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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尼采在早期作品《悲剧的诞生》中针对古希腊悲剧，详细定义论述阐释了“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在内容、情节、手法等方面，均体现“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此外，因《受戒》本身基于汪曾祺的一个梦，这个梦来源于汪曾祺十七岁时的青春经历，从作者本身的经历也能够阐释“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
关键词：自然 解放 《受戒》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早期的作品，是他反传统提出的对于艺术和哲学的新的解释。他提出要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这两个艺术动力的斗争，用艺术拯救人生。尼采将日神精神称为“梦”，将酒神精神称为“醉”，而在梦与醉中，包含着与自然、风土人情的和谐美好。《受戒》是汪曾祺一九八零年创作的一部中短篇小说，语言质朴淳实，意境恬淡自然。其中，多用佛教词汇，如“烧戒疤”、“南无阿弥陀佛”、“开香赞”等，穿插其中，荡漾着佛教的意蕴。但在细节方面，仍旧体现了“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其中，以庵赵庄虽多为和尚但却不失世俗化、不失天性为“酒神精神”的代表，以作品本身“梦”的格式与散文化、如诗般的语言为“日神精神”的代表。
一.《受戒》中的日神精神——“记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梦是日神最完全直接的体现，也是最重要的识别日神实质的方式。”[1]而汪曾祺的作品《受戒》就写自他四十三年前做的一个梦。而作者的梦本身就是《受戒》这一作品内容，“梦”的外表就是酒神精神的体现。
（一）“日神精神”在情节上的体现
《受戒》讲述了主人公明子“受戒”当和尚的故事，文章开头两句交代了明子的年龄——十七岁，而作者汪曾祺写作此篇时的四十三年前，作者本人亦是十七岁。当时作者居住在高邮，周遭有许多与小说中描写的相似乃至相同的事物——荸荠庵、小英子等人事物的原型都是存在的。而作者在四十三年后的一九八零年又“梦”到这一场景，足以说明作者童年时在高邮的生活十分洒脱快乐。
（二）“日神精神”在语言特征上的体现
《受戒》全文体现小说诗化和小说散文化的语言特征——亦是汪曾祺的惯用的小说笔法。“诗化”和“散文化”本身就给人一种明朗清新的直观感受——美的感受，句子与句子排列舒展与水墨画一般写意的对自然的描写，以及全文庵赵庄人情之美的衬托，共同体现了日神精神的和谐、自然与美好。此外，这种语言特征和古希腊时的“史诗”乃至后来的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诗”有相似之处，在形式上体现着日神精神的关照。
（三）“日神精神”在作者创作初衷的体现
“日神的价值还在于外表日神的力量不仅在梦境和虚构文学中展示自己，还会把我们的周遭变得跟梦一般，通过这种方式，从真实的事物中显现自己。”[2]不只是在《受戒》中体现了向善、向美的日神精神，在作者汪曾祺的现实生活中，亦是经历了此种美好自然的生活情状。这一生活记忆，影响着汪曾祺的一生。尤其是在一九八零年前后，因文革时参与创作样板戏，文革后因与江青的瓜葛而受审查。亦因此，在“伤痕文学”、“反思文革”等浪潮下，汪曾祺難以入其中并不满于过于政治化的文学方式，便忆及青年时期的纯洁、美好。尘封四十三年的梦或是记忆，在一九八零年浮现出来，分量更加沉重，并带给作者以回味、美好、慰藉的深刻情感体验，给予作者从文的希望，体现了阿波罗乃是“闪耀者”、“发光者”，是光明之神[3]的美妙作用。
二.《受戒》中的酒神精神
（一）明子与小英子的爱情体现
尼采称酒神为“感伤”，因为它哀叹自己过去（或未来）肢解成个体，哀叹酒神的狂欢的终结。与此同时，酒神又是与自然愉悦的团圆——并因此听起来是朴素的。[4]
日神精神被称为“梦”，酒神精神则被称为“醉”，劝说人们狂喜地丢掉个人身份和意识控制，也是摆脱世俗观念、律令的束缚，从而获得人性解放，得以展现自然的精神象征。
在《受戒》中，作者虽对小英子和明子二者的爱情着墨不多，即使写到也仅仅是淡如水墨画一般宕开一笔，从明子与小英子初见时互生好感，小英子赠予明子自己吃剩的半个莲蓬，到明子到荸荠庵里当和尚后与小英子日渐熟络，互生好感，再到明子受戒后在船上和小英子的约定，总是“水满自溢”般真情的自然流露，毫不违和地倾泻出来。
