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常驻都江堰的上海设计、建设、监理以及医疗、教师、志愿者等援建队伍1200多人，施工队伍4000多人，整个上海援建队伍大致在6000人左右的规模。
　　
　　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他们活跃在都江堰灾后重建的第一线。
　　为开展灾区医疗救治、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卫生防疫等援助，上海在都江堰长期保持着26支200多人的医疗卫生队。
　　为协助灾区警务工作，上海选派了两批210人的公安干警进驻都江堰。
　　为支持灾区教育，上海选派了67名支教老师，深入都江堰16个乡镇。
　　为帮助受灾群众心理抚慰、重建社区关系以及帮助当地社工培训，先后四批236名来自上海的灾后重建服务社工走进都江堰板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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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指挥部总指挥薛潮说，5·12汶川特大地震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凝聚起一股强大的共御天灾的合力，展现出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
　　天灾，将上海与都江堰的脉搏紧紧扣在一起。
　　目前，常驻都江堰的上海设计、建设、监理以及医疗、教师、志愿者等援建队伍1200多人，施工队伍4000多人，整个上海援建队伍大致在6000人左右的规模。
　　我们选取了下面这些人，他们是6000名援建者的缩影。
　　
　　34名援建干部
　　
　　出都江堰城，沿106省道往青城山方向开出大约10公里，路边有座寻常的农家院子——玉景园。玉景园的主体建筑是一栋两层的农家洋房，没有门牌号、没有机构挂牌，只有两名保安守在院子门口，若不是援建干部汪剑明带路，很难想到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指挥部就在这里。
　　“指挥部设在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汪剑明介绍，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后，上海方面需要先在都江堰找到一处适合指挥部办公的场所，但是都江堰城区绝大多数房屋都已经在地震中损毁，“开车找了几天也没能找到”。
　　都江堰市曾提出可以将指挥部设在青城山脚下的一个星级宾馆，“我们也去看过，条件确实不错，房屋很结实，但考虑到我们是来援建，不是来享受的，因此谢绝了都江堰的好意。”
　　“就在这时，帮我们开车的当地司机突然说他有一个农家乐，建议我们不妨去看看。”汪剑明说，“这才知道他原来是当地的一个老板，之前一直瞒着我们说自己只是一名志愿者。”
　　车子开到玉景园，“行，就它了！”汪剑明回忆。不过，当时的玉景园可不是现在这样设施齐备，主體建筑虽然在地震中没有受损，但由于是在震前刚建好，除了一个空架子，屋里啥也没有，不通电，不通网络，没有热水，墙壁没有粉刷，甚至连地面都没有铺好。而玉景园的周边，所有饭店关门歇业，老百姓全住在帐篷里，天一黑，没有路灯，只能远远看见青城山黝黑的轮廓，静得怕人。
　　6月28日上午，上海市正式成立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指挥部，一天后，第一批先遣组的十几名援建干部就启程了。先遣组于30日凌晨抵达玉景园，随后开始完善房屋的基础设施、购置办公设备，一直忙到7月3日上午，房间水泥地面才铺好，当晚，第二批人马就抵达都江堰，直接进驻玉景园。
