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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动乱的结束，也结束了学术界一度盲目排外，唯我独尊的愚昧状态。海外的汉学工作者——特别是港、台和寄寓国外的华侨、外籍华裔学者，以其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著述也开始了与内地学者的学术交流。
以中华书局来说，仅近四五年，就出版了港、台和海外学者的学术专著达十四种。计文学方面的《迦陵论诗丛稿》(叶嘉莹)、《两小山斋论文集》(罗烈)，历史方面的《竹简帛书论文集》(郑良树)、《洪业论学集》(洪业)、《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池田温)、《万历十五年》(黄仁宇)、《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王德昭)、《两广总督叶名琛》(黄宇和)、《改良与革命》(周锡瑞)、《清帝逊位与列强》(李约翰)、《顾维钧回忆录》，哲学方面的《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陈鼓应)、《朱子及其哲学》(范寿康)。可谓丰富多采，蔚为壮观。
海外学者著作的出版，得到内地学术界的尊重。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先生所著《万历十五年》，一九八一年曾以“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意为“没有意思的一五八七年”)为名，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据其“自序”，出于向国内读者请教之忱，乃自译为汉文，委托黄苗子先生交付中华书局，并于1982年出版的。这部著述，写法极为别致。顾名思义，应写万历十五年，即一五八七年之事。不过，就连作者也在书的开头申明：“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既然如此，又为什么单挑这一年作为全书论述的中心呢？这就涉及了作者的“大历史观”。作者认为：前有因，后有果，这一年里发生的一些易被忽视的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基于这种认识，所以该书在记人记事时并不受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拘囿，即或是早于五年前亡故的首辅张居正，即或是同样于五年前已遭罢免的大将戚继光、两年前亡于任上的清官海瑞，以至一年后才剃度为僧开始哲学新探索的思想家李卓吾，都拉到了这一年里来论述。或显其端倪，或示其影响，借以展现朱明王朝发展到极致，其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的各个方面。而这一切又在说明，当着一种社会制度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不论皇帝励精图治与否、首辅独裁与否、武将进取与否、文官廉洁与否、思想家进步与否，对于事业的成败得失都是没有意义的。虽然，作者把漫长封建社会的全部症结所在归之为“道德代替法制”，国内学者或许不一定同意，但是作者通过详细占有资料，又经过认真思考而做出的判断，却是很有启发的。引人兴味的是，作者致力于历史专题研究的普及工作，全书采用了传记体的铺叙形式，因而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使人读学术著作产生犹如读小说似的感受，这无疑是足资借鉴的尝试，或许也是本书早已脱销的一个原因。
关于此书的出版，还有一段饶有兴趣的故事：作者黄仁宇先生考虑到“离祖国已逾三十年，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三十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遂由中华书局特邀专人对作者自译稿进行一番润色加工。而恰在这一点上是赢得了作者的认可和满意的。日前见到台湾食货出版社出版此书，其正文便全依中华书局这一“润色本”的。至于对待一些具有与众不同见解的论著，只要持之有故，掌握新的资料，足资参考和借鉴，同样是会受到欢迎，予以出版的。比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成了英国侵略军俘虏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内地一向声誉欠佳，时人讽刺之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几乎成了对他的口碑。而澳大利亚籍华人学者黄宇和先生却提出了与传统看法截然不同的结论，予以充分的肯定。他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当时的两广总督衙门的档案和其它一些公私文件，即所谓“广州档案”。而这部档案，在叶名琛被俘时，一并为英军抢走，至今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黄宇和先生见到了国人所未见的第一手材料，从而得出与国人相左的见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全书采用传记体，但于当时国内外形势，以及叶名琛的政绩、军功、理财、外交诸多方面的作为一一予以评价，特别是针对“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传统看法，一一提出驳正，也都是别具只眼的。
目前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海外著者的大工程莫过于《顾维钧回忆录》。顾氏乃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回忆录记述了他自一九一二年任袁世凯外交秘书起至六十年代在海牙国际法庭任上退休止近五十年的外交生涯，可算得旧中国屈辱外交史的见证文件，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特别是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的第一手材料，弥足珍贵。回忆录系英文口授的打字记录稿，约一万一千页，卷帙浩繁。作者虽有“如果我的回忆录能被译成中文，我将不胜欣慰和感激”的愿望，但长期不能实现。他身为台湾当局的“总统府资政”，台湾方面对于翻译出版他的回忆录却毫无兴趣。有鉴于回忆录的重要史料价值，又承蒙顾维钧先生本人的欣然同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始决定将顾氏回忆录全部译成汉文，预计不下五百万字，可分十二分册陆续刊行。现已出版了前三册，预计年内出版四、五两册。《顾维钧回忆录》的出版，已经得到海内外读者的普遍重视，顾氏本人也十分满意，据云直至去年底逝世前，已届九十八岁高龄的他，每日除钓鱼、搓麻将而外，主要的消遣就是阅读回忆录的中译本。
