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未央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工作人员郑富林为奥巴马画了张个人肖像,在奥巴马访华前寄往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代为转交。2009年12月24日中午,他收到了回信。信的大致内容为“郑富林:非常感谢您寄来的奥巴马总统的肖像,这是一件非常有思想的礼物,向您致以个人的敬意”。(据2009年12月26日《华商报》)
　　又见“感谢信”,令人欣慰!焦点即在于从何而来——美国驻华大使馆;又在于整个细节问题——传统的书信,传统的感谢方式。前不久,北京出租车司机王德成、周勇、杨波就收到来自华盛顿白宫的感谢信。通过这样两件小事,让公众看到公共生活的温暖,可欣慰之余未免又有些小遗憾,为何又是美国人?
　　按常理来说,无论是给奥巴马画肖像的郑富林,还是为其服务的北京出租车司机,根据我国的文化传统,抑或是人与人交往礼仪,说声“谢谢”、写封“感谢信”应该在情理之中。可为何如此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却成为新闻呢?当然,奥巴马的特殊身份是原因之一,但绝不是全部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我国真诚感谢的“匮乏”,才导致普普通通的“感谢信”成为“热闻”,呼唤的是一种传统道德文明的回归。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国不缺少感谢,而是缺少“真情实感”的“感谢”。去过火车站,到过公众旅游景点,那一系列的感谢话语似曾相识,甚至,连草根辈的我也能跟着那旋律与节奏随口道出那些感谢词。可见其的确“泛滥”了,的确过于流于形式了,而实际行动呢?少之又少。我们每次坐火车都会“晚点”,每回去公园都言过山车还在修理中,而后道歉,继而感谢公众的支持和理解。更有甚者,感谢也早就“录制”好的,一切似乎是在“复制加粘贴”,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中,哪里还有真挚的“感谢”?感谢不只是停留在口中或纸上,而应该有所行动的表示。
　　不可否认,过度阐释来自美国的“感谢信”也有些矫情了,搞得跟写情书似的。但是,爱之深则责之切,正因为作为国人,深刻感觉到和外国的差距,才让我们不再“哑声”,而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只为做好监督,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民主服务。在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谁感谢谁都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该成为新闻。我们热切关注感谢信的背后,是对我国政府的企盼,是对政治文明的殷切期望。
　　美国政府官员尚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好感谢活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可喜的是我国也有现成的样本。2009年10月2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发表致全市人民的感谢信,向关心、支持、参与国庆活动筹办的全市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此举不仅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答谢和人文关怀,更是建设民本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以及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当政府真心感谢百姓成为一种常态,“感谢信”在中国才不再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