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在回忆中曾谈到，在解放以后的“洗澡”运动中，他为自己在抗日战争中蛰居德国吃香肠看洋书而愧疚不已，真诚地希望自己那时也投奔了延安，或者在日本鬼子的枪弹中死去。与那些威武不屈的民族战士相比，他感到自己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有罪。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逻辑：大前提，有完人存在；小前提，你不是完人；结论，须忏悔改造。
　　这种典型的文革逻辑是荒谬的。首先，它的大前提——认为人有某一种可能的、应该的完美状态是错误的。按这种逻辑，人在每一方面，每一种活动中都可能也应该有一种完美状态，比如，有“具备完美革命性的完人”，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完人”，有“忠诚事业不计得失的完人”，有“大公无私艰苦朴素的完人”等，进一步地，存在具备一切优秀品质的纯粹的人。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抽象的神化，是设定一个主观臆造的完美之神。它一方面把人类的优秀品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另一方面按直线性的思维把人的某一优秀品质无限夸大和极端化，所以，这种完人是杜撰的、非现实的，作为整个推理的大前提是不科学的。
　　其次，这种逻辑拿现实的人与完人比较，以完人的标准要求现实的人，并由此断言他有不足，要求他为此负道德责任、政治责任乃至法律责任，这种比较，混淆了人的抽象可能性和现实可能性，把抽象可能性当成了现实可能性，要求人人都达到完人状态，做极难做到甚至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且，这套逻辑混淆了道德义务和政治法律义务，把“应该”和“必须”混同起来，视“应该”之事为“必须”之事，把道德谴责升级为法律处罚。人应做完人，但也可以不做完人，可按此逻辑，人则必须做个完人，否则他就有罪，就应付出代价。比如，人应不投降，因而被俘者就得被开除党籍、军籍甚至送去劳改。可见，完人出世，俗人便遭了殃，完人竟同上帝一样，造成了使人具有原罪的效果。在伟大而辉煌的完人面前，众生只有匍匐在地、忏悔不止、改造苦修的份儿，人被剥夺了人的尊严和权利。完人和上帝的唯一区别是，完人是在让人成圣成贤中苦难不已，上帝是在让人洗除原罪中苦难不已。
　　运用完人逻辑，拿庸人和完人比较，进而对凡人进行惩罚和改造，从来都是居高临下的，都是在上位者的特权。拥有这种“比较权、改造权”的唯一前提是政治权力，并非自身已是完人。
　　平庸和缺点是人之常态，它们比之高尚与完美，自然是缺憾不足，但人并不因此丧失自己的存在的依据。如果他们未损害别人的利益，那么任何人都没有指责和改造他们的权利。而且，平庸和缺点，是在与人的极端抽象的完善状态比较时出现的，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它们并不是障碍物、有害物，相反倒支撑着社会，推动社会，所以是合理的有益的，因而更不能打击它们。
　　完人社会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正是在制造完人最狂热的时代，“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荒诞更清楚，普遍的伪善与骄饰更严重。史鉴尚近，我们要铭记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