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在GDP中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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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务劳动不计算进GDP,也就是说,家务劳动是没有价值的。经济是基础。既然妇女的价值创造少,劳动报酬少,那么,男高女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就不可能会有实质性的变化。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两个舞台担负了双重的责任,那么她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贡献率该如何计算呢?通过丁水木和胡苏云两位专家的对话,我们应该对妇女在社会进步中的贡献有一个全新的评价。
  
  丁水木(以下简称丁):前些时候,看到过你的一篇文章,说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妇女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贡献率是38%。你引用了国外学者的一种新观点,认为如果把妇女的家务劳动也计算进GDP,则其贡献率是55%。
  胡苏云(以下简称胡):妇女在GDP中的贡献率是38%,这是十年前的资料,近些年可能有所变化,但不会太大。把家务劳动也计算进GDP,是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大家根据一些学者的意见提出来讨论的。
  丁:家务劳动如何计算GDP呢?众所周知,家务劳动是一种家庭内部的劳动,是夫妻之间或家庭其他成员之间为维持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劳动分工,其劳动成果并不作为商品出售,劳动者没有也不可能向家庭其他成员领取报酬,也不会有人向家务劳动者支付薪金。
  胡:学者们经过思考认为,家务劳动同社会上的服务业劳动性质是相同的。既然服务行业的劳动能计算进GDP,那么,同样性质的家务劳动可以也应当计算进GDP。不过,在认识上当时就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丁:仔细想想,服务行业劳动者的劳动与家务劳动者的劳动,两者的性质既有相同的方面,又有不同的方面。服务行业劳动者的劳动属于社会劳动。家务劳动毕竟不是社会性的生产劳动或服务劳动。
  胡:正因为家务劳动不是社会性的服务劳动,是一种不领取和支付报酬的无偿劳动,所以,虽然这种劳动为家庭生活所必需,却不可能计算出它所产生的附加值。要计算这种劳动的GDP,就只能参照如果由社会提供同类劳动其价格是多少来推算。
  丁:我想起来了。去年我在《环球时报》上看到一个资料,说是在美国,一个全职家庭主妇身兼清洁工、厨师、幼儿教师、洗衣工、驾驶员、设备管理员、门卫、计算机操作者等10个职务。如果分别聘用职业工作者担任这些职务,所需支付的年薪是14万美元。
  胡:是啊,按此推算,把我国的家务劳动用我国服务行业劳动者的工薪水平来计算,妇女的GDP贡献率确实会达到甚至超过55%。因为我国的职业女性还同时兼任着家庭主妇的角色。
  丁:这倒也是。许多调查证明,即使在双职工家庭,夫妻都承担着职业角色,但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时间总体上也还是多于男性。
  胡:职业妇女承担的家务劳动时间略多于男性,全职主妇的家务劳动时间更是大大多于男性。我们可以通过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来推算其GDP。然而现在却没有能计算进GDP,就使妇女在经济上至今仍处于相对的劣势地位。
  丁:的确是这样。妇女处于相对的劣势地位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最早的社会分工是两性分工。分工是需要的,本来也不存在男高女低、男尊女卑的问题。但是,因为体力上的差异,女性从一开始就处于弱势。而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的定型化,造成了中国乃至世界一直是男性处于主导地位。
  胡:近一二百年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这种状况逐渐有所改变。
  丁:在我国,旧社会的妇女不但有三座大山的重压,而且还有套在颈上的夫权绳索。男女平等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新中国的宪法、婚姻法、劳动法等等法律法规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妇女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妇女走出家门,大规模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又使妇女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恩格斯提出的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在我们国家里正在努力从理论转化为实践。但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改变还只是在缓慢地进行。
  胡: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妇女虽然参加了社会劳动,但是家务劳动既没有因此而被摆脱,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社会化。其结果是,我国妇女既要参加社会劳动,又仍然被繁重的家务劳动所束缚,职业与家务两副重担双肩挑。
