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生死，将人分出了崇高和鄙俗，于是出现了如诗人咏叹的那种景况，“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死而“活着”的，是英雄，是圣贤，是思想家，他们活在大众的心里；活而“死了”的，是恶者，是无赖，是渣滓，他们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叫行尸走肉。
　　所以，以为“人死如灯灭”，一切还原为一场梦幻，是不对的。英雄的业绩，圣哲的德行和智慧，彪炳于史册，存留在人间，令我们崇敬、神往，给我们以精神的滋养，并促使我们奋进。亲友把爱、把情谊灌注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思念悠悠，终生感受到温暖，体味到生命的可贵和可爱。
　　英雄圣哲自不必说，便是一般人，毕竟在世上活过，乐过，悲过，成功过，失败过，创造过，奉献过，爱过也恨过。“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没有一个个芸芸众生的鸿爪雪泥，就没有这个繁复美丽的大千世界。人在經历了这一切风风雨雨之后，也当死而无憾。所以，人活着须热烈地拥抱生活，走到生命尽头，就坦然面对死亡。
　　逝者的功德、智慧和情爱可泽被后代，荫及子孙，这些都可以通过直观、教科书和文学艺术，使活着的人感到他们的“不死”或音容宛在，使人类思想文化历史的长河波澜多姿，滔滔不息。


　　那么肉体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这是一个铁定的生物学事实和哲学命题。关于“克隆人”的讨论闹得沸沸扬扬。克隆，确实是生命科学的一个革命；但即使造出“克隆人”，人们从伦理道德和感情上也难以接受，况且这与“不死”也不搭界。而近几十年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革命。人们普遍认为，它不但实打实地延长了受体的生命，也至少部分地延长了供体的生命。而且，人们更多地还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来认识这个问题的。
　　人的肉体枯竭之后，生者将这个躯壳掩埋、投水，焚化或干脆天葬，葬仪或庄重或简朴，都有各自的传统和讲究，也反映着不同的文化。但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祈愿逝者进入天国，驾返瑶池。辩证唯物主义早就破解了这种宗教或迷信，把生者对死者的寄托上升为理智和科学。那么，令躯壳化作另一个生命的有机成分，变成一个合二而一的神奇，这就体现出高度文明和进步。
　　看到一条新闻，一对夫妇，女儿车祸丧生，他们遵从女儿遗愿，忍着悲痛，将女儿的脏器和角膜分别移植到几个垂危病人或失明者身上。他们说，女儿没死，获救者身上就有女儿生命的印迹。其实这种印迹，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器官，又何尝不是温爱、仁慈的人道主义精神。
　　爱人以德，是一种教化；爱人以血肉，血肉便是德的载体。如果一个人生前的灵与肉，死后犹能惠及他人，他就实现了双倍的生命价值。既如此，人们尽可以贵生，但也没必要惧死。所以捐献人体器官，不但升华了生命的意义，连如何对待死亡的问题，也一并解决了。
　　一个平常人生能劳作，死能奉献，生前死后都有益于社会他人，就是进入了春花般灿烂和秋叶般静美的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