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三年级的春天，山上的杜鹃花开得正艳。我坐在教室里，大哥向老师请假把我带回家，路上大哥告诉我，母亲出事了。懵懂的我不知道“出事”二字的意思，回到家不见母亲，她穿的薄棉裤带着血渍，晾在栅栏上。
　　第二天，我们兄妹四人被父亲厂部的解放车拉到30公里外的镇医院。很多人拥挤在医院走廊里，不知谁说了句“孩子来了”，堵在走廊的人们让出一条道，目光像舞台的聚光灯投向我们，有人窃窃私语：“孩子这样小，真可怜！”后来才知道，那些人是来给母亲献血的。
　　进了病房，母親躺在那里，见了我们，嘴唇哆嗦着，泪水无声地流下来。我们兄妹忐忐忑忑地贴着墙站着，木然地看着母亲，不知该安慰她还是陪她一起流泪。这时进来两个大夫，其中一个询问母亲术后的一些情况，并掀开她身上的被子，我看到母亲左腿仅剩的残肢，血染红了白纱布，格外刺眼。
　　母亲遭遇了车祸，保住了命，却失去了一条腿。后来，母亲说出事的时候，她是清醒的，被汽车撞击拖碾后，她爬起坐在地上，为了防止出更多的血，她把受伤的腿拧成麻花样。母亲讲述经历的时候，不曾流泪，把天塌地陷说得云淡风轻。
　　在医院躺了半年后，母亲穿上了假肢。假肢有十几斤重，为了保持身体平衡，她行走的时候整个身体都是挺直的，只有坐下的时候，搬动膝盖处的卡环才得以弯曲。一开始，母亲很不习惯，穿上假肢也要拄着双拐。慢慢地，母亲试着扔掉双拐，虽然走路很慢，但她逐渐适应，并不停地忙碌开来，像要弥补她失去的光阴。
　　每天放学回家，桌子上的饭菜都冒着热气。夜晚，我们写作业，母亲陪在一边织毛衣或纳鞋底，只有睡觉的时候，母亲才脱下十几斤重的假肢。假肢把母亲的腿磨出很多血泡，她用做活的针，在蜡烛的火苗上烧一下，挑破血泡。母亲说，等磨出茧子就不疼了。
　　一夜终究无法让破损的皮肉愈合，第二天母亲照旧穿上假肢，走路缓慢而且一顿一顿的，那是一种怎样的钻心之痛！母亲从未抱怨生活赐给她的苦难，反而倔强地走在疼痛的路上。一茬接一茬的血泡历练着母亲，我们心疼母亲，劝她皮肤痊愈了再穿假肢。母亲却说，这个过程必须经历，如果闯不过去就只能拄拐或坐轮椅。
　　母亲想出各种方法，用软布把残肢缠住，因为她经常活动，软布很快就松懈，试了几天，母亲觉得浪费时间而且麻烦，就放弃了软布。母亲又在假肢腔体边缘涂爽身粉，还是因为母亲活动量大，汗水让爽身粉很快失去功效。最后母亲放弃一切，用皮肉对抗着身体的另一半，接受着假肢带给她一次次的磨炼。她没有服输，终于腿磨出了老茧。
　　从清晨睁开眼，母亲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她从未把自己当成残疾人，相反她比健全人更卖力。母亲不仅照顾着一家人的一日三餐，还养猪喂鸡，侍弄菜园子。假肢已然成为她的助力，没有它，母亲已寸步难行了。临近春节，母亲用一只脚蹬着缝纫机，一忙就是半夜，我们兄妹每人一身新衣服，都在年三十穿在身上。时间在母亲的忙碌中流进我们的身体，我们脚上的尺码逐渐加大加宽，母亲脸上的皱纹也加长加深。
　　母亲75岁那年，她走不动了，说自己真的老了。但每天仍坚持拖着十几斤的假肢下楼走一走，和邻居打牌聊天。母亲穿了41年的假肢，相当于每天要负重十几斤。如今母亲78岁了，躺在床上，她再也不用负重前行了。可是假肢，已然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即使不再穿了，也放身边。它和母亲一样，累了，想歇歇了。可我知道，母亲不再奔走，母爱却未曾停下来。她换了一种方式，比如不厌其烦的叮咛，不管你在哪儿，都会穿越千山万水，奔行到你身边。
　　（责任编辑/刘大伟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