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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习和研究党史必须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明确学习党史的目的，遵循正确的研究党史的原则。在学习和研究党史的态度上，邓小平强调要客观公正地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全面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认为经验和教训都是宝贵财富。他阐述的党史功能观主要包括学习党史有助于以史为鉴、开辟未来，学懂党史为推动中国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党史能教育人民。邓小平在分析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历史结论的过程中，遵循了分析历史人物和事件要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总结党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运用群众利益标准评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国际局势比较中作出重要党史结论等原则，这为新时代开展党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关键词〕邓小平;党史学习;党史研究;党史观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21（2021）05-0096-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提升研究”（19YJC710039）
〔作者〕刘锋，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100124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我们党“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最权威、最丰富、最生动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当前，注重党史学习和研究是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现实需要，也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在新时代建功立业的客观要求。邓小平曾围绕学习和研究党史的态度、目的和原则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当前深入开展党史学习和研究提供了重要遵循。重温邓小平关于学习和研究党史的重要论述，有助于我们旗帜鲜明地坚持和运用正确的党史观，更加深入地从党史中汲取奋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和力量。
一、对待党史的态度
学习和研究党史必须树立正确的党史观，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党的历史。邓小平强调要客观、公正地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全面、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客观、公正地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
在党史学科领域，评价人物和事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具有显著意识形态属性的政治问题。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党史工作者根据各种既得史料对党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过程，这种认识过程实际上是一种价值性判断，会受到评价主体的知识水平、思维方式、世界观以及所处时代政治气氛的影响。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的主体不同，所采取的评价标准、原则和方法就可能会有差异。例如，有些研究者对既得史料的研究不充分，甚至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没有全面、客观分析党史人物和事件，就很难得出客观公正的評价结果。
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尽可能做到全面、客观、公正，这是邓小平对待党史的一贯态度。1988年9月5日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指出，“如何评价党的历史这个问题，我们有，你们也有，“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邓小平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在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上，邓小平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遵循了客观公正的原则，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当前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要像邓小平那样，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判，在学习和研究党史中树立科学的历史观，既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就、功劳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失误、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
（二）全面、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善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从各种风险考验和执政危机中总结教训是党百年来的优良传统，也是党保持永远年轻的关键所在。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有被扼杀的危险，大革命失败时有被杀绝的危险，反“围剿”失败时有被剿灭的危险，长征中有“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危险，进京“赶考”时有当李自成的危险，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国民经济崩溃的危险，改革开放时期有走“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的危险，新时代党内存在“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等等。历史的磨难不断考验着负重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我们党在应对和化解各种危局和困境中不断推进事业发展，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从濒临绝境到绝处逢生，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从涓涓细流汇成汪洋大海，由失误挫折到东山再起，一次次遭受挫败，一次次力挽狂澜，一次次浴火重生，党的事业越来越兴旺发达。
毋庸置疑，善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全面科学地认识教训，是党铸就“苦难辉煌”的一条重要法宝。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目的在于从思想上进一步提升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进一步积累党开拓前进的智慧和经验，进一步夯实党长期执政的力量基础，进一步凝聚党员干部的高度共识。
全面、科学地总结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中的实践经验，是邓小平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路的重要条件。他从党的历史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认为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和模式，而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在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和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认为改革开放时期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要防止“左”和右的干扰，主张实事求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这体现了邓小平在总结党史上的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上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在作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全面、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发展进程，认为我们党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探索中曾经有过失误甚至犯过错误，但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这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针对有人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的错误观点，邓小平强调：“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他还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这些重要论述都表明了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能够坚持全面、科学、公正的原则。
当前，在总结百年来党的经验教训时，我们要充分运用邓小平总结党的经验教训的方法论，既要善于总结经验，也要及时总结教训;既要持之以恒地反“左”，又要时刻警惕防右;既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又要做到恰如其分。
（三）经验和教训都是宝贵财富
