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传统社会，处于封建制度控制或习俗文化熏陶下的各个阶层的人们，由于社会地位不平等，现实的生活处境各不相同。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又造成了“工匠精神”陷入了历史张力不足的困境。张鸿翼在《儒家经济伦理及其时代命运》一书中指出，“在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人一生下来就被确定在一定的宗法血缘关系的网点上，从而其社会经济地位也就被早已确定了下来。这种经济制度对人们的经济活动具有极强的限制性和牢固的束缚力，它要求人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生活资料的分配等方面严格遵循贫富贵贱的社会等级。所以儒家十分强调等级制经济制度，主张人们应该安分守己、满足并安于这种既定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反对人们自谋出路和由此而导致社會经济生活的自发竞争。”“传统‘四民’社会秩序在汉代确立后，下迄清初，两千余年一脉相承，构成大一统封建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明清时期‘新民论’的兴起，但这仅仅是乍暖还寒的早期启蒙思想的微弱呼声，只是初泛枝头的一抹新绿。”另外，“中国历史上独尊儒术与重文轻理的主流社会文化价值观，使得“工匠精神”常常被视作奇巧淫技与不务正业，墨家未得善终，木匠皇帝明熹宗还常被拿来当作中道荒废与玩物丧志的典型。”
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一物质变换的过程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完成的，工匠们的劳动既是一个自然物质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物质生成的过程，因而其“工匠精神”的“对象化过程”和“物化结果”，呈现出来的特征也具有二重属性：从自然性来说，工匠创造精神的生成和体现具有自发性、工艺技术的代际传承相对封闭，技术创新的速度与应用推广进程缓慢；从社会性来说，精细化的劳动过程具有被动性或被迫性、优质产品的流向和消费具有等级尊卑性、工匠素养和能力的社会评价渗透着儒家伦理色彩。中国古代“崇尚功名”、“贵义贱利”、“安贫乐道”的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和社会实践，轻视个人主义的利益诉求，不支持自主创新精神，压抑工商逐利行为，给中国历史发展带来了影响。
二、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工匠精神”
传统的“所谓手工业，就是缝纫店、黄酒店、酒店、伞店、爆竹店、理发店、木器店、豆腐店、首饰店、洋铁店、修钟表店、屠坊店这一些。”毛泽东于20世纪30年代在江西省《长岗乡》做的调查发现，“木匠：失业的十分之三。十工只有七工做。工资每日五百五十。裁缝：大部失业，工资每日四百。泥匠：失业十分之三，工资每日五百五十。篾匠：失业十分之一，工资每日四百。理发：增加十分之一。剃头的，每人一年出谷八升。”
近代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要么沦为社会流民四处漂泊，要么进入地方军阀部队当兵，要么走进了城市被迫到工厂里谋生，这些雇佣工人以无产阶级的身份，成为现代机器生产系统中的一部分。然而处于早期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多数来自破产的农民的产业工人，他们在近代化的工厂里艰苦谋生，高强度的劳动和动荡不安的政局，使得工人阶级的家庭生存极为艰难。许多走投无路的无产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斗争中成为了革命的基干力量。
由此可推断，衰微、转型与异化是近代中国“工匠精神”的基本特征。
1.传统手工业在近代的凋敝，导致了本来就不甚强大的“工匠精神”在各种大机器“效率化”生产的竞争下黯淡无光，虽然也有少数手工艺百年老店（如杭州的张小泉剪刀）和一些技术相当成熟的行业（如丝绸、瓷器业），因为国内城市经济繁荣、海外市场的需要而兴盛一时，传统的“工匠精神”也得以局部保存和彰显。但总体上由于近代手工业者沦为破产者甚多，工匠们在生活朝不保夕的境遇下，使传统的“工匠精神”在近代社会影响微弱。
2.处于近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手工艺人，因为面对大机器生产的残酷竞争，不得不树立“市场意识”，进行“逐利”性的商品化生产。现代工科学校教育的出现，使得工艺技术的传播与应用也更广泛，因而这一时期的“工匠精神”有了许多新的时代内涵，即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竞争意识、科学意识、法治意识、商品意识、开放意识等不断形成。
3.新生的近代“工业精神”开始出场，使传统的“工匠精神”部分以新的面貌在工人或近代企业家身上得以体现，既有新的倾向，又有新的扭曲。一方面工人们在接受了简单的技术培训以后，整日附着在工厂制的生产流水线上，分门别类地从事各道工序，合力完成某件产品的生产，这种“工匠精神”具有相互协作、标准化生产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近代工厂制度下生存的工人，其“工匠精神”與工作时间的科学精算、企业追求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社会的低消费水平等相联系，所有的生产都服从于雇主或资本家的绝对意志，因而，工人的生产常常是在内心紧张，甚至精神疲惫的受压迫状态中进行，因而传统社会潜在的“工匠精神”在近代是受到了严重的压抑。 三、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的“工匠精神”
近代的中国工业生产体系极其简单，工业经济长期处于粗放型发展的状态，大多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生产，不仅数量少供给不足，而且档次和质量都很低，仅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建国后不久，当手工业的生产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兴起，毛泽东同志在《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3月4日）一文中认为，“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业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广。北京东晓市有六千多种产品。”但是“手工业生产的劳动效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的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三十多倍。