　　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指挥部就这样正式运转，不要小看了这个团队，34名援建干部都是来自上海市商委、科委、旅委、建委、卫生、教育、民政等数十个部门精挑细选的业务骨干，他们的行政级别都是处级乃至以上，年龄结构集中在35岁至45岁。
　　“我们的援建干部看上去都很寻常，可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汪剑明说。
　　34名援建干部中不少人此前曾有过援藏、援疆的经历，汪剑明就曾是一名援藏干部，他是上海市旅游局政策法规处处长，离开上海时2岁的女儿因为心肌炎正在住院治疗，但他向组织隐瞒了这个事情。
　　援建干部朱勤忠来自上海市卫生局医政管理处，也是34人中唯一一名卫生医疗系统的援建干部。来都江堰一周后，朱勤忠发现了汪剑明的心思，于是赶紧联系后方资源帮助汪剑明解决了后顾之忧。
　　朱勤忠其实已经是第二次赴灾区，2008年5月14日，他作为上海抗震救灾医疗队的一员曾到映秀参与救援，直至6月3日回到上海，但仅过了两周就又报名赴都江堰援建。
　　卫生医疗系统当时有七八十人报名要求赴都江堰援建，但名额却只有一个，朱勤忠找到卫生局领导，“我跟领导说我有优势，一，我刚从灾区回来，熟悉灾区情况；二，我有医政管理专业背景；三，我年轻，能吃苦。”
　　
　　朱勤忠家里其实也有困难，他的岳父患癌症正在接受治疗，“我岳父早年就曾丢下妻儿，参与唐山大地震救援，那时，我妻子才8个月。”这一回，36岁的朱勤忠丢下了3岁的儿子。
　　“我们这34个人此前基本都不相识，地震让我们走到了一起，但我觉得能让我们聚在一起的，还有骨子里的某种共性。”来自嘉定区真新街道的水洁说。
　　
　　为灾区复苏而欣慰
　　
　　34个人到都江堰后被分为6个小组：综合计划组、工程建设组、经济发展组、社会工作组、后勤保障组、联络协调组。汪剑明把这6个组比喻成一个浓缩的小政府，“上海各个系统的人都在这里聚齐了。”
　　汪剑明被分到经济发展组，朱勤忠与水洁分到了社会工作组，以社会工作组为例，由来自上海市教育局、卫生局、民政局、劳动与社会保障局以及街道办的5名人员组成，对应援助都江堰在这些方面的重建工作。
　　“来的时候我就做好了住帐篷的准备，有房子住已经很不错了。”不过，条件的艰辛还是超出了大家的想象，朱勤忠作了一个统计，自打来到都江堰，4级以上的余震经历了400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经历了35次，6级以上的余震经历了8次。
　　34个人白天出去调研，饿了，吃两口板房饭，累了坐在石头上休息一会，晚上再回来开会研究，这是指挥部的常态，34个人当时就住在指挥部楼上，“一开始大家都很盼望晚上开会，因为这样就可以忘记思乡了。”朱勤忠说。
　　山区夏天蚊子多，有一次开会，朱勤忠统计了一下，一个小时拍死了40只蚊子。来自上海市商委的贺毅群介绍，一开始灾区老停电，大家晚上开会，每个人不得不打开笔记本电脑，借着电脑屏幕的光做记录。
　　34名援建干部平时在上海大多是所在部门的领导，比如贺毅群，他是商委外事处的处长，以前一些事情有秘书帮忙，但在这里大小事情都得自己动手。
　　水洁说，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在家的时候有老婆帮着洗衣服，到这里，一开始没有洗衣机，自己撸起袖子洗。
　　“没有热水就洗冷水澡，关键还是饮食不习惯，我们吃惯了甜食，这里吃得太辣。”由于水土不服，水洁身上起了很多小疙瘩，指挥部对面开了一家小面馆，他与朱勤忠时常过去“开小灶”。
　　朱勤忠前不久给援建干部们做了常规体检，发现有高血压的人从原来五六个人增加到了至少10个。“饮食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是工作压力大。”他因此建议大家中午再忙也要休息一会，但来了两百多天，大家好像压根就没有假日的概念。
　　苦头吃了不少，但是34名援建干部都觉得非常值得，贺毅群说，看着这座城市在废墟中一天天建起，看到灾区群众的笑容一天天多起来、麻将搓起来、啤酒喝起来，看着灾区的经济一点点复苏，他觉得特别充实。
