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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事实真相。”这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的宣传语。
真相是什么？
“真相就是正在被遮蔽的事实。”在《新闻调查》工作10年，如今是制片人的张洁越来越发现：“真相有时被权力遮蔽，有时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集体无意识遮蔽。”
与造假官员过招
1995年7月至9月，严重干旱和缺水的山西省运城地区，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建成了可灌溉100万亩的六七万个渗灌池。
3年之后，开始有人反映，渗灌工程完全是假的。甚至为了应付领导参观，当地还修出了半弧形的“池子”——从公路上看过去是一个完整的池子，而另一半却是空的。
1998年9月，《新闻调查》编导徐涛和策划刘山鹰赶赴运城做节目的前期调查。
“据说当地官员有一整套对付新闻记者的绝妙方法，并且屡试不爽。面对我们两个不速之客，他们一会儿白脸一会儿红脸，企图吓退两个‘毛头记者’（官员原话）。”徐涛回忆说。所有的人都认为运城渗灌的选题好，但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难做。“因为当事人都还在职位上。”
9月11日，摄制组一行5人正式开始拍摄、采访。
摄制组的行动受到诸多特殊“关照”：住处对面，住的就是当地电视台的人。为了避开他们，摄制组凌晨四五点就出门，但是发现依然被跟踪：有的人“明跟”，有的车则“暗跟”，摄制组的一切行踪都在对方监控之下。有几次摄制组试图把“尾巴”甩掉，但终究是人家的地面，几次努力终未奏效。
当时，一些当地基层官员的气焰非常嚣张。采访中，一名农妇告诉记者，“渗灌池没放过水，从来没用过”，跟在摄制组后面的一名乡干部立即大声呵斥她：“谁胡说我就收拾谁！”由于《新闻调查》采用双机拍摄，当时镜头正一个对准记者王利芬，一个对准那名农妇。听到那名乡干部说话后，敏锐的摄影师迅速将对准记者的镜头转向那名乡干部，记录下了这意味深长的一幕。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了渗灌井后面的秘密，插在农田里的所谓“水管”其实是一根木头，在木头上甚至已经长出了木耳。
取得了扎实的证据后，摄制组回到了北京。回京后，当地政府为此下的力气之大，动用人员之多，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运城的几个人，不断在我们办公室的走廊里串来串去。他们最后判断：该节目肯定不播了。除了少数几个人，我们也都以为不播了，大家垂头丧气。”
10月16日清晨，一哨人马由时任制片人的夏骏带队，直奔北京首都机场。起飞前15分钟，夏骏才在候机厅一个偏僻的角落，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当晚央视1套21时10分将播出《透视运城渗灌工程》，为了了解当地政府和百姓对该节目播出后的反应，评论部在节目播出当晚前往运城采访拍摄，并将制作成一期《焦点访谈》，两日后播出。之所以临起飞才说明，因为当地政府活动能力不可小视，一旦走漏风声，当晚《新闻调查》的播出很可能泡汤。
这一次去运城，摄制组改为先飞抵河南省洛阳市，然后在洛阳市牡丹大酒店包租一辆面包车，从陆路进入运城境内。店方反复追问，赴运城有何公干，均未得到正面回答。最后店方要求先付款后出车，要价颇高。
当晚11时多，摄制组结束一天工作后在运城大酒店下榻，并叮嘱司机把车停在凭窗可以目及的地方。司机终于忍不住了，用河南普通话问道：“你们到底是来干啥？我以前开车去邢台解救过人质，结果反被人家扣下了。咱们是不是也有危险？”
次日，摄制组制作的这期节目播出。播出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迎宾馆就餐。看罢节目，朱镕基沉默不语。夫人劳安劝他多吃一点，他将饭碗一推，低声说道：不吃了！
直到今天，被专家排除“非典”的记者，依然是一个被治愈的“非典”患者
2003年，在甘肃省武威市双城镇的一个深夜，《新闻调查》记者柴静对一个男孩的采访进行到一半，当地镇政府派人来敲门，企图阻挠。柴静问男孩，你愿意跟我回酒店接受采访吗？男孩说，我愿意。柴静下意识地问，为什么？男孩的回答出乎意料，他说，因为我看过你对“非典”的报道。
