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先生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以为，这句话对于语文教师的教学来说，只说对了一半——语文教学中要提倡学生“好读书”的兴趣和习惯。还有一半是“不求甚解”，我觉得这就可能有些问题。如果我们的语文教学都致力于让学生在不求甚解中偶有会意，那这样的语文教学可能就违背了语文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理念。
　　我为何会得出如此的判断呢？那还得从叶圣陶先生在1940年8月18日所作的一篇题为《对于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的文章说起。叶老在这篇半个多世纪前所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两个基本观念：第一，国文是语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第二，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我着重谈谈叶老的第一个观点。
　　叶老在这个观点中首先强调了语文教学内容的不容忽视，我想这是从语文教学的人文熏陶功能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正如其在文章中所言：“如果国文教学纯粹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不含有其他意义，那么，任何书籍与文篇，不问它是有益或者有损于青年的，都可以拿来作阅读材料与写作的示例。它写得好，摄取它的长处，写得不好，发现它的短处，对于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的增进都是有帮助的。”显然，叶老的这段话是在提醒我们：语文教学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操练，还具有促进一个人心灵成长和人格完善的教育意义。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对学生道德伦理和审美品格的教育仅仅是语文这一门学科的事情吗？叶老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摆出了自己的观点：“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唯一学科。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的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国文教学自有其独当其任的任，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显而易见，叶老的观点在于向我们揭示语文这门学科的教学本质是教会学生阅读和写作，而对学生精神训练的任务是所有学科应当一起承担的责任。因而，2011年版《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定义——“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是十分恰当和准确的。继而，语文既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学科，那这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要从哪儿得到呢？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的习得靠什么呢？陶渊明“不求甚解”的方法能让学生获得这种语文能力吗？或者说“不求甚解”是一种方法吗？当然，我们不排除一些极具禀赋的学生有那种无师自通的潜能，但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这种语文能力的获得，还是需要依靠语文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实施有效的实践训练和方法指导。因而，才有了叶老对“方法”的高度重视和大声呼吁。只有把“好读书”和“方法指导”结合起来，在多读多写的基础上去研究怎样读、怎样写，这才算得是抓住了语文教学的根本。
　　在这里，我尤其要强调一下“怎样读”这个问题。一是因为对于学生写得怎么样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好拿捏，只要看看学生的习作就能一目了然。但对于学生阅读理解的水平如何，大家可能都比较难以捉摸。二是写作的水平高不高，其关键还是看学生阅读理解的能力强不强。
　　这让我想起了朱自清先生在《国文月刊》创刊号发表的一篇《中学生国文程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朱自清提到了当时中学生国文学习中的四个主要问题：第一是字义不明，用字不确切。第二是成语错误。第三是句式不熟。第四是体例不当。朱自清列出的这四种弊病，都是学生在国文写作中的问题，但其根子还是出在阅读理解能力不够上。原因在哪儿？如果我们的阅读量上去了，“好读书”了，那问题就只能出在阅读理解的方法训练上出了问题。我以为，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问几个为什么”。这里为何要用“瞭望”而不用“眺望”，它们之间有什么细微的差异？“风马牛不相及”为何不能够说成“风狗羊不相及”？形容敌人为何要用“偷偷摸来”，描写我军为何要用“悄悄进发”？记叙文为何要写得如此详细生动，而议论文为何要讲究推理思维？读一篇文章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读整本的书又为何只需得其大略？试想，如果我们的阅读都能从这些“为什么”入手，把心中的“为什么”放在我们的头脑中去反复揣摩、思索，则何愁理解能力不强，写作水平不高。
　　当然，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也许是之于一种文学或哲学上的思想领悟的角度来立论的。但语文学科的含义却在此之外别有独当之任。从对于提高学生阅读或写作能力来说，我的见解是：好读书，求甚解，是为正道。
　　（作者单位：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三水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