　　来自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徐行超第一次做了一件浪漫的事，他到现在还瞒着岳母，说自己到国外参加培训去了，妻子50岁生日那天，85岁的丈母娘吵着一定要见到徐行超，他托上海的同事给妻子送去了99朵玫瑰，老婆感动得直落泪。
　　徐行超觉得作出这样的牺牲很值得，他举例，“都江堰有32万劳动力，地震后统计，失业率高达86％，有28万人失业。通过这些日子我们与都江堰的共同努力，到去年底17.8万人实现就业，现在就业率已经提高到81％，3万个零就业家庭到去年底只剩200多户。”
　　这样的成就感，负责教育援助的、负责医疗卫生援助的、负责工程建设的……34个人，人人都可以说上一大堆。
　　朱勤忠说，26支来自上海卫生医疗系统的医疗队深入都江堰的每个乡镇，在一些农村医疗点，上海的医疗人员人数甚至超过当地，“在我们的努力下，今年春节前后，都江堰的传染病发病率比去年同期下降46％左右，群宴往年必定发生食物中毒，但今年一个都没有。
　　都江堰的疾控体系原先只覆盖了市区，在上海的援助下，现已辐射到了所有乡镇。朱勤忠很欣慰地说，整个都江堰由上海援助的卫生系统项目有23个，上海中医药大学、华东医院等上海市著名的医院以及各区县医院还与都江堰中医院、第二人民医院以及各乡镇医院结成了一对一的援建对子。
　　到都江堰200多天来，34名援建干部中很多人都会说上几句正宗的四川话，汪剑明说，“我们始终带着感情在做援建工作。”
　　这天中午，指挥部难得的雀跃，因为终于可以改善伙食了：一盆肥嫩的蹄膀。午餐其实很简单，一桌八个人，五六个农家小炒。
　　援建总指挥薛潮注意到一名援建干部还在外面忙碌，因此起身特意给他盛了一碗留着。这个动作令指挥部的同志们很是感动，有人“提意见”：薛总，我们也辛苦了，可是我们就享受不到他这个待遇。
　　“好！好！我也给你们盛一碗。”薛潮一边笑一边拿起这名干部的碗。
　　“我们的援建干部就是这样的可爱。”
　　
　　67名支教老师
　　
　　都江堰中学这栋4层的教师宿舍楼也将注定成为67名上海支教老师永久的集体记忆，200多天来，他们克服了教学条件差、环境不适应等诸多困难，把来自上海教育系统的爱留在了青城山脚下。
　　这是67名上海支教老师每天的常态，清晨，天蒙蒙亮，顶着晨雾，路途最远的老师就要启程了。为了不给灾区增添负担，他们拒绝了受援学校的专车接送，而是选择了公交车加步行的方式上下班。
　　夕阳西下，分赴都江堰16个乡镇的老师们又陆续回到了都江堰中学这个特殊时期的家。学会了腌制四川泡菜的束宝平招呼大家快来尝尝他的手艺，有人弹起了吉他，有人在和上海的亲人通电话。
　　在都江堰北街小学支教的上海虹口区红旗小学教师郑健接到了5岁的女儿从新疆打来的电话，悠扬的吉他撩拨着他的思女之情。郑健的妻子在上海工作也很繁忙，两口子一合计，将女儿送到了远在新疆的岳母家，一家三口就这样分处三地。
　　郑健一点都不后悔到都江堰来支教，当初听说区里正在招募赴四川灾区支教一年的老师，郑健第二天就報了名。
　　郑健在北街小学担任六年级（5）班班主任，初到北街小学，困难超出了他的想象，板房隔音效果差，加上教学点容纳了7所中小学的几千名师生，10米外还有正在施工的学校工地，噪音干扰厉害，教师们上课几乎都是在比嗓子，一节课下来常常喉咙沙哑甚至失声。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支教教师专门开了一次专题研讨会，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教师基本的站立位置要处于教室的中部，通过走动和转身让每个学生充分听到。但是这样一来教师的体力消耗就会增加，更糟糕的是，在初期，一旦下雨，板房内的水泥地面就开始渗水，雨越大，渗水越厉害。
　　郑健说，他的脚天天泡在水里都没有关系，一定要让孩子们听到最清晰的讲课。
　　从闵行区古美学校到都江堰蒲阳中学支教的周金宝觉得为灾区的孩子吃再大的苦也值。