“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5]以及在明子受戒途中，从庵赵庄到县城，与小英子共同经过芦苇荡子，透过密密地芦苇草，四周见不到人，“明子总是无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6]淡淡地描写却体现了小和尚明子虽“受戒”，或多或少受到清规戒律的束缚，但在面对自己心爱的女孩时，仍旧是自然流露真挚的感情，不受拘束;小英子活泼而具有灵性，初见明子并无男女之间的拘束感，热情大方，天真烂漫，似沈从文笔下描摹的翠翠。英子长于山野，性情洒脱。在这种性情的影响下，明子对英子自然生发的喜爱之情，正是酒神精神的部分表现。
（二）从“受戒”到“破戒”
酒神文化试图在统一整体里掩盖个性——从日神的观点看，这是对个体的威胁，是危险的，因为它预示着个体将丧失区分、评估能力，就好像人喝醉的时候会失去自我认知和控制能力。相应的，日神也是危险的，因为它意味着将存在拆分为个体。[7]
在《受戒》中，不仅明子和小英子的性格、行为中体现了酒神精神的作用，其他人物亦因天性自然解放而忽视“受戒”的束缚形式而自觉转向“破戒”。按照尼采的观点：“酒神文化试图在统一整体里掩盖个性”，而“受戒”作为一种佛教仪式，是酒神精神试图掩饰个体化特征，使之趋向整体的体现。而这种观点是危险的，因为它预示着个性化以及个体评估能力的丧失，是只有在“醉”的状态下才显现出来的无意识产物。因此酒神更新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纽带，使他们不再以为自己是受人造法律或习俗所限制，隔绝出来的独立的个体;酒神也庆祝自然与人和谐生存的世界。[8] 《受戒》中通过列举“杀猪”、“箍桶”等世俗职业而把“和尚”职业化，加深了“和尚”乃至“佛”的民间世俗化特征;明子初做和尚时的穿着——“明子穿了这件和尚短衫，下身还是在家穿的紫花裤子，赤脚穿了一双新布鞋”，说明做和尚、信佛就像是生活一般随意随性，更体现了世俗化的宗教与生活融会贯通。和尚们喝酒吃肉，生活不受拘束，从中可见酒神更新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纽带后，人们作为独立个体而异彩纷呈。
三.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二元性
（一）“受戒”的双重内涵
日神的美好世界不仅是一个幻象，也是“神意”;不仅仅是对意志的压迫，也是一种生存，表面镇定或平静，实际上充满了愉悦和活力。受戒与日神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受戒之后的明子虽处处受到佛教清规的束缚，在爱情等欲望面前要处处克制，但这种宗教的克制拉开了恋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产生美的效果。汪曾祺笔下的人心、人欲在实质上未被束缚，这也是以明海为代表的众和尚的生存之道，是受戒双重内涵的展现。
（二）“幻象”的背后
按日神的词根来讲，阿波罗乃是“闪耀者”、“发光者”，是光明之神，他也掌管着内心幻象世界的美的假象。使日神艺术如此美丽、使我们如此愉悦的，不仅仅是它的形式特征，更是一种永恒的感受——这个形式不过是幻象。
《受戒》虽描绘了江南水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妙场景，但终究是作者的一场梦。梦境之中还是梦境，抑或是梦境本身就是梦或梦中之梦，梦就是其他东西写的外表，尼采针对此提出了“对外表之外表的永恒意识”这一概念。梦境若是丢掉外表，便会变成病态。因此酒神和日神二者缺一不可，虽处在对抗的状态，却具有二元性，只有共同存在，才能够保持应有的平衡。
因为作者的梦中掩藏的是文革后饱受诟病的不甘乃至屈辱，这种屈辱便是美好的梦的外表下的真实与尼采意义上的“病态”。但在精神饱受摧残的时境下，汪曾祺仍旧把“梦”赋予美好的意义，便是日神取向的象征。在他的文学理想中，固然重视文學在一定意义上的教化功能，希望自己的小说“有助于世道人心”[9]，但在时代浪潮的作用下，他意识到写作空间的局促与对个人写作观念的恪守，关注人性，在表现人性不应该被压抑毁坏的同时，发掘了 “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写了人性的解放。”[10]——唤起读者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与共鸣。
