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秘的伊尔—14
　　
　　1968年4月26日下午，一列由北京开出的直达快车，驶进山东济南。从车尾软卧里走下了三位神色漠然的军人。
　　4月28日晚，在3人下榻的招待所里，海军军官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报告吴副总长，关于山东这起重大反革命陷害案，我们初步拟定了一个准备逮捕的要犯名单，请你定夺。”
　　4月29日下午，一架银灰色的伊尔—14型民航客机，悄然降落在济南西郊机场。随即，机场戒严了。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地闯来，直抵飞机弦梯旁。车门猛地打开，两名彪悍的士兵，架起车上一位手戴镣铐的中年人飞快地从弦梯攀缘而上。不一会儿，第二辆、第三辆、第四辆吉普车又依次把几名囚犯载到机场，由武装士兵分别把他们押送到彼此隔绝的机舱里。他们是：山东省交际处处长陈静波、山东省公安厅警卫处副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分处处长曲和钧。
　　就在曲和钧被推搡着走上飞机时，前舱室里一声断喝：“不许站起来！”他迅疾向探身的囚犯扫了一眼，是于杰，他意识到和自己一起参与审查“国舅爷”的领导和战友，都已落入了魔掌。
　　飞机咆哮着滑出了跑道，昂首冲向云空。然而，戒严令却没有解除。傍晚，神秘的伊尔—14再返机场，4辆吉普车又把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正、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济南铁路局公安处保卫股长史殿安，送上了这令人恐怖的载体。
　　
　　二、难忘的1959年
　　
　　上世纪50年代最后一个春天，年轻的山东省公安厅警卫处副处长于杰，在北京全国警卫工作会议上遇到了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的一个科长。这科长沉思有倾，说，“知道吗？李干卿要到中南海来……”“李干卿？”于杰诧异了。他无法想象，这个在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明查暗访搜寻八路、刺探情报的巡官，也能到党中央的驻地来！可是，他毕竟是毛主席夫人江青的哥哥。
　　那科长沉静地说：“你们把他的情况写一份材料报来，历史和现实的表现都要弄清楚。”“好。”于杰知道那个科长在中南海保卫局里的重要位置。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正和分管警卫工作的副厅长李秉正，为调查李干卿的问题而焦心着。对李干卿，他们每每有投鼠忌器之心。两位厅长经过仔细磋商，决定立即成立调查组，谨慎而又迅速地开展工作。张国峰郑重地叮嘱自己的战友：“老李，这件事，由你一抓到底！”
　　他们没有想过这种行动日后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因此，当他们在奔波的时候，忽视了另一些和他们同时在奔波着的人们。
　　江青悄悄来到了济南。一下飞机，她就与忧心忡忡的李干卿见了面。之后，李干卿又心神不定地飞赴北京，一住就是40天。李干卿与江青的这两次接触，都谈到了自己受审查的问题。江青说：“你要稳住，不要害怕，还有上边嘛！”从此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3个月过去，调查工作基本结束。
　　一日，济南铁路公安处接到通知：毛泽东主席将来山东。这加速了李干卿调查材料的定稿。1959年10月24日一早，王茂青副处长带着材料来到德州火车站。上午，毛主席乘坐的专列驶进德州站。卫士长李银桥快步走下车来，一见到王茂青就问：“材料带来了吗？”“带来了！”“好！”卫士长如释重负地吁出一口气，说：“有了材料就好办了！”那时，毛主席几乎每年都要路过或到山东来。许是江青使然吧，毛主席在济南逗留时，好几回提出要见李干卿，警卫和公安人员都委婉地阻止了。这些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不愿意让他的意思有一丁点儿不如愿，但他们又清醒地知道，必须对领袖的安全负责。李干卿的两支手枪至今下落不明。数小时后，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停在了济南西郊机场附近的专用线。
　　同一天，江青先于毛主席几小时乘飞机到达济南。她躲在西郊机场上的空军招待所里，不肯见专列上的毛主席。正在现场警卫的于杰听专列上的同志悄悄说：“别扭了！”看来，在一些家庭时常出现的那些麻烦，在领袖之家也不能避免。