从成功和失败的辩证关系中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的独特方法论原则。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时，他指出：“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从一定意义上讲，深刻把握反面教训更有意义，因为总结实践教训和探索中的失误，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
邓小平认为经验和教训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他明确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他还多次谈到“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时期制定党的大政方针的内在关系，认为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依据。他指出：“'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经验是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遵循，教训同样也给我们继续推进伟大事业提供历史镜鉴。新时代要善于把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有机耦合起来，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重要教训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二、学习党史的目的
通过认真学习党史达到资政育人的目的，是党史工作的重要优势和主要任务，也是邓小平关于学习党史目的重要论述的核心指向。邓小平阐述的党史功能观包括学习党史有助于以史为鉴、以史育人，为推动中国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等。
（一）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对党史的学习、研究和总结，并非只是一个纯学理探讨的问题，而应立足治国理政实践，为当前和今后的各种工作提供指导和借鉴。学习和总结历史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开辟未来，这是邓小平始终坚持的历史观。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更是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认为研究和总结党史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向前看中开辟未来。这一科学的党史观有助于充分发挥党史研究资政育人的作用，有助于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和坚强有力，是指导新时代党史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准则。
（二）学懂党史为推动中国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可以从其历史中总结和探寻，也可以从现实和实践中获得。这种精神动力实质上就是人的精神。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恢宏壮阔的奋斗史诗。我们党在风雨飘摇中成立、在腥风血雨中成长、在搏风击雨中成熟，引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越。我们要从中汲取精神滋养。学懂历史特别是党的百年历史是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正如邓小平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邓小平从精神动力层面阐述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对当前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具有重要启发。通过学懂中国历史尤其是党史，全面了解“中国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重要问题，是以史为鉴、以史育人的内在要求，是继承中华民族精神和涵养砥砺奋进的信仰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要从增强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的角度学懂百年大党的奋斗历史，讲好中国共产党的“苦难辉煌”，从学习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信心，汲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智慧和力量，促使人们用这种精神力量去战胜前进中遇到的一切困难。
（三）用党史教育人民群众
我们党一贯重视以史育人。用党的历史教育人民尤其是青年，是培养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多次强调要用中国历史教育人民群众。针对改革开放时期青少年的思想状况、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党的历史了解不深入的状况，邓小平特别强调要用中国历史教育青年。1981年3月26日，邓小平在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求他们“要学点历史”，并指示在“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的谈话中更是明确指出，“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邓小平非常注重对人民尤其是青年进行教育的问题，特别强调要让人民尤其是青年多学习国史、党史，从而了解自己国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了解党的辉煌成就、现实任务和未来前景。当前，通过加强国史、党史学习，用党史、国史教育人民，可以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切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坚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胜信念。 三、研究党史的原则
邓小平在分析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评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重要历史结论的过程中，遵循了一系列重要原则，这为新时代开展党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一）分析党史人物和事件要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
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来分析历史事件和人物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即科学研究党史人物和事件要研究其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把研究和分析党史问题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他在分析和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时从来不会以当代人的眼光和标准去苛求历史人物，而是根据党史人物所在的特定时代背景和条件去评判。例如，关于毛泽东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从邓小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把党史人物和事件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评判。正是坚持了这一正确原则，才能作出了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结论，做到了全面、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党史评价上的最大难题，对“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
（二）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原则，内在地要求分析事物发展中各种矛盾的生成条件、具体特点和演变态势，坚持真理的具体性，拒斥形而上学的僵化方法。在党史研究中，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就要认真分析具体情形、具体矛盾，避免“一刀切”。
邓小平围绕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作出过一系列重要论述。例如，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提问时，邓小平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恰当地运用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即“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錯误区别开来”。
此外，在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体发展状况进行评价时，邓小平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错误与成就、经验，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进行了全面、准确的历史定位，对理论工作者开展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指出，“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总结和阐述党史问题时始终坚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原则。
（三）总结党史问题宜粗不宜细
本着对党的历史作出概括的、粗线条的定位和描述，实现坚持原则和保持团结的内在耦合的目的，邓小平强调总结和研究党史问题要坚持“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研究党史问题有助于凝聚共识、实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着力发挥邓小平关于“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党史功能观，凝聚全党力量，促使党员领导干部把眼光放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上，而不陷于纠缠历史细节问题甚至陷入无休止的个人恩怨论争之中。