  丁:家务劳动不计算进GDP,也就是说,家务劳动是没有价值的。经济是基础。既然妇女的价值创造少,劳动报酬少,那么,男高女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就不可能会有实质性的变化。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旦就业形势严峻,妇女的就业比例也会有所下降,让妇女回到厨房去的叫唤也似乎理直气壮了起来。虽然我国妇女的就业比例在世界上还居高位,但相对于男性而言,对GDP的贡献率还是低的。用当下的GDP计算方式来考量,要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谈何容易?目前面临的瓶颈是,如何才能把家务劳动参照社会劳动一样来计算GDP,使理论假设变为实际操作,计算的标准是什么,需要好好研究。
  胡:其实联合国和世界劳工组织早就试图从对劳动力分类的角度辨析和承认妇女的无形劳动价值,还特别提出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关键,因为许多旨在发展的项目的失败,往往与其根本忽视妇女的实际作用有关。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提出了12个与妇女发展有关的关键问题,其中也特别要强调设置指标承认和显示妇女对经济的贡献,包括无报酬的家务劳动;要实施法律保证男女同工同酬,调整工作形态,以促进男女对家庭责任的分担。
  丁:是呀,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我们还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其原理不但体现在商品生产中,也同样体现在服务劳动中。家务劳动既然也是一种服务劳动,等量的社会必要劳动其价值量相等的原理同样也应当是适用的。马克思同时又说,劳动有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分,在同样时间内,它们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这似乎让贬低体力劳动和家务劳动的价值的人找到了理论根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更把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异和报酬区分发挥到极端,例如对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管理劳动与一般劳动、高级劳动与低级劳动,都存在严重的厚此薄彼的倾向。最近在文汇报上刚看到一篇对这一极端化现象提出质疑的评论《雪灾教我们要更加重视体力劳动》,那么同样地,如何正确认识家务劳动的价值,而且是可以量化的价值,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胡:我从自己做过的课题中了解到,家务劳动的价值在许多国家中被普遍忽视。而在发展中国家,家务劳动占到所有家庭成员劳动总时间的40~45%,及GDP的25~50%。1976~1977年对马来西亚的一项调查显示,家务劳动占家庭收入的近1/3。家务劳动的价值是绝对不应低估的。对此,我想,还可以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我们思考的路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而世间所有的人,包括伟大的和平凡的人在内,母亲的作用是巨大的。
  丁:在教育子女成才方面,中国古代就有一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因居住地靠近墓地,孟子学了些丧葬、悼念痛哭这样的事。孟母认为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成长。于是就搬家,但新家离屠宰猪羊的地方不远,孟母又感到不适合,就再次搬家。这次孟母把家搬到学校附近,孟子从小耳濡目染,认真学习,这就有了未来的“亚圣”。
  胡:是呀,母亲给孩子带来了生命,而且承担着养育阶段的主要任务,也是他接受社会教化的第一任老师,在他成长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付出了不可计量的劳动和心血。如今虽然孩子教育越来越走向社会化,越来越依托正规的幼教和学校教育,但那更多的是一种面向群体的普通教育,而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最了解,尤其是母亲,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更长,不仅言行举止和道德信仰直接影响孩子的个性和发展,而且更适合对孩子进行应才施教,弥补大众化学校教育的不足,因此母亲对孩子教养的投入时间和精力可以说对未来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这样,我们更不应忽视包括孩子教育在内的妇女家务劳动了。
  丁:站在成功男性的背后,还有一位默默无闻的妻子。妻子是男子为事业奋发努力的后勤部长。《十五的月亮》借一位解放军战士的口唱道:“你守在婴儿的摇篮边,我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你在家乡耕耘着农田,我在边疆站岗值班……军功章呵,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胡:所以,当我们把大部分GDP的创造归功于男性的同时,不能一笔不提他们所充当的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单就这一点,我们也应该与传统的GDP 统计方法宣告Bye-bye,你说是吗?至于究竟用哪一种方法来量化计算,我们可以继续研究。■
  编辑: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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