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三十年（453年），南朝宋颇有作为的一代英主刘义隆被太子刘劭杀死。
　　刘劭虽弑父篡位，但还是要装孝子的，因此对外宣称父亲是暴病而亡，为他举办了隆重的丧礼，并上谥号“景皇帝”、庙号“中宗”。刘劭继位不到两个月，即被三弟刘骏杀掉。刘骏当上皇帝后，重新给刘义隆上谥号“文帝”、庙号“太祖”。
　　刘义隆是南朝少有的有为之君，武功虽不如其父刘裕，但长于文治，使得南朝政治清明。可以说，他是相当出色的守成之君，时人也称他为中兴之主。所以，无论是象征经天纬地之功、慈惠爱民之能的“文皇帝”，还是“耆意大虑、布义行刚”的“景皇帝”，对刘义隆来说都是恰当的，问题出在庙号上。
　　西汉伊始，每位皇帝死后，新帝都会立庙祭祀他们，但这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每个过世皇帝的庙都留下，数代之后为数众多的家庙将难于祭祀。为解决这一问题，除了与在位皇帝最亲的几代皇帝外，其他皇帝的庙到一定时候都会被毁掉。但对于那些有大功、大德的皇帝，子孙后代会给他上个庙号，以示永远立庙祭祀。
　　这个待遇可太诱人了，能被世代祭祀可是无上荣誉。但每个朝代有那么多皇帝，大家又都是父子、祖孙这样亲密的关系，庙号给谁、不给谁都不好做，于是发展出一套庙号授予机制——“祖有功而宗有德”。也就是说，非有大功、大德的人不能上庙号。因此，两汉有几十位皇帝，但有庙号的才寥寥数人。
　　不过这种情况在三国时期被打破，从曹魏时期，庙号开始泛滥，及至五胡十六国，只要当过皇帝都能混个庙号。
　　到刘义隆这儿，庙号已缩水，加上他的政绩还可以，在南朝诸帝中也能处于上游水平，符合“有德”的标准，“中宗”的庙号也符合他守成之君的作为。刘劭虽大逆不道，但给刘义隆上的这个庙号还是很客观的。
　　但后来这个庙号被废除了，刘骏为刘义隆设庙号为“太祖”，这就很有问题了。因为这不仅将只能属于开国之君的“太祖”授予了守成之君，还使刘义隆的地位凌驾于刘宋开国之君刘裕之上。
　　刘骏是“太祖”，那刘裕呢？高祖。这是有先例的，刘邦不就被称为汉高祖吗？至于刘邦的庙号是怎么来的，不得而知，但却有个问题。
　　曹丕建立魏国，应该就是曹魏的太祖，但所有人都知道，真正奠定魏国基业的是曹操，他才是真正的开国皇帝，因而曹丕为显示对父亲的尊崇，追曹操为“魏太祖”。但最终正式建国的是曹丕啊，“太祖”给了曹操，那他怎么办？曹丕死后，上庙号“高祖”。
　　此后，“太祖”与“高祖”在禮法上差不多可以画等号。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位奠基者，还有一位建国者，那就一个叫太祖、一个叫高祖，混着来。不过，“太祖”在太庙里的地位稍高于“高祖”。
　　刘裕建立刘宋，既是奠基者又是开国者，按理说应是“太祖”，而且刘裕本人也有这个意思，他在开国后立太庙却不立太祖，实际上是为自己准备的，但没想到死后竞只被尊为“高祖”。其中原因不得而知，或许刘宋朝廷是想，以后要能有皇帝统一天下，上庙号“太祖”也未司知。
　　而刘义隆继位后也没给刘裕更改庙号，继续沿用“高祖”，直到他自己被定为“太祖”。刘裕的功绩比刘义隆大得多，最后却让刘义隆成为“太祖”，问题还是出在刘骏身上。
　　刘骏是刘义隆的第三子，按理说没资格继承皇帝。刘义隆晚年曾想改立世子，但由于刘骏长期不受宠，在朝中也没什么势力，所以不在考虑范围内。虽然刘骏后来做了皇帝，但还是很尴尬。
　　此外，据史书记载，刘劭弑父篡位后，身为一方大员的刘骏竞曾向其表示过臣服，尽管他后来做了皇帝，但始终抹不去这个污点，怎么看都得位不正。
　　为摆脱“不合法”带来的危机，刘骏必须采取行动来宣示自己登基是规范的，他选择的幌子是“孝”。他继位后，全盘废除刘劭的新政，改用元嘉旧制，以向天下昭示自己的为政标准完全承自父亲;连登基伊始的年号都定为“孝建”。刘骏的面子工程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乃至他死后谥号为“孝武皇帝”，还是一个“孝”字。
　　刘骏想要加强自己的合法地位，不光要展示自己处事有乃父遗风，还要抬高刘义隆的地位，以此与弑父篡位的元凶刘劭形成鲜明对比。刘骏用实际行动告诉天下：朕继位可能让你们觉得很别扭，但只有我才是最合适的继承人。
　　最终，刘骏将“太祖”强加在刘义隆头上，虽于礼于法不合，却换来了“至孝”的名声，让自己的皇位愈发名正言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