关于宜粗不宜细原则的运用，主要表现在邓小平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评价上。例如，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三中全会所说，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能在旧账上纠缠”，“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太细了不妥当”。1980年3月190，邓小平围绕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邓小平关于党史研究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有助于我们对重大党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恰当评价，实现了党史问题评价层面上的党性与科学性的内在统一，最大化地凝聚人心并整合支持拨乱反正、开辟现代化建设新路的强大力量。
（四）运用群众利益标准评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民谋利益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党史研究中，坚持运用群众利益标准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有助于全面认清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发展壮大的根本缘由，能够更科学地评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得失问题，也促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刻认识到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的重要性。
邓小平始终坚持群众利益标准审视党的各项工作的成败得失，评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在审视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思想界出现的姓“资”、姓“社”困惑时，他基于是否能够维护和保障人民利益作为检验党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的标准，并从人民切身利益角度评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成效。在南方谈话中，他在总结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历程时，坚定地指出：“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说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他还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评判改革开放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之一。从这些重要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总结和阐释党的重大问题时，始终坚持运用群众利益标准评价原则，创造性地作出了一系列经得起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结论，为理论工作者开展党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新时代开展党史研究，就要像邓小平那样坚持群众利益标准评价原则，“应该恰当地反映出共产党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成为群众贴心人、领路人的鲜活形象，从而表明党为群众谋利益是具体的、实在的”，还应坚持用群众利益标准来评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成败得失和党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问题。
（五）在国际局势比较中作出重要党史结论
运用宽广的国际视角开展党史研究，就是要把对党史人物与事件等重大问题的研究置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审视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轨迹并作出重要结论。这有利于我们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策。
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宽广眼界洞察局势，在横向比较研究中总结经验教训，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当时人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和未来前景感到担忧，我国改革开放陷入困境。对此，邓小平指出：“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可见，邓小平从比较中洞察机遇和面临的挑战，研判我国的比较优势，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真理，坚定了人们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此外，邓小平从非洲部分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中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必须结合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重要结论。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围绕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再次指出：“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从这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邓小平非常重视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与其他国家的政党及其领导的事业进行比较研究，在国际视野下阐述和总结党史问题，为当前党史研究中采用宽广的国际视角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责任编辑肖雪莲）
〔关键词〕邓小平;党史学习;党史研究;党史观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21（2021）05-0096-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提升研究”（19YJC710039）
〔作者〕刘锋，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100124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我们党“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最权威、最丰富、最生动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当前，注重党史学习和研究是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现实需要，也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在新时代建功立业的客观要求。邓小平曾围绕学习和研究党史的态度、目的和原则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当前深入开展党史学习和研究提供了重要遵循。重温邓小平关于学习和研究党史的重要论述，有助于我们旗帜鲜明地坚持和运用正确的党史观，更加深入地从党史中汲取奋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和力量。
一、对待党史的态度
学习和研究党史必须树立正确的党史观，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党的历史。邓小平强调要客观、公正地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全面、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客观、公正地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
在党史学科领域，评价人物和事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具有显著意识形态属性的政治问题。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党史工作者根据各种既得史料对党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过程，这种认识过程实际上是一种价值性判断，会受到评价主体的知识水平、思维方式、世界观以及所处时代政治气氛的影响。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的主体不同，所采取的评价标准、原则和方法就可能会有差异。例如，有些研究者对既得史料的研究不充分，甚至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没有全面、客观分析党史人物和事件，就很难得出客观公正的評价结果。
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尽可能做到全面、客观、公正，这是邓小平对待党史的一贯态度。1988年9月5日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指出，“如何评价党的历史这个问题，我们有，你们也有，“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邓小平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在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上，邓小平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遵循了客观公正的原则，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当前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要像邓小平那样，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判，在学习和研究党史中树立科学的历史观，既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就、功劳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失误、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
