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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作家刘凤起的长篇小说《永远的大运河》（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洋洋洒洒150余万字，是一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长篇巨制，是一首展示大运河文化精髓的壮美诗篇，也是一幅凝聚运河人民血泪情仇的恢宏画卷。
大运河与长江、黄河等天然河流不同，它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人工河。大运河部分河段始建于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至隋朝全线贯通，共穿越4省2直辖市，连接22座城市，全长1794公里，是我国历史上南粮北运、商旅交通、军资调配、水利灌溉等用途的生命线，是贯穿南北流动的血脉。它不仅是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2014年6月22日的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大运河”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京杭大运河作为我国第一项大型线性文化遗产，是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是静态与动态共同构成的“活着的、流动着的文化遗产”；是古代遗址、近代史迹，还有当代遗产共同构成的“文化遗产廊道”；也是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结合而形成的肥沃的“文化空间”。在这个文化空间里，必然会产生很多宝贵的精神产品。“运河文学”的概念源自伦海在1982年提出的“刘绍棠的运河文学”（《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刘绍棠一直以京东北运河畔的乡土题材进行小说创作，无论是《蒲柳人家》，还是《瓜棚柳巷》等百余部中、短、长篇小说都属于“运河文学”，主人公都是运河边的农民，讲述的都是运河岸边农村故事。他有自己的理论纲领，他的文学成就使他被誉为“运河之子”。刘绍棠之后，随着大运河越来越被关注，出现了“运河文学”创作的初步勃兴，周祥的《运河滩上儿女情》（1994年）、 张宝玺的《大河惊梦》（1997年）、重阳的《运河伊人》（1999年）、王梓夫的《漕运码头》（2003）、丹青的《末了缘：运河边上的故事》（2006年）、张自义等人的《运河风云》（2006年）、蔡桂林的《千古大运河》（2007年）、陶长坤的《静静的大运河》（2008年）、蒋海珠的《运河女》（2010年）等，显示了“运河文学”的实绩。而刘凤起《永远的大运河》“十年磨一剑”，可以说是当代“运河文学”的地标性作品，是对刘绍棠开创的“运河文学”的继承、发展和突破。
首先，从内容上看，主题宏大深刻，理念清晰突出，旗帜鲜明。《永远的大运河》，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9年抗战转入相持阶段为宏阔背景，展现了京津冀地区北运河两岸人民的生存状况。而从1931年起写抗日战争，与我们的十四年抗战历史和认识统一起来。作者通过描写抗日英雄刘光汉及其周圍的抗日群体从蒙昧到觉醒的思想转化过程，反映了运河两岸军民抗战时期对敌斗争艰苦岁月和风俗民情生活写照，从而揭示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抵抗外侮的民族气节和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作家通过作品提出“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父亲河”“海纳百川，运河为先”等运河文化理念，引导着运河文学主题的大胆深化与创新。
大运河孕育了运河文化，运河文化滋养出运河文学。从古至今，运河两岸的文人墨客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章、小说游记，咏叹与记述大运河的风光和故事。即以中国当代文学而论，刘祖慈的诗集《我们是大运河的子孙》，刘绍棠的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等，相对而言，小说的影响比诗歌更大。在刘绍棠的引领下，“运河文学”不断绵延，缓慢生长。而刘凤起的长篇小说《永远的大运河》，就是在此种文学流脉中出现的。它既是继承，又是发展，还有突破。以往的“运河文学”描写较多的民众的日常生活，谈情说爱，家长里短，风流韵事等，刘凤起把故事放在日寇入侵、人民抗战的历史背景下，以一个家族为核心，展现了运河两岸人民的生存状态、觉醒过程和奋起抗争、保家卫国的壮烈业绩。由独门小户的轶事传说，到血肉捐躯的家国情怀；从小河流水人家的诗情画意，到金戈铁马的大河奔流！与此前的运河小说比起来更加深沉雄浑。这部长篇小说，以其宏大的规模，厚重的历史，刀光剑影的战斗以及浓郁的运河沿岸的文化习俗和乡土气息，使它成为“运河文学”的一颗沉甸甸的果实，呈现出一种新的境界。