每人每年平均产值，国营现代化工业是2～3万元，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合作社是5000元，百人以上的大型合作社是2000元，小型合作社是1500元，个体手工业是800～900元。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由此可见，从1953年正式开始的国家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既是近代民主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作为新民主义革命动力之一的传统手工业者，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具体来说，一是在政治地位上，工匠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身解放，由受社会制度压迫的劳动技术私有者变成了人人法律地位平等的集体劳动者；二是在经济生活上，其生活水平不断得到了改善，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状况已大为减少；三是劳动方式由私人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更多的人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的一员；四是技术传承的方式，由过去具有的封闭保守性，改变为相对开放性。新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起大大促进了技术的广泛传播与应用，很多人成为新一代技师。五是传统的小手工业者在大陆社会被组织化，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人群众，其“工匠精神”在这一时期负载了更多的政治内涵。雷锋的“螺丝钉”精神，王进喜的“大庆油田精神”彰显了精神的能动作用和社会的教育意义。但那一时期比较强调政治成分与出身，市场价值规律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受到忽视，使得社会主义的“工匠精神”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工匠精神”展现出了劳动者的道德力量，是人本质力量的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新“工匠精神”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再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劳动、知识、技术、人才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理论上来说，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有了创新的机会和可能，每一个手工艺人都可以尽情地发挥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各种业态尤以制造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推动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厂”。尽管在当今国际分工和价值生产的链条上，中国的制造业技术水平还有待提高，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依赖程度还比较深，但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悠久的“工匠文化”传统，已经为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准备了各种条件。在与日俱增的国际经济竞争压力下，新时代的中国“工匠精神”正充满着蓬勃的生机，将继续引领21世纪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四、结语
以上观之，在过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工匠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虽然“工匠精神”曾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抑，但还是给古代中国带来了璀璨的物质文明。近代以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给中国传统的“工匠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带来了新的“异化”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高了工匠的政治地位，改善了工匠们的生活处境，为新“工匠精神”的形成创造了历史前提。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激活了人们勤劳致富的欲望，资本管理技术等要素活力迸发。它们与“工匠精神”的能量释放一道，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并快速成为“世界工厂”的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1]张鸿翼著.儒家经济伦理及其时代命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33.
[2]薛栋.论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价值意蕴[J].职教论坛，2013（34）.
[3]马敏.商人精神的嬗变——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商人观念研究[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9.
[4]祝智庭，雒亮.从创客运动到创客教育：培植众创文化[J].理论探讨，2015（7）.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177.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毛泽东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调查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63，239.
[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12.
[8]邓成.当代職业教育如何塑造“工匠精神”[J].当代职业教育，2014（10）.