在《受戒》中，既有自然美好向上的一面，又有反抗规律、反抗世俗的强音。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是自古希腊以来就保持对抗的两股力量，总是相辅相成，保持一种稳定斗争、不可分离的状态，而这种斗争在塑造作品这一方面，发挥强大功用，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2]Douglas Burnham
关键词：自然 解放 《受戒》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早期的作品，是他反传统提出的对于艺术和哲学的新的解释。他提出要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这两个艺术动力的斗争，用艺术拯救人生。尼采将日神精神称为“梦”，将酒神精神称为“醉”，而在梦与醉中，包含着与自然、风土人情的和谐美好。《受戒》是汪曾祺一九八零年创作的一部中短篇小说，语言质朴淳实，意境恬淡自然。其中，多用佛教词汇，如“烧戒疤”、“南无阿弥陀佛”、“开香赞”等，穿插其中，荡漾着佛教的意蕴。但在细节方面，仍旧体现了“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其中，以庵赵庄虽多为和尚但却不失世俗化、不失天性为“酒神精神”的代表，以作品本身“梦”的格式与散文化、如诗般的语言为“日神精神”的代表。
一.《受戒》中的日神精神——“记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梦是日神最完全直接的体现，也是最重要的识别日神实质的方式。”[1]而汪曾祺的作品《受戒》就写自他四十三年前做的一个梦。而作者的梦本身就是《受戒》这一作品内容，“梦”的外表就是酒神精神的体现。
（一）“日神精神”在情节上的体现
《受戒》讲述了主人公明子“受戒”当和尚的故事，文章开头两句交代了明子的年龄——十七岁，而作者汪曾祺写作此篇时的四十三年前，作者本人亦是十七岁。当时作者居住在高邮，周遭有许多与小说中描写的相似乃至相同的事物——荸荠庵、小英子等人事物的原型都是存在的。而作者在四十三年后的一九八零年又“梦”到这一场景，足以说明作者童年时在高邮的生活十分洒脱快乐。
（二）“日神精神”在语言特征上的体现
《受戒》全文体现小说诗化和小说散文化的语言特征——亦是汪曾祺的惯用的小说笔法。“诗化”和“散文化”本身就给人一种明朗清新的直观感受——美的感受，句子与句子排列舒展与水墨画一般写意的对自然的描写，以及全文庵赵庄人情之美的衬托，共同体现了日神精神的和谐、自然与美好。此外，这种语言特征和古希腊时的“史诗”乃至后来的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诗”有相似之处，在形式上体现着日神精神的关照。
（三）“日神精神”在作者创作初衷的体现
“日神的价值还在于外表日神的力量不仅在梦境和虚构文学中展示自己，还会把我们的周遭变得跟梦一般，通过这种方式，从真实的事物中显现自己。”[2]不只是在《受戒》中体现了向善、向美的日神精神，在作者汪曾祺的现实生活中，亦是经历了此种美好自然的生活情状。这一生活记忆，影响着汪曾祺的一生。尤其是在一九八零年前后，因文革时参与创作样板戏，文革后因与江青的瓜葛而受审查。亦因此，在“伤痕文学”、“反思文革”等浪潮下，汪曾祺難以入其中并不满于过于政治化的文学方式，便忆及青年时期的纯洁、美好。尘封四十三年的梦或是记忆，在一九八零年浮现出来，分量更加沉重，并带给作者以回味、美好、慰藉的深刻情感体验，给予作者从文的希望，体现了阿波罗乃是“闪耀者”、“发光者”，是光明之神[3]的美妙作用。
二.《受戒》中的酒神精神
（一）明子与小英子的爱情体现
尼采称酒神为“感伤”，因为它哀叹自己过去（或未来）肢解成个体，哀叹酒神的狂欢的终结。与此同时，酒神又是与自然愉悦的团圆——并因此听起来是朴素的。[4]
日神精神被称为“梦”，酒神精神则被称为“醉”，劝说人们狂喜地丢掉个人身份和意识控制，也是摆脱世俗观念、律令的束缚，从而获得人性解放，得以展现自然的精神象征。
在《受戒》中，作者虽对小英子和明子二者的爱情着墨不多，即使写到也仅仅是淡如水墨画一般宕开一笔，从明子与小英子初见时互生好感，小英子赠予明子自己吃剩的半个莲蓬，到明子到荸荠庵里当和尚后与小英子日渐熟络，互生好感，再到明子受戒后在船上和小英子的约定，总是“水满自溢”般真情的自然流露，毫不违和地倾泻出来。
“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5]以及在明子受戒途中，从庵赵庄到县城，与小英子共同经过芦苇荡子，透过密密地芦苇草，四周见不到人，“明子总是无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6]淡淡地描写却体现了小和尚明子虽“受戒”，或多或少受到清规戒律的束缚，但在面对自己心爱的女孩时，仍旧是自然流露真挚的感情，不受拘束;小英子活泼而具有灵性，初见明子并无男女之间的拘束感，热情大方，天真烂漫，似沈从文笔下描摹的翠翠。英子长于山野，性情洒脱。在这种性情的影响下，明子对英子自然生发的喜爱之情，正是酒神精神的部分表现。