其次，从人物塑造上看，在150万字的篇幅里，刘凤起塑造了大大小小百余个人物。可以说人物众多，性格独特，是有着“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特点的运河汉子。主要人物是刘氏家族的领头人刘云天、刘光汉父子。作家把主要笔墨集中在有着抗日战争将领原型的刘光汉身上。刘光汉是小说中众多人物的核心，他的性格发展和行为轨迹是小说的中心线索。但这个人物的原型却不只一个。刘光汉，刘，是刘秉彦，抗战期间冀中军区十分区司令员，领导地方群众武装斗争；汉，是廖汉生，当时贺龙120师所辖的团政委，后升任独立二旅的副政委。但主要的原型是魏大光。魏大光的成长和事迹，都与刘秉彦、廖汉生有交集。但刘光汉性格原型主要源自魏大光。魏大光，霸州人，1911年生于农家。 在天津当过码头工人，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捕入狱。在狱中结识了共产党员，懂得了只有组织起来共同抗日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七七”事变后，他趁乱逃出监狱，回乡组织起抗日武装。1938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整编，担任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27支队司令员，部队扩大为6000余人，后被改编为八路军120师独立二旅，任旅长。他率领部队打过几十次胜仗。他1939年8月在与日寇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同年9月在灵寿开追悼会，由廖汉生主持，贺龙、关向应送挽联。不久，叶剑英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悼念文章，称其“这种百战而死的精神，说明魏旅长为国家尽了大忠，为民族尽了大孝”。魏大光短暂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刘凤起将刘秉彦、廖汉生、魏大光等众多抗战英雄“萃取众人，合成特别的一个”，符合现实主义作家的典型人物塑造方法。原型很多，但还不是典型。典型需要在同一类型人中，以个性为聚焦，加以综合概括，重构、升华、创造。原型是典型生长的胚胎和母体。它决定着典型人物的主导性格和基本面貌。面对日寇，奋起抗争的民间英雄“刘光汉”是千百万英雄儿女中的一个代表、一个典型。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屈的运河儿女，因“血性”与“担当”挺身而出，英勇杀敌，扬威中华民族，血染运河，保卫大地神州。此乃大运河之精神，亦为大运河之魂。主人公刘光汉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三次生死考验，所带领的抗日队伍与倭寇、汉奸进行了艰苦作战，最终取得胜利，达成了人物性格和思想的全面觉醒。把政委成智声的一番话作为结语，使整部作品的意义得到了升华——“只要我中华民族有一批刘光汉在，鬼子就永远甭想奴役中国。它可以用坚船利炮占领运河两岸，可它永远跨不过去中国人心中的那条大运河！” 恩格斯说：“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此种论述衡量刘凤起的这部小说，是完全符合的。細节是小说的生命和血肉，甚或呼吸和细胞。它对展开情节、刻画人物、描绘场景、烘托气氛、勾勒环境，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没有细节就不成其为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细节决定一篇作品。细节运用得如何，可以看出一个作家写作才华的高下。流动不息的大运河，养育的民众，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不同，他们有传统农民的特点，在运河上又有熟悉渔民的生活，在码头上还有码头工人的秉性。流动的活态的文化遗产带来了流淌的文明。所以，在刘凤起笔下刘光汉所在的刘氏家族，是一个颇具底蕴的传统大家族，人物也是明白事理、见多识广的新人形象。在中华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下，家训成为维系家族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纽带。作品中多次提及“平安第一福、携余第二福”的理念，这样的行文设置为后面人物在国恨与家训的对照中反复纠结埋下伏笔。在家族、宗族、村族三方愈演愈烈的矛盾纠葛中，刘光汉对内诚信担当，娴于辞令，敏锐干练，带领乡亲们扎风筝、跳狮子会挣钱挣粮度过灾年；对外除暴安良，胆识过人，敢于冒险，同官痞兵匪巧妙周旋，对社会渣滓深恶痛绝，代表了在动荡年代里，惩奸除恶、济困扶危，维护乡邻利益、保障一方平安的民间好汉形象。刘凤起的小说，细节真实、充盈、丰沛。习俗细节、生活细节、风物细节、历史细节，营造了典型的历史地理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物的行为细节、心理细节、战斗细节、场景细节塑造了他们的典型性格。这就完整地实现了现实主义对小说写作的艺术要求。这部小说，既是运河两岸地域风景画、风情画，也是抗战历史风云画、英雄人物画。