就在此前不久的春夏之交，中国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非典”在中国和其他国家肆虐。
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栏目出于安全的考虑，开始重播老节目，但张洁和他的同事最终选择了冲上一线。
“我是一名记者。我不想在多年以后我的孩子问我‘妈妈，那时候你在哪里’的时候，告诉他我在家里看电视。”柴静这样解释为什么在谈“非”色变的日子里，自己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求参加“非典”报道的一线采访。
《新闻调查》播出的第一期“非典”报道是4月26日的《北京：“非典”阻击战》，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全面直接地反映了北京市医疗系统在抗击“非典”中的接报、隔离、诊断、急救、消毒等各个环节。之前人们都不知道SARS是什么样子，在这个片子里第一次看到了SARS病人。
在柴静的调查手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当朱继红蹲下身，打开急症室‘天井’的铁锁时，我难以形容自己内心的震动——这就是历史，所有的椅套上都是‘星期四’的字样。那是4月17日，天井关闭当天的时间，之前发生的一切就凝结在这里。那些凌乱不堪的床，堆积在桌上纸张发脆的病历，每一页翻开都是‘发热’、‘发热’、‘发热’……”
5月4日，《新闻调查》决定赴甘肃省定西市拍摄有关农村防治“非典”的节目。媒体当时对农村如何应对“非典”鲜有报道，而定西农村有不少在北京打工的人，《新闻调查》想把定西作为一个麻雀来解剖，以回答人们的疑问。
记者杨春踏上T149次列车，一周之前，正是从这趟列车上向定西输入了两例“非典”病人。那一刻，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几天后被当地诊断得了“非典”，同去的同事也被隔离长达半个月之久，节目也因此流产。
5日下午，冒雨采访了半个小时之后，杨春开始发烧。3天后，杨春被甘肃省临床确诊为“非典”。
5月13日，受卫生部指派，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安贞医院的两位专家赴定西对杨春进行会诊。会诊结果认为杨春“‘非典’的临床诊断依据不足，不能确立。可持续观测一到两天，如病情平稳，没有进展，可以排除是‘非典’”。
然而，5月19日，定西地区向中央电视台报告杨春的病情：“已经达到‘非典’患者的治愈条件”，正等待通知，准备出院。
“直到今天，被北京专家排除‘非典’的杨春，依然是一个被治愈的‘非典’患者。”说这话时，张洁的语气听不出是愤怒，抑或是无奈。
遭遇黑社会
2004年5月，《新闻调查》接到举报，在深圳市林立的写字楼群里，存在着大量不为人知的商业骗局——一些外贸公司跟外商签订的合同是假的，承诺给生产企业的预付款也是假的，用各种手段收取企业的各种费用之后消失。
《新闻调查》摄制组旋即赶赴深圳，调查骗局背后的内幕。
摄制组采访到的王先生是节目里最关键的人物，他是深知骗局底细的“内线”。由于他“污点证人”的特殊身份，一旦暴露可能会招致同行的集体追杀，所以摄像李季想了一个高招，只拍他投射在墙上的影子。最后，王先生戴着编导范铭的太阳镜，头发剪成了板寸，声音做了慢速处理，再加上影子效果，截然判若两人。
而片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冷锋，聪明而有心计，在受骗后通过贿赂与骗子们相熟的小姐打听线索，采取跟踪，撬邮箱，冒充警务人员上门索债等多种灰色手段跟这些诈骗公司的骗子们斗智斗勇斗狠。因为想更好地隐蔽自己，起初他也要求戴着墨镜接受采访。
“我和柴静面面相觑。完了，这个节目，内线是打在墙上的虚影，男一号戴着墨镜，受害者也要求面部适当遮挡，整个一地下电影啊！”范铭事后回忆说。
更为凶险的场面发生在摄制组赶赴诈骗公司奥佳公司采访、拍摄时。摄制组兵分两路：编导范铭携带偷拍机，假扮成诈骗公司行骗对象盛先生的妻子；柴静则在明确奥佳公司没有在海关登记注册进出口业务后，以记者身份对公司进行采访、调查。
两路人马到公司交涉没多久，奥佳公司的李总借故离开，随后来了一群五大三粗、着装像电影里的打手的人，对两路人马百般恐吓、威胁。
“完全没有顾得上害怕”，范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帮打手过来威胁时，我只顾着暗地摆弄我的偷拍机。”
而在另一边的会议室里，面对打手的威胁，柴静的感觉则是“心中窃喜，节目有戏了。”因为之前冷锋说骗子公司有黑社会背景，对诈骗对象恐吓、威胁。这一下，冷锋的一面之辞得到了印证。