（二）全面、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善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从各种风险考验和执政危机中总结教训是党百年来的优良传统，也是党保持永远年轻的关键所在。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有被扼杀的危险，大革命失败时有被杀绝的危险，反“围剿”失败时有被剿灭的危险，长征中有“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危险，进京“赶考”时有当李自成的危险，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国民经济崩溃的危险，改革开放时期有走“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的危险，新时代党内存在“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等等。历史的磨难不断考验着负重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我们党在应对和化解各种危局和困境中不断推进事业发展，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从濒临绝境到绝处逢生，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从涓涓细流汇成汪洋大海，由失误挫折到东山再起，一次次遭受挫败，一次次力挽狂澜，一次次浴火重生，党的事业越来越兴旺发达。
毋庸置疑，善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全面科学地认识教训，是党铸就“苦难辉煌”的一条重要法宝。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目的在于从思想上进一步提升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进一步积累党开拓前进的智慧和经验，进一步夯实党长期执政的力量基础，进一步凝聚党员干部的高度共识。
全面、科学地总结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中的实践经验，是邓小平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路的重要条件。他从党的历史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认为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和模式，而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在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和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认为改革开放时期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要防止“左”和右的干扰，主张实事求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这体现了邓小平在总结党史上的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上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在作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全面、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发展进程，认为我们党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探索中曾经有过失误甚至犯过错误，但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这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针对有人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的错误观点，邓小平强调：“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他还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这些重要论述都表明了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能够坚持全面、科学、公正的原则。
当前，在总结百年来党的经验教训时，我们要充分运用邓小平总结党的经验教训的方法论，既要善于总结经验，也要及时总结教训;既要持之以恒地反“左”，又要时刻警惕防右;既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又要做到恰如其分。
（三）经验和教训都是宝贵财富
从成功和失败的辩证关系中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的独特方法论原则。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时，他指出：“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从一定意义上讲，深刻把握反面教训更有意义，因为总结实践教训和探索中的失误，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
邓小平认为经验和教训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他明确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他还多次谈到“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时期制定党的大政方针的内在关系，认为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依据。他指出：“'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经验是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遵循，教训同样也给我们继续推进伟大事业提供历史镜鉴。新时代要善于把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有机耦合起来，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重要教训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二、学习党史的目的
通过认真学习党史达到资政育人的目的，是党史工作的重要优势和主要任务，也是邓小平关于学习党史目的重要论述的核心指向。邓小平阐述的党史功能观包括学习党史有助于以史为鉴、以史育人，为推动中国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等。
（一）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对党史的学习、研究和总结，并非只是一个纯学理探讨的问题，而应立足治国理政实践，为当前和今后的各种工作提供指导和借鉴。学习和总结历史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开辟未来，这是邓小平始终坚持的历史观。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更是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认为研究和总结党史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向前看中开辟未来。这一科学的党史观有助于充分发挥党史研究资政育人的作用，有助于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和坚强有力，是指导新时代党史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准则。
（二）学懂党史为推动中国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可以从其历史中总结和探寻，也可以从现实和实践中获得。这种精神动力实质上就是人的精神。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恢宏壮阔的奋斗史诗。我们党在风雨飘摇中成立、在腥风血雨中成长、在搏风击雨中成熟，引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越。我们要从中汲取精神滋养。学懂历史特别是党的百年历史是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正如邓小平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邓小平从精神动力层面阐述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对当前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具有重要启发。通过学懂中国历史尤其是党史，全面了解“中国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重要问题，是以史为鉴、以史育人的内在要求，是继承中华民族精神和涵养砥砺奋进的信仰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要从增强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的角度学懂百年大党的奋斗历史，讲好中国共产党的“苦难辉煌”，从学习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信心，汲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智慧和力量，促使人们用这种精神力量去战胜前进中遇到的一切困难。
（三）用党史教育人民群众
我们党一贯重视以史育人。用党的历史教育人民尤其是青年，是培养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多次强调要用中国历史教育人民群众。针对改革开放时期青少年的思想状况、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党的历史了解不深入的状况，邓小平特别强调要用中国历史教育青年。1981年3月26日，邓小平在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求他们“要学点历史”，并指示在“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的谈话中更是明确指出，“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邓小平非常注重对人民尤其是青年进行教育的问题，特别强调要让人民尤其是青年多学习国史、党史，从而了解自己国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了解党的辉煌成就、现实任务和未来前景。当前，通过加强国史、党史学习，用党史、国史教育人民，可以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切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坚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胜信念。 三、研究党史的原则
