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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远大前程》（又译作《孤星血泪》）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C·J·H·狄更斯晚年时写成的教育小说，其叙事艺术极具研究价值。本文将从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效果三个方面对小说的叙事艺术做深入的剖析，以探究狄更斯对小说叙事学在创作实践上的贡献。
关键词：C·J·H·狄更斯 《远大前程》 叙事艺术
《远大前程》（又译作《孤星血泪》）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C·J·H·狄更斯晚年时写成的教育小说，被誉为是其所有小说中无论从语言方面还是结构方面最完美的小说作品。这一评论可以说是比较公允的，从当代叙事学中的某些理论、观点来解读和观照狄更斯的这部小说，会发现它的叙事艺术的成熟和超时代性，甚至可以说已达到了顶峰，对20世纪的叙事革命具有开端和预示作用。
一 惩恶扬善的叙事结构
狄更斯的善恶道德观十分明显，这可以从他对小说中人物命运的设置中看出来，他无法忍受道德败坏者有美好的结局，所以他常将好的命运赋予具有崇高道德、正面道德的人，由此形成了狄更斯小说扬善惩恶的叙事结构特征，也正是罪与罚这两个叙事功能的并存构筑了其小说文本的深层结构。对于道德，狄更斯有着理性的认知，在他看来，由高到低的道德层次是：诚实、仁爱——正直、勇敢、利他、忠诚等——表面呈现的生活教养、生活作风，倘若拥有以上道德，就会受到作者的青睐而受到“赞扬”和“奖励”，如若违背，则会受到“惩罚”。
《远大前程》中主人公匹普的人生经历则非常明晰地体现了狄更斯的这一叙事手法。匹普的最初生活是平静的，尽管免不了姐姐的唠叨和舅舅的说教。但是，这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就在他见到美丽却傲慢的艾丝黛拉之后被打破了，他意识到了自己过的竟是下等人的生活。于此同时，一位神秘的富翁愿意帮他，让他去伦敦接受教育。于此，匹普的生活又进入一种相对平静平衡的状态。但当他发现他的资助者竟是一名逃犯时，他的平衡又被打破。后来，匹普在朋友的帮助下，在海外重新生活，自食其力，也原谅了那个逃犯，匹普又重新获得了平衡。从匹普的生活轨迹看，他的经历了如下波折：平衡—平衡被打破—重新获得平衡。其中，在平衡被打破及重建的过程中，罪与罚成为支撑故事起伏的关键点。最初的匹普具有正直、善良、厚道等道德品质，故狄更斯赋予其生活很多的甜蜜和美好。可是，随着他逐渐变得势利、变得不诚实，作者又狠狠地“惩罚”了他，让他债台高筑，无法“回家”。当匹普对马格威契又呈现出他美好的品质时，作者又毫不吝啬地让他重归心灵的平静。在匹普的人生历程中，每次善的表现作者都让他与美好相系，而每次恶的呈现，作者一定也会将必要的惩罚赋予他。惩罚扬善正是狄更斯构筑小说的叙事模式。
这一叙事模式在艾丝黛拉小姐身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她有着美丽的外表，受过上等教育，却怀有一颗冷漠的心，以玩弄别人为乐，她缺少狄更斯道德体系中的诸多品质，所以，作者让艾丝黛拉嫁给了一个非常势利的小人，婚姻不幸。但是，艾丝黛拉的“罪”并不是十分彻底的，她身上还着部分诚实的品质，因为她曾劝诫匹普小心赫薇香小姐，不要陷入泥淖，越陷越深。从这一点来看，艾丝黛拉的道德缺陷并非个人全责，而是有她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的环境因素存在。所以，在小说结尾，狄更斯让艾丝黛拉与匹普再次相遇，给了她一个并不坏的结局。与之相比，赫薇香因蓄意报仇、破坏他人感情，道德品质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作者给她设置的结局正是对她的惩罚：赫薇香小姐最终孤独地死去，沙提斯庄园也付诸大火，成为废墟。
在狄更斯看来，有“罪”会受到“惩罚”，而有“善”也会受到“奖励”。这不仅体现在以上几个人物身上，还体现在乔、马格威契等人身上。乔是个诚实、善良、厚道的铁匠，在道德上是个完美的人，所以，狄更斯给他安排的结局是：他凶悍的老婆死去，迎娶了一位同样具有高尚道德的女子比蒂。还有那个资助匹普去伦敦接受上等教育的死刑逃犯马格威契，尽管在出场时是个杀人犯，但在一些时候还是体现了一种正直的品性，例如，不想牵连主人公，他承认是他偷了东西。马格威契的经历可以说是比较复杂的，他被流放是对他杀人罪行的惩罚，在流放地挣了钱后又去资助他，感恩图报。最后，他被判死刑后，却得到了匹普的原谅，而这正是对一个将死之人最大奖赏。于此，我们可以看到，狄更斯小说中的惩恶扬善意识非常清晰，这样的叙事结构在他的大多数小说中都存在，而《远大前程》也重复了这种叙事模式。
二 自然转换的叙事视角
