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意识形态一向仇视宦官。在关于汉代与三国的民间戏曲与小说中，“十常侍”一向被视为“奸贼”与“小人”的代名词。大枭雄曹操本人虽不是宦官，但仅仅因为老爸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照样被儒家名士陈琳骂成“赘阉遗丑”。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元189年袁绍、袁术带着士兵杀光了京都洛阳的宦官势力之后，天下并没有安定，相反，东汉帝国反而在各路笃信儒家思想的军阀的相互倾轧中灭亡了。
　　其实，宦官制度是一夫多妻制膨胀后的天然产物，不能像传统儒家那样，既肯定一夫多妻制，又仇恨宦官—这就好比说，一个人不能既爱吃肥肉，又痛恨胆固醇，因为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而儒家反宦官，骨子里不是出于对政治形势的正确估计，而主要是出于对自身阶层利益的本能保护。
　　为了说明这道理，我们不妨想想：为何法国的拿破仑一世同样也是皇帝，他却没宦官？道理很简单，他不搞一夫多妻制。皇后约瑟芬产不下皇子，他也只好和她离婚，与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斯结婚，却不能封后者为贵妃。因为不存在一个东方式的庞大后宫系统，他自然没有必要老防着别人和自己太太偷情，因此也就不需要宦官了。大汉朝可就不一样了，西汉皇后以下的妃子光等级就有十四个，东汉也有贵人、美人、宫人、采女四等，这么多女人的名字，恐怕天子本人要全记住也难，没有一个管理机构怎么弄？但为了防止帽子变绿，正常男性肯定是无法从事此类管理工作的，而为了不引发嫔妃的嫉妒，女性最好也不要参与这项工作。结果呢，只有委屈一部分男人做宦官了。因为只有宦官，才能够得到嫔妃与天子的双重信任。
　　老实说，从生物学角度看，宦官制度在昆虫世界中已经存在了。蜂巢里的工蜂其实就是“宦官”（没有生育能力的雌性蜜蜂），雄峰则是“后宫佳丽”，而蜂后就是坐拥环肥燕瘦的“天子”。蜜蜂世界比人类世界略具有“蜂道”的地方则在于，工蜂之所以变得无法生育，这一过程不是通过残暴的人为阉割而完成的，而是通过性激素供给的减少而完成的。通过这样的自然分工，整个蜂巢王国就能够井然有序地運作起来。
　　麻烦的是，儒家的社会结构要比蜂巢复杂得多。不但皇帝有生育能力，而且各级儒家官僚也有，因此，皇帝对臣僚的控制权就无法落实为生理差别，而只能落实为政治权力的差别。然而，即使是抽象的政治权力，也需要活生生的人去落实。
　　不难想见，既然皇帝的肉身与臣子差别不大，皇帝要拓展其政治执行力，就只有依赖自身没有繁殖力的宦官系统作为信息中介，但人类社会的同类分工却马上会引发儒家的不满，因为儒家的意识形态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崇尚“多子多福”的生殖意味。故而，让笃信生殖原力的儒家去听从没有生殖力的宦官的摆布，自然会引发其极大的逆反心理，甚至使得与宦官略有瓜葛的曹操也被骂成“赘阉遗丑”。即使东汉的宦官中混球真不少，这事还是间接地与性有关。具体而言，东汉的不少宦官是在成年之后再被阉割的，因此，他们自己发达后，还有大量宫外的亲戚需要照顾，假公济私也就很难避免了。而天下的官职就这么多，都照顾给宦官的亲戚了，你要儒家还怎么混？
　　当然，现在我们既没有一夫多妻制，也没有宦官。然而，像工蜂那样没有特定性别识别的劳力的存在，对缓和人际关系的积极意义依然不容低估。而在信息化时代，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或许就是去设计与建造自身无法繁殖的人工智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