邓小平在分析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评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重要历史结论的过程中，遵循了一系列重要原则，这为新时代开展党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一）分析党史人物和事件要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
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来分析历史事件和人物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即科学研究党史人物和事件要研究其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把研究和分析党史问题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他在分析和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时从来不会以当代人的眼光和标准去苛求历史人物，而是根据党史人物所在的特定时代背景和条件去评判。例如，关于毛泽东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从邓小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把党史人物和事件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评判。正是坚持了这一正确原则，才能作出了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结论，做到了全面、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党史评价上的最大难题，对“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
（二）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原则，内在地要求分析事物发展中各种矛盾的生成条件、具体特点和演变态势，坚持真理的具体性，拒斥形而上学的僵化方法。在党史研究中，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就要认真分析具体情形、具体矛盾，避免“一刀切”。
邓小平围绕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作出过一系列重要论述。例如，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提问时，邓小平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恰当地运用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即“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錯误区别开来”。
此外，在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体发展状况进行评价时，邓小平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错误与成就、经验，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进行了全面、准确的历史定位，对理论工作者开展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指出，“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总结和阐述党史问题时始终坚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原则。
（三）总结党史问题宜粗不宜细
本着对党的历史作出概括的、粗线条的定位和描述，实现坚持原则和保持团结的内在耦合的目的，邓小平强调总结和研究党史问题要坚持“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研究党史问题有助于凝聚共识、实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着力发挥邓小平关于“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党史功能观，凝聚全党力量，促使党员领导干部把眼光放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上，而不陷于纠缠历史细节问题甚至陷入无休止的个人恩怨论争之中。
关于宜粗不宜细原则的运用，主要表现在邓小平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评价上。例如，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三中全会所说，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能在旧账上纠缠”，“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太细了不妥当”。1980年3月190，邓小平围绕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邓小平关于党史研究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有助于我们对重大党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恰当评价，实现了党史问题评价层面上的党性与科学性的内在统一，最大化地凝聚人心并整合支持拨乱反正、开辟现代化建设新路的强大力量。
（四）运用群众利益标准评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民谋利益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党史研究中，坚持运用群众利益标准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有助于全面认清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发展壮大的根本缘由，能够更科学地评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得失问题，也促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刻认识到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的重要性。
邓小平始终坚持群众利益标准审视党的各项工作的成败得失，评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在审视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思想界出现的姓“资”、姓“社”困惑时，他基于是否能够维护和保障人民利益作为检验党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的标准，并从人民切身利益角度评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成效。在南方谈话中，他在总结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历程时，坚定地指出：“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说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他还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评判改革开放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之一。从这些重要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总结和阐释党的重大问题时，始终坚持运用群众利益标准评价原则，创造性地作出了一系列经得起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结论，为理论工作者开展党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新时代开展党史研究，就要像邓小平那样坚持群众利益标准评价原则，“应该恰当地反映出共产党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成为群众贴心人、领路人的鲜活形象，从而表明党为群众谋利益是具体的、实在的”，还应坚持用群众利益标准来评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成败得失和党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问题。
（五）在国际局势比较中作出重要党史结论
运用宽广的国际视角开展党史研究，就是要把对党史人物与事件等重大问题的研究置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审视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轨迹并作出重要结论。这有利于我们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策。
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宽广眼界洞察局势，在横向比较研究中总结经验教训，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当时人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和未来前景感到担忧，我国改革开放陷入困境。对此，邓小平指出：“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可见，邓小平从比较中洞察机遇和面临的挑战，研判我国的比较优势，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真理，坚定了人们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此外，邓小平从非洲部分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中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必须结合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重要结论。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围绕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再次指出：“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从这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邓小平非常重视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与其他国家的政党及其领导的事业进行比较研究，在国际视野下阐述和总结党史问题，为当前党史研究中采用宽广的国际视角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责任编辑肖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