（二）从“受戒”到“破戒”
酒神文化试图在统一整体里掩盖个性——从日神的观点看，这是对个体的威胁，是危险的，因为它预示着个体将丧失区分、评估能力，就好像人喝醉的时候会失去自我认知和控制能力。相应的，日神也是危险的，因为它意味着将存在拆分为个体。[7]
在《受戒》中，不仅明子和小英子的性格、行为中体现了酒神精神的作用，其他人物亦因天性自然解放而忽视“受戒”的束缚形式而自觉转向“破戒”。按照尼采的观点：“酒神文化试图在统一整体里掩盖个性”，而“受戒”作为一种佛教仪式，是酒神精神试图掩饰个体化特征，使之趋向整体的体现。而这种观点是危险的，因为它预示着个性化以及个体评估能力的丧失，是只有在“醉”的状态下才显现出来的无意识产物。因此酒神更新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纽带，使他们不再以为自己是受人造法律或习俗所限制，隔绝出来的独立的个体;酒神也庆祝自然与人和谐生存的世界。[8] 《受戒》中通过列举“杀猪”、“箍桶”等世俗职业而把“和尚”职业化，加深了“和尚”乃至“佛”的民间世俗化特征;明子初做和尚时的穿着——“明子穿了这件和尚短衫，下身还是在家穿的紫花裤子，赤脚穿了一双新布鞋”，说明做和尚、信佛就像是生活一般随意随性，更体现了世俗化的宗教与生活融会贯通。和尚们喝酒吃肉，生活不受拘束，从中可见酒神更新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纽带后，人们作为独立个体而异彩纷呈。
三.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二元性
（一）“受戒”的双重内涵
日神的美好世界不仅是一个幻象，也是“神意”;不仅仅是对意志的压迫，也是一种生存，表面镇定或平静，实际上充满了愉悦和活力。受戒与日神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受戒之后的明子虽处处受到佛教清规的束缚，在爱情等欲望面前要处处克制，但这种宗教的克制拉开了恋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产生美的效果。汪曾祺笔下的人心、人欲在实质上未被束缚，这也是以明海为代表的众和尚的生存之道，是受戒双重内涵的展现。
（二）“幻象”的背后
按日神的词根来讲，阿波罗乃是“闪耀者”、“发光者”，是光明之神，他也掌管着内心幻象世界的美的假象。使日神艺术如此美丽、使我们如此愉悦的，不仅仅是它的形式特征，更是一种永恒的感受——这个形式不过是幻象。
《受戒》虽描绘了江南水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妙场景，但终究是作者的一场梦。梦境之中还是梦境，抑或是梦境本身就是梦或梦中之梦，梦就是其他东西写的外表，尼采针对此提出了“对外表之外表的永恒意识”这一概念。梦境若是丢掉外表，便会变成病态。因此酒神和日神二者缺一不可，虽处在对抗的状态，却具有二元性，只有共同存在，才能够保持应有的平衡。
因为作者的梦中掩藏的是文革后饱受诟病的不甘乃至屈辱，这种屈辱便是美好的梦的外表下的真实与尼采意义上的“病态”。但在精神饱受摧残的时境下，汪曾祺仍旧把“梦”赋予美好的意义，便是日神取向的象征。在他的文学理想中，固然重视文學在一定意义上的教化功能，希望自己的小说“有助于世道人心”[9]，但在时代浪潮的作用下，他意识到写作空间的局促与对个人写作观念的恪守，关注人性，在表现人性不应该被压抑毁坏的同时，发掘了 “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写了人性的解放。”[10]——唤起读者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与共鸣。
在《受戒》中，既有自然美好向上的一面，又有反抗规律、反抗世俗的强音。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是自古希腊以来就保持对抗的两股力量，总是相辅相成，保持一种稳定斗争、不可分离的状态，而这种斗争在塑造作品这一方面，发挥强大功用，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2]Douglas Burnh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