好在，打手们并没有真正动手，恐吓一通后扬长而去。
（王 锋摘自《中国青年报》）
真相是什么？
“真相就是正在被遮蔽的事实。”在《新闻调查》工作10年，如今是制片人的张洁越来越发现：“真相有时被权力遮蔽，有时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集体无意识遮蔽。”
与造假官员过招
1995年7月至9月，严重干旱和缺水的山西省运城地区，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建成了可灌溉100万亩的六七万个渗灌池。
3年之后，开始有人反映，渗灌工程完全是假的。甚至为了应付领导参观，当地还修出了半弧形的“池子”——从公路上看过去是一个完整的池子，而另一半却是空的。
1998年9月，《新闻调查》编导徐涛和策划刘山鹰赶赴运城做节目的前期调查。
“据说当地官员有一整套对付新闻记者的绝妙方法，并且屡试不爽。面对我们两个不速之客，他们一会儿白脸一会儿红脸，企图吓退两个‘毛头记者’（官员原话）。”徐涛回忆说。所有的人都认为运城渗灌的选题好，但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难做。“因为当事人都还在职位上。”
9月11日，摄制组一行5人正式开始拍摄、采访。
摄制组的行动受到诸多特殊“关照”：住处对面，住的就是当地电视台的人。为了避开他们，摄制组凌晨四五点就出门，但是发现依然被跟踪：有的人“明跟”，有的车则“暗跟”，摄制组的一切行踪都在对方监控之下。有几次摄制组试图把“尾巴”甩掉，但终究是人家的地面，几次努力终未奏效。
当时，一些当地基层官员的气焰非常嚣张。采访中，一名农妇告诉记者，“渗灌池没放过水，从来没用过”，跟在摄制组后面的一名乡干部立即大声呵斥她：“谁胡说我就收拾谁！”由于《新闻调查》采用双机拍摄，当时镜头正一个对准记者王利芬，一个对准那名农妇。听到那名乡干部说话后，敏锐的摄影师迅速将对准记者的镜头转向那名乡干部，记录下了这意味深长的一幕。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了渗灌井后面的秘密，插在农田里的所谓“水管”其实是一根木头，在木头上甚至已经长出了木耳。
取得了扎实的证据后，摄制组回到了北京。回京后，当地政府为此下的力气之大，动用人员之多，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运城的几个人，不断在我们办公室的走廊里串来串去。他们最后判断：该节目肯定不播了。除了少数几个人，我们也都以为不播了，大家垂头丧气。”
10月16日清晨，一哨人马由时任制片人的夏骏带队，直奔北京首都机场。起飞前15分钟，夏骏才在候机厅一个偏僻的角落，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当晚央视1套21时10分将播出《透视运城渗灌工程》，为了了解当地政府和百姓对该节目播出后的反应，评论部在节目播出当晚前往运城采访拍摄，并将制作成一期《焦点访谈》，两日后播出。之所以临起飞才说明，因为当地政府活动能力不可小视，一旦走漏风声，当晚《新闻调查》的播出很可能泡汤。
这一次去运城，摄制组改为先飞抵河南省洛阳市，然后在洛阳市牡丹大酒店包租一辆面包车，从陆路进入运城境内。店方反复追问，赴运城有何公干，均未得到正面回答。最后店方要求先付款后出车，要价颇高。
当晚11时多，摄制组结束一天工作后在运城大酒店下榻，并叮嘱司机把车停在凭窗可以目及的地方。司机终于忍不住了，用河南普通话问道：“你们到底是来干啥？我以前开车去邢台解救过人质，结果反被人家扣下了。咱们是不是也有危险？”
次日，摄制组制作的这期节目播出。播出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迎宾馆就餐。看罢节目，朱镕基沉默不语。夫人劳安劝他多吃一点，他将饭碗一推，低声说道：不吃了！
直到今天，被专家排除“非典”的记者，依然是一个被治愈的“非典”患者
2003年，在甘肃省武威市双城镇的一个深夜，《新闻调查》记者柴静对一个男孩的采访进行到一半，当地镇政府派人来敲门，企图阻挠。柴静问男孩，你愿意跟我回酒店接受采访吗？男孩说，我愿意。柴静下意识地问，为什么？男孩的回答出乎意料，他说，因为我看过你对“非典”的报道。
就在此前不久的春夏之交，中国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非典”在中国和其他国家肆虐。
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栏目出于安全的考虑，开始重播老节目，但张洁和他的同事最终选择了冲上一线。