　　周金宝支教的是初二（9）班，一个由地震中36名幸存孩子编成的班级。走进这个班级的一瞬，周金宝的眼睛就湿润了，全年级400多人，如今就剩下这36名幸存者拼凑在一起，不少孩子肢体残缺或者家庭缺损，上课的时候，一有风吹草动，所有的孩子都本能地往外跑。
　　那种惊恐不安的眼神，周金宝一辈子也忘不了，有什么比让他们获得安全感更重要的呢？
　　周金宝暗下决心，要将36个孩子一个个家访到。这一天双休日，从学校坐了1个小时的公交车，又走了将近半个小时的山路，周金宝终于找到了学生袁志贤的家，袁志贤曾就读于向峨乡中学，虽然在被掩埋8个小时后，她被成功解救，但右眼失去视力、左眼神经也受到严重损伤，连手指都不能弯曲。
　　周金宝的眼前是一间木头搭起来的简易棚，四面穿风，可是女孩却说：蛮好的，下雨不会漏。
　　屋里只有一盏灯，孩子说没关系，白天可以露天做作业。
　　周金宝掀开锅盖，看到下饭的菜是一碗油渣子。
　　他看得心酸，小姑娘却很坚强地劝慰老师。
　　可是，如何才能抚慰孩子们深藏内心的伤痛？
　　来自卢湾初级中学的教师张贵和作为支教队伍中唯一的美术教师想到了艺术治疗。
　　初到都江堰，张贵和一个半月内跑遍了都江堰50多所中小学，他看到孩子们很少有笑容，很多孩子甚至不愿意再回到教室。他决定用艺术进行心理干预为孩子们疗伤。
　　从孩子们的画作中，张贵和看到了悲伤、坚强、感恩、憧憬。给张贵和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学二年级的周宇恒的《妈妈，我怀念你》——一棵大树上，一只大鸟正在哺育小鸟，树下一个孩子仰天而望，泪水飞溅。在另一幅题为《生命的拔河》的画面上，一颗大红心被全国人民的手高高托起，红心的前方是两名解放军，后面是死神，拔河的绳子中间结着一条红领巾。
　　张贵和看完孩子们画的600多幅作品，从中挑选了150幅，准备编成画册《美丽的花朵》。
　　“美丽的花朵”这五个字曾经在2008年9月2日被温家宝总理写在都江堰新建小学的教室黑板上。
　　“我们一定要呵护这些美丽的花朵。
　　不能再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张贵和说。
　　67名支教教师，有着太多的故事。他们活跃在都江堰的教学一线，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来自上海市娄山中学的张斯恒被班上近60个孩子亲切地叫做“张爸”。
　　在支教队伍中，张斯恒被人称为支教专业户，他先在新疆阿克苏三中援疆三年，现在又主动请缨支教都江堰崇义中学。
　　张斯恒说，他要在这一年里将自己30年积累下来的经验毫无保留传递给都江堰的同行。
　　事实上，上海支教老师的教学经验已经在都江堰传播开来，成为都江堰教师学习的对象。
　　张伟令，上海市教委办公室主任，现任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指挥部社会工作组组长，在67名支教教师刚踏上都江堰的土地时，他就叮嘱教师们一定要带着思考、带着感情去工作，通过支教要留下一点先进的教育理念，留下一点让都江堰同行认可的教学方法。
　　在第一次动员会上，张伟令给教师们出了三道命题：我为什么要来支教、我该怎么支教、支教后我留下了什么。
　　张伟令自己在这200多天里也在实践这三道命题。为了让上海援建的20多所学校能在今年9月如期开学，他一次次深入工地，从勘查评估到地质灾害防范，从立项设计到现场施工，他都一丝不苟，牵头、参与。
　　张伟令最终形成了一套学校援建的思路，被指挥部形象比喻为“钥匙工程”，他承诺，要递交给都江堰人民三把钥匙：一是学校的钥匙，既要有硬件设施的援建，也要有软件配套和文化精神援建；第二把是开启学校管理之门的钥匙，上海将提供从学前教育开始到小学、初中、高中的全覆盖式教师培训，让每个教育阶段的都江堰教师都有机会到上海学习；第三把是开启两地教师心灵之门的钥匙。
　　他说援建工作不仅要“输血”，还要帮助灾区恢复“造血”功能。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对口援建的意义。”
　　
　　20名大学生志愿者
　　