再次，在语言风格和结构构思上，恢宏大气，语言极富地方特色。民族民间民俗俚语俗语的运用，得益于作家本人就是廊坊地区人，对运河一带的民俗风情十分熟悉。
京杭大运河贯通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和海河的血脉，表现出中华民族对自身环境的挑战，它是一种群体智慧和精神的结晶，是价值取向和生命观念的飞升。有了大运河的穿引，中国大地上东西走向的水系有了横向交流，形成了运河文化的南北轴线，起着南北文化交流与融汇的作用。由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不同，南北运河文化也存在着某种差异。虽然整体是刚柔相济，但相较而言，南运河偏柔，北运河偏刚。刘凤起的小说《永远的大运河》反映的是北运河的文化，也就是京津冀文化圈。农耕文化、京都文化、商埠文化，交汇成北运河文化，其特质是：沉凝而流动，厚重而包容。它有利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与开放。具体到小说中，又有确切而真实的表现。它从一个村庄世代沿袭的家族文化写起，扩展为乡土文化，进而上升为一种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这里有历史的积淀与传承，也有新时代的催生与擦亮。无疑，这部小说是历史叙事，但此种叙事却被置放在民俗文化之中，如磨豆腐、野兔儿宴、风筝赛、舞狮会等。而运河人家族的生存方式和状态，又以“平安”“携余”“聚德”等为其追求和信念。当外敌入侵，此种生活被打破的时候，他们就群起反抗和斗争，并从保家而走向卫国。这就在新的历史机遇中，革命性地演绎了运河文化。《永远的大运河》丰富了乡土文学，承续了“荷花淀派”的余韵，发展了刘绍棠的“运河文学”。小说特别注重对地方文化的发掘与阐释，注重民间文化中的力量与美。燕赵文化潜藏于创作意识的深层，使运河文化复活掀起了一轮新的更大的波澜。
刘凤起1985年毕业于廊坊师范学院（原为廊坊师专）中文系。那是一所很有创作传统的师范院校，也是在国内最早开办作家班的大专院校，不少教授本身就是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如著名小说家汤吉夫，著名诗歌评论家苗雨时等。当年的神童作家刘绍棠和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曾多次来校讲课。刘凤起自觉担负起现实主义作家的责任，以大运河为原型和母题，秉持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手法，他所塑造的人物是运河人个体与群体的典型，他所记述的是以家族文化为根基而又升华的运河文化，他所承载是我们民族那段难忘的血与火的历史和救亡图存的不屈精神。小说所具有的地域性、民间性、史诗性和传奇性，这一切都在生动地说明，《永远的大运河》不仅激荡了运河文学，而且激荡了运河文化和运河历史，其余波所及，尚需拭目以待。
（作者简介：周纪鸿，文学评论家，海关总署驻天津特派员办事处海关学会秘书长。）
大运河与长江、黄河等天然河流不同，它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人工河。大运河部分河段始建于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至隋朝全线贯通，共穿越4省2直辖市，连接22座城市，全长1794公里，是我国历史上南粮北运、商旅交通、军资调配、水利灌溉等用途的生命线，是贯穿南北流动的血脉。它不仅是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2014年6月22日的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大运河”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京杭大运河作为我国第一项大型线性文化遗产，是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是静态与动态共同构成的“活着的、流动着的文化遗产”；是古代遗址、近代史迹，还有当代遗产共同构成的“文化遗产廊道”；也是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结合而形成的肥沃的“文化空间”。在这个文化空间里，必然会产生很多宝贵的精神产品。“运河文学”的概念源自伦海在1982年提出的“刘绍棠的运河文学”（《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刘绍棠一直以京东北运河畔的乡土题材进行小说创作，无论是《蒲柳人家》，还是《瓜棚柳巷》等百余部中、短、长篇小说都属于“运河文学”，主人公都是运河边的农民，讲述的都是运河岸边农村故事。他有自己的理论纲领，他的文学成就使他被誉为“运河之子”。刘绍棠之后，随着大运河越来越被关注，出现了“运河文学”创作的初步勃兴，周祥的《运河滩上儿女情》（1994年）、 张宝玺的《大河惊梦》（1997年）、重阳的《运河伊人》（1999年）、王梓夫的《漕运码头》（2003）、丹青的《末了缘：运河边上的故事》（2006年）、张自义等人的《运河风云》（2006年）、蔡桂林的《千古大运河》（2007年）、陶长坤的《静静的大运河》（2008年）、蒋海珠的《运河女》（2010年）等，显示了“运河文学”的实绩。而刘凤起《永远的大运河》“十年磨一剑”，可以说是当代“运河文学”的地标性作品，是对刘绍棠开创的“运河文学”的继承、发展和突破。