《远大前程》中，狄更斯是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叙述了一个关于理想与幻灭的故事，在这里，狄更斯通过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展开了一个颇具悬念的故事，同时也通过这两种人称机制的恰当的交互使用，完成了道德教化。而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具体到小说中，前者就是回顾往事的“我”，即成年后的老匹普；后者则是经历中的“我”，事中的“我”，即少年匹普。这两种人称机制是回顾中的双重叙事视角，通过这两种机制的自然转换，可以让读者体会到“我”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对客观世界、对社会人生的不同看法和不同感受。而这一对比式叙述往往是全面与片面、成熟与幼稚、真相与片断的对比。如此，小说常呈现出戏剧般的张力和魅力。
小说开始时是“我”对自己身世和家乡的描述，这正是成年匹普的视角，直到作者将聚焦点一步步推向一个少年，视角才开始发生了第一次变化，转向了少年匹普眼中的人与事，叙述语气也由最初的成熟型转向了幼稚型。在这不断的变换视角中，成年匹普与少年匹普的叙述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成年匹普显得客观、冷静、成熟，而少年匹普则显得主观、无知、幼稚。
《远大前程》在叙述视角上，多将视角置于少年匹普身上，通过他的眼睛去观察和体会周围的人和事，这样，由于少年匹普的眼光所触都是在事件内部，所以，读者也无法从更远更全面的角度去了解事件外部的因素，只能随匹普的眼睛去发现和观察。如此，小说形成了叙事上的一大特点，即悬念性。从少年匹普的角度来看，最大的悬念即是资助他去伦敦的人。而这一悬念的成功构筑正是通过经验自我的感知局限而形成的，这也激发起了读者的探求欲和阅读兴趣。小说中的悬念很多，例如，狄更斯为什么在开篇时就讲了匹普碰到逃犯？第三章中，匹普帮助的逃犯和一个长疤的逃犯有什么关系，何以让他神色异样。还有第五章之后到第九章都不再见到有关逃犯的叙述等。各种悬念迭出，并在设置悬念中给予暗示，当一个悬念即将被揭开时，新的悬念又会被设置好。而这一切，多是因为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在小说中合理的交互应用而形成的叙事效果。 此外，除了获得悬念性效果外，小说在道德教化方面的呈现也令读者有了新的体会。小说中，少年匹普不断地犯错，不断地触犯道德准则，如何能让读者在阅读中不跟着他犯错，这时，成年匹普就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例如，匹普第一次离开乔时，内心非常痛苦，但后来又忘恩负义。所以小说中，作者先让叙述自我指出了匹普的错误行为，然后又让经验自我出来描述当时的行为并为当时的错误而忏悔和自责。这样，读者既能明白匹普的错误，也能在他的自责中了解他的心情，原谅他过去的错误，由此达到道德教化的作用。
三 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叙事效果
狄更斯时代，小说的教化往往是通过叙述者的评述、评价来实现，但在《远大前程》中，狄更斯打破了这种叙事模式，而是让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相转换，相融合，即通过匹普的成年和少年两种视角的转化、参照来实现小说叙述，这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也极大地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性和生动性。
小说中，作者让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相互转换，但大部分使用的仍是前者，也即后者都经过了前者的过滤，这样的叙述表达，使作品的叙事效果和意义更为清晰。《远大前程》这一小说反映的主题是建筑在沙土上的“理想”和“远大前程”是如何一步步幻灭的故事，在深层意义上还包含着作者的道德立场和人道情怀，这主要体现在对于道德的扬善惩恶上，以及对于下层民众善良品质的赞扬和对于上层阶级虚伪面目的批判上。此外，小说还通过对悬念的设置，对人物对话和匹普心理活动的描写，以及以叙述自我对主人公为人处事的反思的传达，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普遍认知的批判现实主义，而将笔触伸到了心理现实主义的层面上来，实现了传统主题与现代叙事的有机结合，呈现出别样的叙事效果。
心理现实主义，既要使人物的心理反映出客观存在，又要使对于人物的心理描写符合客观存在，二者要达到统一和融合。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即十分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思想，所以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主人公匹普视觉所接触到的一个世界，体会到了匹普对周围的人和身边的事的感知和认识，在这个层面上，狄更斯呈现出了与传统现实主义不一样的叙事手段。