研究中国文化传统，大陆学者当然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特别为港、台及国外学者所注意。这里应该提到的是旅美华人学者陈鼓应先生。他所著《老子今法今译》一书，一九七年初版于台湾。自马王堆出土两种帛书《老子道德经》的写本以来，他广为收集内地学者整理出来的帛书○全文，以及有关帛书的研讨文章，进而对自己的著作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增补，并易名为《老子注译及评介》，交付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的主要部分是对《老子道德经》原文的注释和今译，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作者的分析和论断。引人兴趣的是他对老子思想的整体认识，他在“代序”中是这样概述的：“老子是个朴素的自然主义者。他所关心的是如何消解人类社会的争纷，如何使人们生活幸福安宁。他所期望的是：人的行为能取法于‘道’的自然性与自发性；政治权力不干涉人民的生活；消除战争的祸害；扬弃奢侈的生活；在上者引导人民返回到真诚朴质的生活形态与心境。老子哲学中的重要思想便是从这些基本观点中引发出来的。”如此用现代语言来阐述古代圣哲的思想体系，自不免不够熨贴之处，但全书引人兴味之处亦在于斯。试想：先哲的思想深邃古奥，不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又如何能使今人理解并进而研究呢？这种做法的本身便是沟通古今的一种大胆的探索。此外，包括他的另一部著作《庄子今注今译》在内，作者不时提出与内地学者不同的见解。“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学术问题是没有地域和国界限制的。海内外学者之间相互的交流，共同的追求，对学术研究肯定会大有助益，这又是确定无疑的。
至于加拿大籍华人学者叶嘉莹先生的《迦陵论诗丛稿》，以其对我国古代文坛名家名作的赏析提出新颖见解，已经引起内地学者的欢迎和兴趣，报刊多有评述，这里就不多谈了。
通过以上数例，足以说明目前的学术交流已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当然，这也仅仅是个开始。中华书局年内还将出版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香港学者王德昭的论文集《从改良到革命》、南朝鲜籍华人学者张纯与美籍华人学者王小波合著的《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台湾学者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专著。中华书局虽然只是内地与港、台及海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窗口之一，但是从这一窗口已显示了它的蓬勃生气，它的发展也必将有力地推进我国古代文史哲方面的研究，并取得新的成果。
以中华书局来说，仅近四五年，就出版了港、台和海外学者的学术专著达十四种。计文学方面的《迦陵论诗丛稿》(叶嘉莹)、《两小山斋论文集》(罗
海外学者著作的出版，得到内地学术界的尊重。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先生所著《万历十五年》，一九八一年曾以“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意为“没有意思的一五八七年”)为名，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据其“自序”，出于向国内读者请教之忱，乃自译为汉文，委托黄苗子先生交付中华书局，并于1982年出版的。这部著述，写法极为别致。顾名思义，应写万历十五年，即一五八七年之事。不过，就连作者也在书的开头申明：“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既然如此，又为什么单挑这一年作为全书论述的中心呢？这就涉及了作者的“大历史观”。作者认为：前有因，后有果，这一年里发生的一些易被忽视的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基于这种认识，所以该书在记人记事时并不受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拘囿，即或是早于五年前亡故的首辅张居正，即或是同样于五年前已遭罢免的大将戚继光、两年前亡于任上的清官海瑞，以至一年后才剃度为僧开始哲学新探索的思想家李卓吾，都拉到了这一年里来论述。或显其端倪，或示其影响，借以展现朱明王朝发展到极致，其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的各个方面。而这一切又在说明，当着一种社会制度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不论皇帝励精图治与否、首辅独裁与否、武将进取与否、文官廉洁与否、思想家进步与否，对于事业的成败得失都是没有意义的。虽然，作者把漫长封建社会的全部症结所在归之为“道德代替法制”，国内学者或许不一定同意，但是作者通过详细占有资料，又经过认真思考而做出的判断，却是很有启发的。引人兴味的是，作者致力于历史专题研究的普及工作，全书采用了传记体的铺叙形式，因而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使人读学术著作产生犹如读小说似的感受，这无疑是足资借鉴的尝试，或许也是本书早已脱销的一个原因。