作者简介：
江宏，浙江树人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文化与社会变迁、高校思政理论教育教学。
关键词：“工匠精神”；文化检思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工匠精神”
“儒家把实现人伦道德之和谐视作社会经济发展的崇高价值目标，由此出发，他们为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确立一系列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而这一整套经济伦理思想观念，千百年来对我国人民的社会经济心态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文化影响。”可以说，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家等社会文化孕育的产物。我国古代工匠的实践活动内含着一种道德实践的意境，负载着儒家伦理对“至善至美”境界的追求。
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工匠精神”基本上是儒家伦理准则在职业活动中的具体化，这种伦理精神在强化工匠道德责任、提高器物质量、发展社会经济、造就巨匠名师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据《考工记》记载，战国编钟的细密程度可以做到‘圜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悬，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继者如附焉’，《轮人》《车人》诸篇中，对车轮的制作和检验，规定了从选料、外观、功能、检验标准等方面多达10项的详细技术要求。到了宋代，冶炼、舟车、桥梁、建筑、织造、印染、制衣、陶瓷、茶、酒等工匠技艺类的工艺技术水平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诞生了《木经》《营造法式》《陶记》《梦溪笔谈》等一系列科技史上的珍贵史料。”这些都对古代“工匠精神”做了经典记载和很好的诠释。中国古代尤以“四大发明”成就最为突出，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进步，也对世界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传统社会，处于封建制度控制或习俗文化熏陶下的各个阶层的人们，由于社会地位不平等，现实的生活处境各不相同。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又造成了“工匠精神”陷入了历史张力不足的困境。张鸿翼在《儒家经济伦理及其时代命运》一书中指出，“在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人一生下来就被确定在一定的宗法血缘关系的网点上，从而其社会经济地位也就被早已确定了下来。这种经济制度对人们的经济活动具有极强的限制性和牢固的束缚力，它要求人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生活资料的分配等方面严格遵循贫富贵贱的社会等级。所以儒家十分强调等级制经济制度，主张人们应该安分守己、满足并安于这种既定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反对人们自谋出路和由此而导致社會经济生活的自发竞争。”“传统‘四民’社会秩序在汉代确立后，下迄清初，两千余年一脉相承，构成大一统封建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明清时期‘新民论’的兴起，但这仅仅是乍暖还寒的早期启蒙思想的微弱呼声，只是初泛枝头的一抹新绿。”另外，“中国历史上独尊儒术与重文轻理的主流社会文化价值观，使得“工匠精神”常常被视作奇巧淫技与不务正业，墨家未得善终，木匠皇帝明熹宗还常被拿来当作中道荒废与玩物丧志的典型。”
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一物质变换的过程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完成的，工匠们的劳动既是一个自然物质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物质生成的过程，因而其“工匠精神”的“对象化过程”和“物化结果”，呈现出来的特征也具有二重属性：从自然性来说，工匠创造精神的生成和体现具有自发性、工艺技术的代际传承相对封闭，技术创新的速度与应用推广进程缓慢；从社会性来说，精细化的劳动过程具有被动性或被迫性、优质产品的流向和消费具有等级尊卑性、工匠素养和能力的社会评价渗透着儒家伦理色彩。中国古代“崇尚功名”、“贵义贱利”、“安贫乐道”的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和社会实践，轻视个人主义的利益诉求，不支持自主创新精神，压抑工商逐利行为，给中国历史发展带来了影响。
二、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工匠精神”
传统的“所谓手工业，就是缝纫店、黄酒店、酒店、伞店、爆竹店、理发店、木器店、豆腐店、首饰店、洋铁店、修钟表店、屠坊店这一些。”毛泽东于20世纪30年代在江西省《长岗乡》做的调查发现，“木匠：失业的十分之三。十工只有七工做。工资每日五百五十。裁缝：大部失业，工资每日四百。泥匠：失业十分之三，工资每日五百五十。篾匠：失业十分之一，工资每日四百。理发：增加十分之一。剃头的，每人一年出谷八升。”
近代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要么沦为社会流民四处漂泊，要么进入地方军阀部队当兵，要么走进了城市被迫到工厂里谋生，这些雇佣工人以无产阶级的身份，成为现代机器生产系统中的一部分。然而处于早期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多数来自破产的农民的产业工人，他们在近代化的工厂里艰苦谋生，高强度的劳动和动荡不安的政局，使得工人阶级的家庭生存极为艰难。许多走投无路的无产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斗争中成为了革命的基干力量。
由此可推断，衰微、转型与异化是近代中国“工匠精神”的基本特征。
1.传统手工业在近代的凋敝，导致了本来就不甚强大的“工匠精神”在各种大机器“效率化”生产的竞争下黯淡无光，虽然也有少数手工艺百年老店（如杭州的张小泉剪刀）和一些技术相当成熟的行业（如丝绸、瓷器业），因为国内城市经济繁荣、海外市场的需要而兴盛一时，传统的“工匠精神”也得以局部保存和彰显。但总体上由于近代手工业者沦为破产者甚多，工匠们在生活朝不保夕的境遇下，使传统的“工匠精神”在近代社会影响微弱。
2.处于近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手工艺人，因为面对大机器生产的残酷竞争，不得不树立“市场意识”，进行“逐利”性的商品化生产。现代工科学校教育的出现，使得工艺技术的传播与应用也更广泛，因而这一时期的“工匠精神”有了许多新的时代内涵，即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竞争意识、科学意识、法治意识、商品意识、开放意识等不断形成。
3.新生的近代“工业精神”开始出场，使传统的“工匠精神”部分以新的面貌在工人或近代企业家身上得以体现，既有新的倾向，又有新的扭曲。一方面工人们在接受了简单的技术培训以后，整日附着在工厂制的生产流水线上，分门别类地从事各道工序，合力完成某件产品的生产，这种“工匠精神”具有相互协作、标准化生产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近代工厂制度下生存的工人，其“工匠精神”與工作时间的科学精算、企业追求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社会的低消费水平等相联系，所有的生产都服从于雇主或资本家的绝对意志，因而，工人的生产常常是在内心紧张，甚至精神疲惫的受压迫状态中进行，因而传统社会潜在的“工匠精神”在近代是受到了严重的压抑。 三、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的“工匠精神”
