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一个差不多二十多年不见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他曾经在《收获》刊发过两部小说，后来离开了文学界，去经商了，也许默默地还在写，但就此失联了，也不再看到他的作品发表。
　　他说，他那里有我当年写的十多封信，谈作品修改，谈文学。他后来涉及多个行业，现在也算业界里小有成就。东南西北地搬家，却把这些信好好地保存着。恍惚中，他觉得，这是他和文学的最后的也是最近的联系。
　　我的办公室有一摞铁皮文件柜，一人一个，但属于我的那个在最底下。那排柜子前面堆了很多的障礙物，很多年里不再打开。一天天过去，铁皮柜里究竟装了什么，我都已经模糊了。有次办公室忽然敞亮了，我蹲在柜子前面，拿着钥匙左转右扭，属于我的柜子也纹丝不动。作罢。
　　里面，大多是我收到的信。许多年里，我收到的信是不丢的，经常来信的朋友，就会把收到的都归拢在一起。犹记得一位如今声望日隆的作家曾开玩笑地写道：能不能发表是水平问题，给不给你寄是道德问题。
　　在写信几乎是唯一交流方式的年头，不知道我自己曾经写过多少信。我的大学室友迁居夏威夷，她刚去的两年里，我们的航空信是不间断的，收到就会立刻写回信。也许有一天，我把收到的信一封封拿给她看，准会让她吃一惊了……
　　写信，大概吸掉了我当时所有的思绪和热情。我才知道，有人是在叙述中思维才流动的。让我坐在那儿，思考或者不思考，只要没有对象感，就会呆头呆脑，一片空白。
　　有次到北京一个朋友的宿舍，看到抽屉里都是我的信，甚至有的文字下面划了红线，让我很想再瞧瞧自己写了什么。
　　我缺少好习惯。从来不记日记，那些信里写了的，就那样过去了。年轻的时候，觉得记性太好，而那是痛苦的事情，记忆的藤蔓伸向四面八方，想起来都是细节，历历在目，连同不为人知的忧伤。觉得不如遗忘。觉得就如到处去看看，就是为了体验本身，不是为了写点什么。就像生活不是为了发表，只是为了生活本身。但过着过着，就觉得也很遗憾。因为所有的印痕其实都在模糊蜕变的过程里，很难挽留。所经历的那一切，就像故事，慢慢脱离本体，总归会有一天，不知道发生的准确日子，却还记得那些感受。就像密电码，变成了关键字词，血肉渐渐消遁。
　　这一摊，那一堆，随手记下想法的字纸，密密涂满字迹的本子，也跟着日月淹没了。
　　渐渐的，不再收信，不再写信。
　　有时候，我还会莫名地把短信和微信写得很长，像过去的信一样，可是，它们却更无法保留。就像曾经写过的那些信，瞬间湮灭。
　　记得作家杨争光还在陕西的时候，他写来的信总是很简短，他说自己不会写信，会写的都在小说里了，但是喜欢看我的信。在上海的梅雨季节，动不动就湿漉漉的，大理石也泛着潮气，我非常不理解，怎么有人会喜欢下雨。可是杨争光喜欢下雨。听雨。应该是少什么，就喜欢什么？九十年代的时候，杨争光在《收获》上发一个中篇小说，歇两年，再发一个。不做责编的时候，我也不主动写信，也不打电话。于是，隔一段时间他会打来一个电话谴责我：
　　你怎么能这样呢，请给我写一封真正的信。
　　和信有关的故事……
　　也许，消失的不仅是手作的信，而是当初摊开信纸，一笔一划的自己，想念那个岁月中的自己，以及，阅读来信时，那份倾听和彼此靠近的心情。它们让你感觉，你不是用自己的左手握着右手，不那么孤独。
　　选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