首先，从内容上看，主题宏大深刻，理念清晰突出，旗帜鲜明。《永远的大运河》，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9年抗战转入相持阶段为宏阔背景，展现了京津冀地区北运河两岸人民的生存状况。而从1931年起写抗日战争，与我们的十四年抗战历史和认识统一起来。作者通过描写抗日英雄刘光汉及其周圍的抗日群体从蒙昧到觉醒的思想转化过程，反映了运河两岸军民抗战时期对敌斗争艰苦岁月和风俗民情生活写照，从而揭示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抵抗外侮的民族气节和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作家通过作品提出“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父亲河”“海纳百川，运河为先”等运河文化理念，引导着运河文学主题的大胆深化与创新。
大运河孕育了运河文化，运河文化滋养出运河文学。从古至今，运河两岸的文人墨客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章、小说游记，咏叹与记述大运河的风光和故事。即以中国当代文学而论，刘祖慈的诗集《我们是大运河的子孙》，刘绍棠的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等，相对而言，小说的影响比诗歌更大。在刘绍棠的引领下，“运河文学”不断绵延，缓慢生长。而刘凤起的长篇小说《永远的大运河》，就是在此种文学流脉中出现的。它既是继承，又是发展，还有突破。以往的“运河文学”描写较多的民众的日常生活，谈情说爱，家长里短，风流韵事等，刘凤起把故事放在日寇入侵、人民抗战的历史背景下，以一个家族为核心，展现了运河两岸人民的生存状态、觉醒过程和奋起抗争、保家卫国的壮烈业绩。由独门小户的轶事传说，到血肉捐躯的家国情怀；从小河流水人家的诗情画意，到金戈铁马的大河奔流！与此前的运河小说比起来更加深沉雄浑。这部长篇小说，以其宏大的规模，厚重的历史，刀光剑影的战斗以及浓郁的运河沿岸的文化习俗和乡土气息，使它成为“运河文学”的一颗沉甸甸的果实，呈现出一种新的境界。
其次，从人物塑造上看，在150万字的篇幅里，刘凤起塑造了大大小小百余个人物。可以说人物众多，性格独特，是有着“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特点的运河汉子。主要人物是刘氏家族的领头人刘云天、刘光汉父子。作家把主要笔墨集中在有着抗日战争将领原型的刘光汉身上。刘光汉是小说中众多人物的核心，他的性格发展和行为轨迹是小说的中心线索。但这个人物的原型却不只一个。刘光汉，刘，是刘秉彦，抗战期间冀中军区十分区司令员，领导地方群众武装斗争；汉，是廖汉生，当时贺龙120师所辖的团政委，后升任独立二旅的副政委。但主要的原型是魏大光。魏大光的成长和事迹，都与刘秉彦、廖汉生有交集。但刘光汉性格原型主要源自魏大光。魏大光，霸州人，1911年生于农家。 在天津当过码头工人，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捕入狱。在狱中结识了共产党员，懂得了只有组织起来共同抗日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七七”事变后，他趁乱逃出监狱，回乡组织起抗日武装。1938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整编，担任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27支队司令员，部队扩大为6000余人，后被改编为八路军120师独立二旅，任旅长。他率领部队打过几十次胜仗。他1939年8月在与日寇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同年9月在灵寿开追悼会，由廖汉生主持，贺龙、关向应送挽联。不久，叶剑英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悼念文章，称其“这种百战而死的精神，说明魏旅长为国家尽了大忠，为民族尽了大孝”。魏大光短暂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刘凤起将刘秉彦、廖汉生、魏大光等众多抗战英雄“萃取众人，合成特别的一个”，符合现实主义作家的典型人物塑造方法。原型很多，但还不是典型。典型需要在同一类型人中，以个性为聚焦，加以综合概括，重构、升华、创造。原型是典型生长的胚胎和母体。它决定着典型人物的主导性格和基本面貌。面对日寇，奋起抗争的民间英雄“刘光汉”是千百万英雄儿女中的一个代表、一个典型。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屈的运河儿女，因“血性”与“担当”挺身而出，英勇杀敌，扬威中华民族，血染运河，保卫大地神州。此乃大运河之精神，亦为大运河之魂。主人公刘光汉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三次生死考验，所带领的抗日队伍与倭寇、汉奸进行了艰苦作战，最终取得胜利，达成了人物性格和思想的全面觉醒。把政委成智声的一番话作为结语，使整部作品的意义得到了升华——“只要我中华民族有一批刘光汉在，鬼子就永远甭想奴役中国。