近代的中国工业生产体系极其简单，工业经济长期处于粗放型发展的状态，大多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生产，不仅数量少供给不足，而且档次和质量都很低，仅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建国后不久，当手工业的生产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兴起，毛泽东同志在《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3月4日）一文中认为，“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业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广。北京东晓市有六千多种产品。”但是“手工业生产的劳动效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的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三十多倍。每人每年平均产值，国营现代化工业是2～3万元，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合作社是5000元，百人以上的大型合作社是2000元，小型合作社是1500元，个体手工业是800～900元。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由此可见，从1953年正式开始的国家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既是近代民主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作为新民主义革命动力之一的传统手工业者，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具体来说，一是在政治地位上，工匠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身解放，由受社会制度压迫的劳动技术私有者变成了人人法律地位平等的集体劳动者；二是在经济生活上，其生活水平不断得到了改善，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状况已大为减少；三是劳动方式由私人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更多的人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的一员；四是技术传承的方式，由过去具有的封闭保守性，改变为相对开放性。新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起大大促进了技术的广泛传播与应用，很多人成为新一代技师。五是传统的小手工业者在大陆社会被组织化，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人群众，其“工匠精神”在这一时期负载了更多的政治内涵。雷锋的“螺丝钉”精神，王进喜的“大庆油田精神”彰显了精神的能动作用和社会的教育意义。但那一时期比较强调政治成分与出身，市场价值规律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受到忽视，使得社会主义的“工匠精神”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工匠精神”展现出了劳动者的道德力量，是人本质力量的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新“工匠精神”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再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劳动、知识、技术、人才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理论上来说，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有了创新的机会和可能，每一个手工艺人都可以尽情地发挥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各种业态尤以制造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推动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厂”。尽管在当今国际分工和价值生产的链条上，中国的制造业技术水平还有待提高，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依赖程度还比较深，但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悠久的“工匠文化”传统，已经为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准备了各种条件。在与日俱增的国际经济竞争压力下，新时代的中国“工匠精神”正充满着蓬勃的生机，将继续引领21世纪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四、结语
以上观之，在过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工匠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虽然“工匠精神”曾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抑，但还是给古代中国带来了璀璨的物质文明。近代以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给中国传统的“工匠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带来了新的“异化”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高了工匠的政治地位，改善了工匠们的生活处境，为新“工匠精神”的形成创造了历史前提。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激活了人们勤劳致富的欲望，资本管理技术等要素活力迸发。它们与“工匠精神”的能量释放一道，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并快速成为“世界工厂”的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1]张鸿翼著.儒家经济伦理及其时代命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33.
[2]薛栋.论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价值意蕴[J].职教论坛，2013（34）.
[3]马敏.商人精神的嬗变——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商人观念研究[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9.
[4]祝智庭，雒亮.从创客运动到创客教育：培植众创文化[J].理论探讨，2015（7）.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177.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毛泽东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调查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63，239.
[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12.
[8]邓成.当代職业教育如何塑造“工匠精神”[J].当代职业教育，2014（10）.
作者简介：
江宏，浙江树人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文化与社会变迁、高校思政理论教育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