　　毛主席忙完公务，驱车来到机场见江青。于杰安排人在招待所门前的树荫下摆上了一桌两凳。他远远看到，夫妻俩默默地坐了半个小时。毛主席起身走了，江青却又精神起来了。这使他想起了1949年的事。那一次，江青来济南，住下就不走了。毛主席曾两次拍电报催她返京，她均置之不理。后来，毛主席又发来了第三封电报：你再不回来，我就要接你去了！毛主席也难啊！
　　王茂青正在专列上鞍前马后地跑着，卫士长李银桥又找他来了：“把李干卿找来吧。主席要接见他。”王茂青一愣，但随即转身摸起了电话……
　　汽车把李干卿送到西郊的专列旁。他在车上见到了身穿睡衣的毛主席。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很快就下车了。王茂青看看表，毛主席接见李干卿前后总共不过5分钟时间。
　　
　　政治局会议上的哭声
　　
　　1968年4月25日，在钓鱼台的一所会议室里，中央政治局正在举行一个非同寻常的会议。突然，会场上一个女人放声大恸。谈锋正健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十分知趣地停止了汇报。“我好命苦哇！”江青在大骂山东省公安机关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她哥哥的迫害以后，涕泪横流地说：“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进行迫害……他们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的呀，呜……呜……”
　　惯于打圆场的陈伯达马上出来收拾局面：“山东调查李干卿的问题，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从山东搞李干卿的问题说明，刘、邓、彭、罗为首的地下公安部，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挖出来，一定要把公、检、法彻底砸烂！”散会以后，他又在山东省革委会的报告上批道：“已听王效禹汇报（正在开军委会)，交吴法宪具体办理。”
　　就这样，专案组的3名军人便手持“尚方宝剑”火速抵鲁。
　　4月29日夜，在李秉正等人被秘密押送北京时，身患癌症的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病情恶化，北京来人决定：送张国峰到郭店劳改医院突击审查。
　　
　　挣不掉的枷锁
　　
　　车队进入昌平县境。不多久，一所灰色建筑首先映入于杰的眼帘。他无不惊愕，差点叫出声来。天哪？怎么到秦城监狱了？车进监狱大门时，王茂青也在嗟叹。
　　难捱的铁窗岁月开始了。
　　当羁押在秦城监狱二楼的这些囚犯在死寂中消蚀着自己的生命时，中国正不易觉察地发生重大变化。专案人员已经不再来开展他们曾经认为是无比重要的工作。对案犯的审讯次数逐年减少，入狱第3年，干脆把他们挂起不问了。
　　1971年9月1日晚，王茂青被带到了阔别已久的审讯室。室内气氛与当年显然不同。“领导决定你们先回济南，听候处理。”一个肤色黝黑的大个子军官说。王茂青提出要结论。“不行，没有结论。”王茂青说：“那我先不回去吧，不差这几天了，就在这儿等结论。”“让你回去就回去嘛！”黑大个儿又拿出当年审讯他们的架式，沉下脸说，“不要等了，这是中央的决定，又不是我个人说了算。”其他的人也都分别被叫去谈了话。
　　9月3日早晨，一队轿车驶抵西苑机场。陈静波、于杰、王茂青、曲和钧、史殿安3年多来第一次聚首，一个个悲喜交加，都有恍如隔世之感。但当他们发现获释的人中没有李秉正时，心头都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案子并没有了结！他们回到济南，仍是不戴镣铐的囚犯。
　　
　　公正的裁决
　　
　　沉寂已久的惊雷终于响了。江青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1977年8月，党中央终于为审查李干卿的案件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中共山东省委负责同志在平反昭雪大会上庄严宣布了中央主管部门关于李秉正等6位同志的平反结论：“李秉正同志为了保卫毛主席，对李干卿的反动历史进行调查，这件工作进行的是完全必要的，无可非议的。江青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是政治上的诬陷。”大会还宣布了给已故的张国峰、叶茂林平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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