可以说，《远大前程》在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过渡中，充当了一座桥梁的作用，这座桥梁便是心理现实主义。所谓传统与现代之分，其实是以作者的审美倾向为标的，即由对客观存在的关注转向对人类自身情感的关注，或者是个人内心感知的关注，而这一审美的位移，又连锁性地带动了从小说题材到小说叙事技巧的转变和更新。从这一转变来看，《远大前程》并没彻底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但却在多种试验中实现了桥梁的作用，可谓意义深远。
这一特色在小说中对匹普见到艾丝黛拉前后的心理描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见到艾丝黛拉小姐之前，匹普的心态比较平和，没有自卑心理，但当他见到艾丝黛拉小姐后，他的内心被激荡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变得烦燥，觉得自己“粗俗不堪”，心卑心理渐强，甚至责怪姐夫乔当年没有接受高尚的教养，才害得自己这般没教养。从匹普的自我感知出发来呈现他的心理变化，这是小说走向内心的一步。再如，对匹普得到资助前后的心理描写。未被资助以前，匹普觉得乔是最好的朋友，而且还很敬佩他的为人，时时想着他。但得到资助去了伦敦后，对于乔准备去看他，他却显得很不情愿。尤其小说透过匹普的眼睛对乔的衣着和行为的描写，非常明显地表明了匹普的内心感受。而且由于虚荣心，匹普也不愿让朋友们知道他和乔的亲密关系。在知道了乔来的目的是通知他与艾丝黛拉小姐会面时，他又开始了对自己的自责。在这些描写中，作者并没有以一个评论者的身份直接评议匹普，而是通过其前后的心理变化将匹普的性格特点一一呈现，这一方面，增加了小说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也将人物与读者的距离拉近，让读者能更好地体味作者的创作意图。
总之，在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依然保留着其传统的主题，但却在传统的主题之下尝试了多种叙事技巧，实现了向心理现实主义的跨越，甚至为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过渡做了一定的铺垫。
参考文献：
[1] 狄更斯，王科一译：《远大前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2] 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戴卫·赫尔曼，马海良译：《新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6] 赵炎秋：《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徐峰，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讲师）
关键词：C·J·H·狄更斯 《远大前程》 叙事艺术
《远大前程》（又译作《孤星血泪》）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C·J·H·狄更斯晚年时写成的教育小说，被誉为是其所有小说中无论从语言方面还是结构方面最完美的小说作品。这一评论可以说是比较公允的，从当代叙事学中的某些理论、观点来解读和观照狄更斯的这部小说，会发现它的叙事艺术的成熟和超时代性，甚至可以说已达到了顶峰，对20世纪的叙事革命具有开端和预示作用。
一 惩恶扬善的叙事结构
狄更斯的善恶道德观十分明显，这可以从他对小说中人物命运的设置中看出来，他无法忍受道德败坏者有美好的结局，所以他常将好的命运赋予具有崇高道德、正面道德的人，由此形成了狄更斯小说扬善惩恶的叙事结构特征，也正是罪与罚这两个叙事功能的并存构筑了其小说文本的深层结构。对于道德，狄更斯有着理性的认知，在他看来，由高到低的道德层次是：诚实、仁爱——正直、勇敢、利他、忠诚等——表面呈现的生活教养、生活作风，倘若拥有以上道德，就会受到作者的青睐而受到“赞扬”和“奖励”，如若违背，则会受到“惩罚”。
《远大前程》中主人公匹普的人生经历则非常明晰地体现了狄更斯的这一叙事手法。匹普的最初生活是平静的，尽管免不了姐姐的唠叨和舅舅的说教。但是，这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就在他见到美丽却傲慢的艾丝黛拉之后被打破了，他意识到了自己过的竟是下等人的生活。于此同时，一位神秘的富翁愿意帮他，让他去伦敦接受教育。于此，匹普的生活又进入一种相对平静平衡的状态。但当他发现他的资助者竟是一名逃犯时，他的平衡又被打破。后来，匹普在朋友的帮助下，在海外重新生活，自食其力，也原谅了那个逃犯，匹普又重新获得了平衡。从匹普的生活轨迹看，他的经历了如下波折：平衡—平衡被打破—重新获得平衡。其中，在平衡被打破及重建的过程中，罪与罚成为支撑故事起伏的关键点。最初的匹普具有正直、善良、厚道等道德品质，故狄更斯赋予其生活很多的甜蜜和美好。可是，随着他逐渐变得势利、变得不诚实，作者又狠狠地“惩罚”了他，让他债台高筑，无法“回家”。当匹普对马格威契又呈现出他美好的品质时，作者又毫不吝啬地让他重归心灵的平静。在匹普的人生历程中，每次善的表现作者都让他与美好相系，而每次恶的呈现，作者一定也会将必要的惩罚赋予他。惩罚扬善正是狄更斯构筑小说的叙事模式。
