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张50年前的照片。
　　1960年，全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国家陷入了空前的困难之中。当时，党中央号召全党全民大办粮食，还动员机关干部下乡支援农业，坚决把粮食生产尽快搞上去。那时我刚30岁，又是共产党员，正想要第一个报名下基层支援农业。但妻子怀孕数月，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我下去支农。可在公司物资供应处的3名负责人中。我最年轻。现在国家有困难。百姓吃不饱，我不挺身而出谁去呢？家里开了个家庭会商量这个事。我先回忆旧社会受苦受难的日子，讲党对我们全家的大恩，又深情地说：“现在国家有困难，党号召我们支援农业。我是党员，正值30岁的而立之年，而立，‘立’什么呢？我要‘立’在党和人民的需要上，‘立’在最艰苦的地方！”最后，母亲和妻子终于同意了让我先下去：妻子不去上班了，在家和母亲一起带孩子，第二年全家迁往农村。
　　就这样。根据我的请求，组织上把我分在了条件最艰苦的广西横县飞龙公社，担任副社长，分管一个片4个大队，并在一个条件最差的大队蹲点，与社员搞“三同”（同学习、同生活、同劳动）。我在公社期间，从未休过星期天。家里多次来信来电催我回家。从横县往南宁在芦村坐火车虽然只要两小时，我也一直担心待产的妻子，但我从没回去过。只是让母亲带着两岁多的小女儿来过一次公社，直到1961年元月16日，我接到家中电报“母子平安，速回取名”，我才知道妻子生了个儿子。当时我恨不得立即插上翅膀飞回去，但因工作忙还是走不开，只能立即回了一个电报：“娘、妻辛苦。谢谢，暂不回。取名‘农基’。”因为“农业为基础”是党的方针，我又在支农，所以为儿子取名“农基”。可“易农基”和“一笼鸡”同音。一念，笑倒一大片。两天后，我又收到家中电报：“取名易宁，尽快回家”。
　　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们一家三代人竟真的成了“一笼鸡”。
　　由于我不会讲壮语土话。不方便开展群众工作，不久我离开了飞龙公社，被调到国营良圻农场任副场长兼工会主席。为了集中精力搞好工作，我以场为家。把全家迁入农场。该场虽是县级单位，但经济并不富裕，没有现成的家属宿舍，我们全家只好暂住在原鸡舍里。全家7口，母亲、妻子、4个儿女和我。真成了“一笼鸡”了。养鸡最怕瘟疫，所以鸡场设在偏僻之处，周围几里路无人烟。那时我晚上常学习和开会，母亲总是要等到我回家才入睡。鸡舍房子破旧，四面透风。没有床铺，我们用4只酒坛子倒扣当床脚，上面铺上方木和板子就成了床，桌子也是板方料搭成的。
　　我一家在农场落户后，也分到了自留地。于是。年逾花甲的母亲，在家带两个最小的孙儿孙女和喂牲口，我和妻子以及两个大女儿在业余和课余时间下地耕作。当时确实很累，特别是妻子，她在场里是农工，劳动强度本来就大，收工回来还要做家务。一天到晚，没有停下来的时候。但没有辛苦，哪来幸福呢？通过全家人的苦干、实干、巧干，家里玉米、红薯、花生，甚至猪肉禽蛋都吃上了。母亲还将省下来的口粮换成粮票，连同一些芋头等杂粮运回萍乡，支援乡亲渡过难关。那几年。尽管在农场工作累、生活苦，但全家过得幸福快乐。这张全家福就是当时的景象。虽然背景上的住房简陋。全家7口人衣着朴素，但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在这张照片的背面我写了这么几句话：“全家户口从南宁迁入农村后齐心协力务农，无比幸福，故特摄影全家福。”
　　3年来，我在农场的工作表现得到了职工的赞扬和上级领导的肯定。1964年初。我被上调至自治区农垦厅。回南宁后，每当想起支农这几年，我总是激动不已。我觉得那些日子真是极不平凡，虽然艰难困苦，但大家依然信心百倍、奋斗不息。事实证明：只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就没有过不了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