　　幸福家园板房区住着这样一群特殊的青年人，他们是来自上海各高校的20名大学生志愿者，去年7月来到都江堰后，一直坚持工作至今。
　　25岁的姜月飞就是其中一员，姜月飞是同济大学职业教育专业的研三学生，地震发生后，作为班长，曾发动全班同学捐款捐物。“灾后大量工作需要开展，看到全国各地那么多志愿者涌向四川，我也蠢蠢欲动。”
　　姜月飞当时正忙着找工作，但他觉得到灾区做志愿者更有意义，也是一次难得的人生阅历，至于工作，“以后再找也不迟”。不过，姜月飞不想盲目前往，他觉得志愿者的工作应该系统化、专业化，“光有激情是不够的，最好有一个统一的领导”。
　　他查询到团中央、上海团市委正在招募“上海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抗震救灾专项行动”的志愿者，为期一年，于是毅然报名。
　　经过学校推荐以及上海市团市委的面试，姜月飞最终从600多名面试者中脱颖而出，成为20名大学生志愿者的一员。20名学生中，男生14人，女生6人，差不多一半是研究生，一半是大四毕业生，专业背景多与医疗、教育、行政管理有关。
　　“专业背景、综合素质包括心理素质与身体素质都是考核的重点，毕竟是到灾区工作，与普通志愿者不一样。”姜月飞回忆。
　　按照计划，他们将在都江堰协助当地政府机关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基本上是哪里缺人就往哪里补”，姜月飞说。
　　在上海进行了几天有关卫生防疫、心理抚慰、社区工作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后，20名志愿者乘坐火车，经过3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于2008年7月13日抵达成都，随后又在四川师范大学集中培训了两天，这才被送往都江堰。
　　“除了培训工作技能，还培训如何与受灾群众打交道，老师提醒我们尽量不要去勾起受灾群众的伤痛。”姜月飞回忆。
　　地震给这座城市造成的伤害深深触动了姜月飞，尽管此前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很震惊，心一下子沉重起来”。
　　他们被安排进幸福家园板房区，14名男生、6名女生分别住在7间板房。在等待具体工作分配前，20名志愿者先主动分成几组到板房区进行了一番调研，后来，他们被分配到都江堰市的民政、卫生、教育等政府部门当助手。
　　姜月飞被分到卫生局，因为经过专业培训，工作进展顺利。“困难、危险，来之前就有了心理准备，因此都能承受。”
　　20个青年人白天兵分几路到各自工作的单位，晚上回到板房还主动走进受灾群众家庭。“闲不下来，很想帮他们多做点事，哪怕扫个地，聊会天。”姜月飞说。
　　他们整合自己的资源、智慧，希望能帮到受灾群众：在安置点办了一个小学堂为灾区小朋友补课，带动孩子们做游戏，陪老人唠嗑……很快，就与幸福家园的群众打成了一片。
　　他们的朝气、活力给板房区增添了一份生机，一些人还将灾区的信息传递给远在上海的同学，发动大家奉献爱心，在板房区成立了一个小图书室。
　　在帮助受灾群众的同时，这些年轻人也被都江堰人的坚强、乐观所感动，姜月飞说，“这种经历，对我们这些从小在父母呵护下长大的孩子非常难得。我想，这是一大笔财富，会影响我这一生。”
　　姜月飞觉得自己这一年来成长非常快，当初的那股激情慢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冷静的思考，比如，如何持续性做好援建工作。
　　住在姜月飞对门的大叔一直像父亲一样照顾着姜月飞，今年春节期间，姜月飞回家省亲，那是他到都江堰后第一次回老家，不过，在家待了没几天就又提前回到都江堰。“好几户人家请我吃饭。对门的大叔给我送了好多吃的。”
　　姜月飞说，现在不少志愿者已经成为都江堰政府部门科室的骨干。不过，再有两个月，志愿者工作就要结束了，姜月飞和他的伙伴们有点依依不舍。
　　“我想，我還是会回来的，这里需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