这一叙事模式在艾丝黛拉小姐身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她有着美丽的外表，受过上等教育，却怀有一颗冷漠的心，以玩弄别人为乐，她缺少狄更斯道德体系中的诸多品质，所以，作者让艾丝黛拉嫁给了一个非常势利的小人，婚姻不幸。但是，艾丝黛拉的“罪”并不是十分彻底的，她身上还着部分诚实的品质，因为她曾劝诫匹普小心赫薇香小姐，不要陷入泥淖，越陷越深。从这一点来看，艾丝黛拉的道德缺陷并非个人全责，而是有她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的环境因素存在。所以，在小说结尾，狄更斯让艾丝黛拉与匹普再次相遇，给了她一个并不坏的结局。与之相比，赫薇香因蓄意报仇、破坏他人感情，道德品质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作者给她设置的结局正是对她的惩罚：赫薇香小姐最终孤独地死去，沙提斯庄园也付诸大火，成为废墟。
在狄更斯看来，有“罪”会受到“惩罚”，而有“善”也会受到“奖励”。这不仅体现在以上几个人物身上，还体现在乔、马格威契等人身上。乔是个诚实、善良、厚道的铁匠，在道德上是个完美的人，所以，狄更斯给他安排的结局是：他凶悍的老婆死去，迎娶了一位同样具有高尚道德的女子比蒂。还有那个资助匹普去伦敦接受上等教育的死刑逃犯马格威契，尽管在出场时是个杀人犯，但在一些时候还是体现了一种正直的品性，例如，不想牵连主人公，他承认是他偷了东西。马格威契的经历可以说是比较复杂的，他被流放是对他杀人罪行的惩罚，在流放地挣了钱后又去资助他，感恩图报。最后，他被判死刑后，却得到了匹普的原谅，而这正是对一个将死之人最大奖赏。于此，我们可以看到，狄更斯小说中的惩恶扬善意识非常清晰，这样的叙事结构在他的大多数小说中都存在，而《远大前程》也重复了这种叙事模式。
二 自然转换的叙事视角
《远大前程》中，狄更斯是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叙述了一个关于理想与幻灭的故事，在这里，狄更斯通过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展开了一个颇具悬念的故事，同时也通过这两种人称机制的恰当的交互使用，完成了道德教化。而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具体到小说中，前者就是回顾往事的“我”，即成年后的老匹普；后者则是经历中的“我”，事中的“我”，即少年匹普。这两种人称机制是回顾中的双重叙事视角，通过这两种机制的自然转换，可以让读者体会到“我”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对客观世界、对社会人生的不同看法和不同感受。而这一对比式叙述往往是全面与片面、成熟与幼稚、真相与片断的对比。如此，小说常呈现出戏剧般的张力和魅力。
小说开始时是“我”对自己身世和家乡的描述，这正是成年匹普的视角，直到作者将聚焦点一步步推向一个少年，视角才开始发生了第一次变化，转向了少年匹普眼中的人与事，叙述语气也由最初的成熟型转向了幼稚型。在这不断的变换视角中，成年匹普与少年匹普的叙述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成年匹普显得客观、冷静、成熟，而少年匹普则显得主观、无知、幼稚。
《远大前程》在叙述视角上，多将视角置于少年匹普身上，通过他的眼睛去观察和体会周围的人和事，这样，由于少年匹普的眼光所触都是在事件内部，所以，读者也无法从更远更全面的角度去了解事件外部的因素，只能随匹普的眼睛去发现和观察。如此，小说形成了叙事上的一大特点，即悬念性。从少年匹普的角度来看，最大的悬念即是资助他去伦敦的人。而这一悬念的成功构筑正是通过经验自我的感知局限而形成的，这也激发起了读者的探求欲和阅读兴趣。小说中的悬念很多，例如，狄更斯为什么在开篇时就讲了匹普碰到逃犯？第三章中，匹普帮助的逃犯和一个长疤的逃犯有什么关系，何以让他神色异样。还有第五章之后到第九章都不再见到有关逃犯的叙述等。各种悬念迭出，并在设置悬念中给予暗示，当一个悬念即将被揭开时，新的悬念又会被设置好。而这一切，多是因为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在小说中合理的交互应用而形成的叙事效果。 此外，除了获得悬念性效果外，小说在道德教化方面的呈现也令读者有了新的体会。小说中，少年匹普不断地犯错，不断地触犯道德准则，如何能让读者在阅读中不跟着他犯错，这时，成年匹普就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例如，匹普第一次离开乔时，内心非常痛苦，但后来又忘恩负义。所以小说中，作者先让叙述自我指出了匹普的错误行为，然后又让经验自我出来描述当时的行为并为当时的错误而忏悔和自责。这样，读者既能明白匹普的错误，也能在他的自责中了解他的心情，原谅他过去的错误，由此达到道德教化的作用。
三 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叙事效果