“我是一名记者。我不想在多年以后我的孩子问我‘妈妈，那时候你在哪里’的时候，告诉他我在家里看电视。”柴静这样解释为什么在谈“非”色变的日子里，自己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求参加“非典”报道的一线采访。
《新闻调查》播出的第一期“非典”报道是4月26日的《北京：“非典”阻击战》，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全面直接地反映了北京市医疗系统在抗击“非典”中的接报、隔离、诊断、急救、消毒等各个环节。之前人们都不知道SARS是什么样子，在这个片子里第一次看到了SARS病人。
在柴静的调查手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当朱继红蹲下身，打开急症室‘天井’的铁锁时，我难以形容自己内心的震动——这就是历史，所有的椅套上都是‘星期四’的字样。那是4月17日，天井关闭当天的时间，之前发生的一切就凝结在这里。那些凌乱不堪的床，堆积在桌上纸张发脆的病历，每一页翻开都是‘发热’、‘发热’、‘发热’……”
5月4日，《新闻调查》决定赴甘肃省定西市拍摄有关农村防治“非典”的节目。媒体当时对农村如何应对“非典”鲜有报道，而定西农村有不少在北京打工的人，《新闻调查》想把定西作为一个麻雀来解剖，以回答人们的疑问。
记者杨春踏上T149次列车，一周之前，正是从这趟列车上向定西输入了两例“非典”病人。那一刻，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几天后被当地诊断得了“非典”，同去的同事也被隔离长达半个月之久，节目也因此流产。
5日下午，冒雨采访了半个小时之后，杨春开始发烧。3天后，杨春被甘肃省临床确诊为“非典”。
5月13日，受卫生部指派，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安贞医院的两位专家赴定西对杨春进行会诊。会诊结果认为杨春“‘非典’的临床诊断依据不足，不能确立。可持续观测一到两天，如病情平稳，没有进展，可以排除是‘非典’”。
然而，5月19日，定西地区向中央电视台报告杨春的病情：“已经达到‘非典’患者的治愈条件”，正等待通知，准备出院。
“直到今天，被北京专家排除‘非典’的杨春，依然是一个被治愈的‘非典’患者。”说这话时，张洁的语气听不出是愤怒，抑或是无奈。
遭遇黑社会
2004年5月，《新闻调查》接到举报，在深圳市林立的写字楼群里，存在着大量不为人知的商业骗局——一些外贸公司跟外商签订的合同是假的，承诺给生产企业的预付款也是假的，用各种手段收取企业的各种费用之后消失。
《新闻调查》摄制组旋即赶赴深圳，调查骗局背后的内幕。
摄制组采访到的王先生是节目里最关键的人物，他是深知骗局底细的“内线”。由于他“污点证人”的特殊身份，一旦暴露可能会招致同行的集体追杀，所以摄像李季想了一个高招，只拍他投射在墙上的影子。最后，王先生戴着编导范铭的太阳镜，头发剪成了板寸，声音做了慢速处理，再加上影子效果，截然判若两人。
而片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冷锋，聪明而有心计，在受骗后通过贿赂与骗子们相熟的小姐打听线索，采取跟踪，撬邮箱，冒充警务人员上门索债等多种灰色手段跟这些诈骗公司的骗子们斗智斗勇斗狠。因为想更好地隐蔽自己，起初他也要求戴着墨镜接受采访。
“我和柴静面面相觑。完了，这个节目，内线是打在墙上的虚影，男一号戴着墨镜，受害者也要求面部适当遮挡，整个一地下电影啊！”范铭事后回忆说。
更为凶险的场面发生在摄制组赶赴诈骗公司奥佳公司采访、拍摄时。摄制组兵分两路：编导范铭携带偷拍机，假扮成诈骗公司行骗对象盛先生的妻子；柴静则在明确奥佳公司没有在海关登记注册进出口业务后，以记者身份对公司进行采访、调查。
两路人马到公司交涉没多久，奥佳公司的李总借故离开，随后来了一群五大三粗、着装像电影里的打手的人，对两路人马百般恐吓、威胁。
“完全没有顾得上害怕”，范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帮打手过来威胁时，我只顾着暗地摆弄我的偷拍机。”
而在另一边的会议室里，面对打手的威胁，柴静的感觉则是“心中窃喜，节目有戏了。”因为之前冷锋说骗子公司有黑社会背景，对诈骗对象恐吓、威胁。这一下，冷锋的一面之辞得到了印证。
好在，打手们并没有真正动手，恐吓一通后扬长而去。
（王 锋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