它可以用坚船利炮占领运河两岸，可它永远跨不过去中国人心中的那条大运河！” 恩格斯说：“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此种论述衡量刘凤起的这部小说，是完全符合的。細节是小说的生命和血肉，甚或呼吸和细胞。它对展开情节、刻画人物、描绘场景、烘托气氛、勾勒环境，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没有细节就不成其为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细节决定一篇作品。细节运用得如何，可以看出一个作家写作才华的高下。流动不息的大运河，养育的民众，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不同，他们有传统农民的特点，在运河上又有熟悉渔民的生活，在码头上还有码头工人的秉性。流动的活态的文化遗产带来了流淌的文明。所以，在刘凤起笔下刘光汉所在的刘氏家族，是一个颇具底蕴的传统大家族，人物也是明白事理、见多识广的新人形象。在中华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下，家训成为维系家族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纽带。作品中多次提及“平安第一福、携余第二福”的理念，这样的行文设置为后面人物在国恨与家训的对照中反复纠结埋下伏笔。在家族、宗族、村族三方愈演愈烈的矛盾纠葛中，刘光汉对内诚信担当，娴于辞令，敏锐干练，带领乡亲们扎风筝、跳狮子会挣钱挣粮度过灾年；对外除暴安良，胆识过人，敢于冒险，同官痞兵匪巧妙周旋，对社会渣滓深恶痛绝，代表了在动荡年代里，惩奸除恶、济困扶危，维护乡邻利益、保障一方平安的民间好汉形象。刘凤起的小说，细节真实、充盈、丰沛。习俗细节、生活细节、风物细节、历史细节，营造了典型的历史地理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物的行为细节、心理细节、战斗细节、场景细节塑造了他们的典型性格。这就完整地实现了现实主义对小说写作的艺术要求。这部小说，既是运河两岸地域风景画、风情画，也是抗战历史风云画、英雄人物画。
再次，在语言风格和结构构思上，恢宏大气，语言极富地方特色。民族民间民俗俚语俗语的运用，得益于作家本人就是廊坊地区人，对运河一带的民俗风情十分熟悉。
京杭大运河贯通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和海河的血脉，表现出中华民族对自身环境的挑战，它是一种群体智慧和精神的结晶，是价值取向和生命观念的飞升。有了大运河的穿引，中国大地上东西走向的水系有了横向交流，形成了运河文化的南北轴线，起着南北文化交流与融汇的作用。由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不同，南北运河文化也存在着某种差异。虽然整体是刚柔相济，但相较而言，南运河偏柔，北运河偏刚。刘凤起的小说《永远的大运河》反映的是北运河的文化，也就是京津冀文化圈。农耕文化、京都文化、商埠文化，交汇成北运河文化，其特质是：沉凝而流动，厚重而包容。它有利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与开放。具体到小说中，又有确切而真实的表现。它从一个村庄世代沿袭的家族文化写起，扩展为乡土文化，进而上升为一种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这里有历史的积淀与传承，也有新时代的催生与擦亮。无疑，这部小说是历史叙事，但此种叙事却被置放在民俗文化之中，如磨豆腐、野兔儿宴、风筝赛、舞狮会等。而运河人家族的生存方式和状态，又以“平安”“携余”“聚德”等为其追求和信念。当外敌入侵，此种生活被打破的时候，他们就群起反抗和斗争，并从保家而走向卫国。这就在新的历史机遇中，革命性地演绎了运河文化。《永远的大运河》丰富了乡土文学，承续了“荷花淀派”的余韵，发展了刘绍棠的“运河文学”。小说特别注重对地方文化的发掘与阐释，注重民间文化中的力量与美。燕赵文化潜藏于创作意识的深层，使运河文化复活掀起了一轮新的更大的波澜。
刘凤起1985年毕业于廊坊师范学院（原为廊坊师专）中文系。那是一所很有创作传统的师范院校，也是在国内最早开办作家班的大专院校，不少教授本身就是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如著名小说家汤吉夫，著名诗歌评论家苗雨时等。当年的神童作家刘绍棠和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曾多次来校讲课。刘凤起自觉担负起现实主义作家的责任，以大运河为原型和母题，秉持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手法，他所塑造的人物是运河人个体与群体的典型，他所记述的是以家族文化为根基而又升华的运河文化，他所承载是我们民族那段难忘的血与火的历史和救亡图存的不屈精神。小说所具有的地域性、民间性、史诗性和传奇性，这一切都在生动地说明，《永远的大运河》不仅激荡了运河文学，而且激荡了运河文化和运河历史，其余波所及，尚需拭目以待。
（作者简介：周纪鸿，文学评论家，海关总署驻天津特派员办事处海关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