关于此书的出版，还有一段饶有兴趣的故事：作者黄仁宇先生考虑到“离祖国已逾三十年，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三十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遂由中华书局特邀专人对作者自译稿进行一番润色加工。而恰在这一点上是赢得了作者的认可和满意的。日前见到台湾食货出版社出版此书，其正文便全依中华书局这一“润色本”的。至于对待一些具有与众不同见解的论著，只要持之有故，掌握新的资料，足资参考和借鉴，同样是会受到欢迎，予以出版的。比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成了英国侵略军俘虏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内地一向声誉欠佳，时人讽刺之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几乎成了对他的口碑。而澳大利亚籍华人学者黄宇和先生却提出了与传统看法截然不同的结论，予以充分的肯定。他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当时的两广总督衙门的档案和其它一些公私文件，即所谓“广州档案”。而这部档案，在叶名琛被俘时，一并为英军抢走，至今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黄宇和先生见到了国人所未见的第一手材料，从而得出与国人相左的见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全书采用传记体，但于当时国内外形势，以及叶名琛的政绩、军功、理财、外交诸多方面的作为一一予以评价，特别是针对“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传统看法，一一提出驳正，也都是别具只眼的。
目前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海外著者的大工程莫过于《顾维钧回忆录》。顾氏乃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回忆录记述了他自一九一二年任袁世凯外交秘书起至六十年代在海牙国际法庭任上退休止近五十年的外交生涯，可算得旧中国屈辱外交史的见证文件，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特别是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的第一手材料，弥足珍贵。回忆录系英文口授的打字记录稿，约一万一千页，卷帙浩繁。作者虽有“如果我的回忆录能被译成中文，我将不胜欣慰和感激”的愿望，但长期不能实现。他身为台湾当局的“总统府资政”，台湾方面对于翻译出版他的回忆录却毫无兴趣。有鉴于回忆录的重要史料价值，又承蒙顾维钧先生本人的欣然同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始决定将顾氏回忆录全部译成汉文，预计不下五百万字，可分十二分册陆续刊行。现已出版了前三册，预计年内出版四、五两册。《顾维钧回忆录》的出版，已经得到海内外读者的普遍重视，顾氏本人也十分满意，据云直至去年底逝世前，已届九十八岁高龄的他，每日除钓鱼、搓麻将而外，主要的消遣就是阅读回忆录的中译本。
研究中国文化传统，大陆学者当然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特别为港、台及国外学者所注意。这里应该提到的是旅美华人学者陈鼓应先生。他所著《老子今法今译》一书，一九七年初版于台湾。自马王堆出土两种帛书《老子道德经》的写本以来，他广为收集内地学者整理出来的帛书○全文，以及有关帛书的研讨文章，进而对自己的著作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增补，并易名为《老子注译及评介》，交付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的主要部分是对《老子道德经》原文的注释和今译，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作者的分析和论断。引人兴趣的是他对老子思想的整体认识，他在“代序”中是这样概述的：“老子是个朴素的自然主义者。他所关心的是如何消解人类社会的争纷，如何使人们生活幸福安宁。他所期望的是：人的行为能取法于‘道’的自然性与自发性；政治权力不干涉人民的生活；消除战争的祸害；扬弃奢侈的生活；在上者引导人民返回到真诚朴质的生活形态与心境。老子哲学中的重要思想便是从这些基本观点中引发出来的。”如此用现代语言来阐述古代圣哲的思想体系，自不免不够熨贴之处，但全书引人兴味之处亦在于斯。试想：先哲的思想深邃古奥，不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又如何能使今人理解并进而研究呢？这种做法的本身便是沟通古今的一种大胆的探索。此外，包括他的另一部著作《庄子今注今译》在内，作者不时提出与内地学者不同的见解。“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学术问题是没有地域和国界限制的。海内外学者之间相互的交流，共同的追求，对学术研究肯定会大有助益，这又是确定无疑的。
至于加拿大籍华人学者叶嘉莹先生的《迦陵论诗丛稿》，以其对我国古代文坛名家名作的赏析提出新颖见解，已经引起内地学者的欢迎和兴趣，报刊多有评述，这里就不多谈了。
通过以上数例，足以说明目前的学术交流已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当然，这也仅仅是个开始。中华书局年内还将出版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香港学者王德昭的论文集《从改良到革命》、南朝鲜籍华人学者张纯与美籍华人学者王小波合著的《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台湾学者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专著。中华书局虽然只是内地与港、台及海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窗口之一，但是从这一窗口已显示了它的蓬勃生气，它的发展也必将有力地推进我国古代文史哲方面的研究，并取得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