狄更斯时代，小说的教化往往是通过叙述者的评述、评价来实现，但在《远大前程》中，狄更斯打破了这种叙事模式，而是让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相转换，相融合，即通过匹普的成年和少年两种视角的转化、参照来实现小说叙述，这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也极大地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性和生动性。
小说中，作者让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相互转换，但大部分使用的仍是前者，也即后者都经过了前者的过滤，这样的叙述表达，使作品的叙事效果和意义更为清晰。《远大前程》这一小说反映的主题是建筑在沙土上的“理想”和“远大前程”是如何一步步幻灭的故事，在深层意义上还包含着作者的道德立场和人道情怀，这主要体现在对于道德的扬善惩恶上，以及对于下层民众善良品质的赞扬和对于上层阶级虚伪面目的批判上。此外，小说还通过对悬念的设置，对人物对话和匹普心理活动的描写，以及以叙述自我对主人公为人处事的反思的传达，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普遍认知的批判现实主义，而将笔触伸到了心理现实主义的层面上来，实现了传统主题与现代叙事的有机结合，呈现出别样的叙事效果。
心理现实主义，既要使人物的心理反映出客观存在，又要使对于人物的心理描写符合客观存在，二者要达到统一和融合。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即十分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思想，所以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主人公匹普视觉所接触到的一个世界，体会到了匹普对周围的人和身边的事的感知和认识，在这个层面上，狄更斯呈现出了与传统现实主义不一样的叙事手段。
可以说，《远大前程》在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过渡中，充当了一座桥梁的作用，这座桥梁便是心理现实主义。所谓传统与现代之分，其实是以作者的审美倾向为标的，即由对客观存在的关注转向对人类自身情感的关注，或者是个人内心感知的关注，而这一审美的位移，又连锁性地带动了从小说题材到小说叙事技巧的转变和更新。从这一转变来看，《远大前程》并没彻底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但却在多种试验中实现了桥梁的作用，可谓意义深远。
这一特色在小说中对匹普见到艾丝黛拉前后的心理描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见到艾丝黛拉小姐之前，匹普的心态比较平和，没有自卑心理，但当他见到艾丝黛拉小姐后，他的内心被激荡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变得烦燥，觉得自己“粗俗不堪”，心卑心理渐强，甚至责怪姐夫乔当年没有接受高尚的教养，才害得自己这般没教养。从匹普的自我感知出发来呈现他的心理变化，这是小说走向内心的一步。再如，对匹普得到资助前后的心理描写。未被资助以前，匹普觉得乔是最好的朋友，而且还很敬佩他的为人，时时想着他。但得到资助去了伦敦后，对于乔准备去看他，他却显得很不情愿。尤其小说透过匹普的眼睛对乔的衣着和行为的描写，非常明显地表明了匹普的内心感受。而且由于虚荣心，匹普也不愿让朋友们知道他和乔的亲密关系。在知道了乔来的目的是通知他与艾丝黛拉小姐会面时，他又开始了对自己的自责。在这些描写中，作者并没有以一个评论者的身份直接评议匹普，而是通过其前后的心理变化将匹普的性格特点一一呈现，这一方面，增加了小说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也将人物与读者的距离拉近，让读者能更好地体味作者的创作意图。
总之，在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依然保留着其传统的主题，但却在传统的主题之下尝试了多种叙事技巧，实现了向心理现实主义的跨越，甚至为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过渡做了一定的铺垫。
参考文献：
[1] 狄更斯，王科一译：《远大前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2] 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戴卫·赫尔曼，马海良译：《新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6] 赵炎秋：《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徐峰，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